罗钦顺论心学及禅学

从理气一元论的观点出发，关于人的精神(人心)与形体的关系，罗钦顺这样指出:“人心之变化，与生俱生，则亦与生俱尽，谓其常住不灭，无是理也”(《困知记》续卷下)。他批评了无限夸大精神作用的一些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罗钦顺对杨简的评论。

杨简曾是陆学的著名传人，其著作编为《慈湖先生遗书》。他有许多关于“心”的论述，对“心”(人的精神)的作用作了过于夸张的宣传。他写有《己易》一篇，宣称“我”即世界，这个“我”不仅是形体，而且是“吾性”。他说:“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己易》)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说，当然认识离不开人的主体活动，所有的心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都不懂得物质世界是人的认识的源泉，离开这个客体，人们也就没有认识活动。罗钦顺在《困知记》续卷下中引用这一段话，并且指出，这就是佛教《愣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之义，用主体、精神吞没客观世界。罗钦顺指出杨简的中心思想是“以心法起灭天地”，视“天地万物之变化，皆吾性之变化”(《困知记》续卷下)，这样，以“藐然数尺之躯，乃欲私造化以为己物”，就是“不知量”(同上)。

罗钦顺还提出“造化”外物与“己”的关系问题。他对王守仁的批评就从这个问题上展开。

王守仁说“造化”与“己”的关系，有一句著名的话头:“天下无心外之物”，他由此出发去论述理学命题“格物致知”，便提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的观点。

针对王守仁的“致知论”，罗钦顺在给王守仁的信中，公开提出了责难，他说:“试以吾意着于川之流、鸢之飞、鱼之跃，若之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耶?此愚之所不能无疑者也”(《困知记·附录》《又与王阳明书》)。这里所说的川之奔流，鸢飞鱼跃，都是指自然现象，对于这些“物”，人的主体意识如何去“正”?此处的思路似乎比对杨简的批评更深入一步，不仅提出不能“私造化以为己物”，即不能以人的主体活动去代替客观的自然事物，而且提出人们应如何去认识事物。在这个问题上，罗钦顺批评了思想界的两种倾向:“或夸多而斗靡，则溺于外而遗其内;或厌繁而喜径，则局于内而遗其外。溺于外而遗其内，俗学是已;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这里指出人们的认识既不能离开被认识的客体(“外”)，也不能忽略人的认识的主体自身(“内”)，只谈一个方面而抹煞另一个方面是不全面的。

在对王学的批评中，罗钦顺抓住了事物的“本然之则”(即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论证，表现出思想眼光的犀利。他对王守仁说:“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同上)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本然之则”，达到内与外的统一呢?在这个问题上，罗钦顺并没有作出正确的论述，而是再次沿袭了程朱理学的观点，认为:①性即理;②天人物我一理。由此我们可以明白，罗钦顺所谓的“理”原来与“仁”相通，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这样，他所列举的川之流、鸢之飞等事物的本来面目，也被涂上了伦理道德的色彩，从而降低了他对于王学批评的理论意义。

罗钦顺对陆九渊、陈献章、湛若水都有所评论，特别是他与湛若水之间的相互论辩甚多。罗钦顺认为，陈献章与湛甘泉的学术要旨，在于否定人的感觉、知觉与情感的作用，而让“心”代替一切，即“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所以，他把这些学说归结为“禅学”，并且进而从认识论方面评论禅学之失。指出:“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则思，是皆出于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为也。……彼禅学者惟以‘顿悟’为主，必欲扫除意见，屏绝思虑，将四方八路路头一齐塞住，使其心更无一线可通，牢关固闭，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终其所见不过灵觉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实未尝有见也，安得举此以乱吾儒穷理尽性之学哉?”(《困知记》续卷下)在这里，罗钦顺敏锐地指出湛甘泉受禅学思想影响很深，而禅学的弱点在于否认人的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而产生的感觉、知觉、印象、思虑，终止正常的思维活动，以期达到所谓顿悟的境界。

应该指出的是，罗钦顺在这里将感觉、知觉以及思维的能力都看作“天命之自然”，这就肯定了感觉和经验的合理性，具有唯物论的意义。把这样的观点运用于伦理学的范围，他提出这样的看法:“夫目之视、耳之听、口之音、身之动，物虽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无假于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动，则有当视者有不当视者，有当听者有不当听者，有当言者有不当言者，有当动者有不当动者;凡其所当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违者，故曰真也。所不当然者，则往往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达诸家国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极之道而内外本末无不一贯也。”(《困知记》续卷上)这段话集中体现了罗钦顺以感觉论为基础的伦理观，包含有这样几层意思:①感觉属于“天命之自然”，不能否定，称为“真”;②在感觉(自然)的基础上产生的行为有符合伦理道德和不符合这种规范的两种情况，前者称“当”“真”，后者称“不当”“妄”;③调节感觉欲望以达到存真去妄，这是儒者的最高道德修养及人生目标。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罗钦顺将感觉与伦理规范相联系，提出“当然”出于“自然”，把感觉欲望与伦理规范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显示出与理学家的区别。

罗钦顺运用上述观点批评禅学，指出他们否认感觉，不可能解决伦理观上“何者在所当存”“何者在所当去”的问题，是一种虚妄的看法。

罗钦顺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从罗钦顺的思想中我们看到:明代中期理学异端的思想重心表现在理气观上，其他观点大都由此引出;这些思想资料不仅为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想家所利用，而且为近代戊戌变法以前的进步思想家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