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产生

阳明心学的产生、发展，是自宋以后新儒学自我演变、自我更新、转型的结果。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显学，为统治者所独尊，士人思想受到很大的束缚，很多士人甚至认为天下道理都被程朱说尽，士人只需准行即可。朱子之学“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25]。朱学逐渐成为限制学术活力的桎梏，学术转型势在必行。当时学术的种种弊端促使王阳明进行反思，在他看来，朱学的独尊地位使它日益僵化，徒具形式而不能深入人心，不能发挥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因此导致当时社会产生种种弊病与危机。有鉴于此，王阳明深感历史的责任，有志于将儒学的纲常伦理根植于士人百姓心中，体现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使之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有效力量，以挽救社会危机。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构建过程较为复杂，黄宗羲认为，王阳明前后有两次“三变”，对于前“三变”，黄宗羲概述道：“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26]前“三变”涉及王学的创建过程，反映了王阳明起初笃信、痴迷朱学，后又与朱学分道扬镳的求学过程。先生于二十一岁时，“为宋儒格物之学……遍求考亭（朱子）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27]。此是第一次遵守朱子格物之说以穷理，结果不通而病。二十七岁时，“先生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28]。这是第二次遵循朱子格物穷理，结果还是无功而返。正德三年（1508），先生“龙场悟道”，大彻大悟，始知圣人之道，此为王阳明心学诞生之时。对此，先生说道：“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29]后“三变”而至圆至成，黄宗羲精当概述道：“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30]黄宗羲认为，学成之后“三变”与前“三变”不同，后“三变”只是一根之发展，一系统之完成，唯于功夫上有困勉与纯熟之别而已，非于义理骨干有改变也。以后，先生专提“致良知”三字，此阶段是先生四十五至五十岁间，他一方面讲学，一方面成事功，事业学问俱在鼎盛之时，此即收敛与发散圆融而为一，已克服主客体分裂对立之境。“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此指自五十一岁至五十六岁一阶段而言，此阶段先生已臻天理，进入纯熟化境。

“心即理”为王阳明心学之理论基础，也是其宇宙观。他服膺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以为简易直接，有以接孟子之传；并且发展了陆氏之命题，完全否认了待“明”之“理”的客体，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的命题，认为“孝、悌、恻隐之心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从而以一元论的“良知”说代替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论。先生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此“心”不仅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着天地、鬼神、万物，“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吾心”不仅化生天地万物，即便六经学术，亦在“吾心”之中，“六经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31]关于知行关系，先生抛弃了宋儒“知先行后”的传统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不可能分开。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由。认为人如果将知行分开，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之弊。他称“知行合一”不是凿空杜撰，说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人只是由于被私欲隔断而不知而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谓之行者，只是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是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32]既然“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并进”，认为学、问、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关于认识方法，先生的核心思想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他称此为“学问大头脑”“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33]。此命题实际是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观点结合起来。但他认为“格”不应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所谓“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34]，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物”的目的在于“致良知”，他将孟子“良知”的观点大加发挥，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它“生天生地”，是“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认为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他认为良知即天理，“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推而衍之，便为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由哲学到伦理学的逻辑论证，树立了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王阳明的学术在宁波发展为姚江学派，对明代及后世儒学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