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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特性形成的理论

时间:2022-03-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是由其资源和周围环境的特点以及这些环境的变化而决定的。政治的、地理的以及人种的因素都会对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影响。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特征的形成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于文化特性形成的理论_现代社会

一、关于文化特性形成的理论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化模式。这些文化特性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宗族意识,而美国社会却形成了个人主义意识?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几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的解释方法与观点。

1.功能主义的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是西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探究文化现象时使用最广泛的解释方法之一。它以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这种解释方法强调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它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如美国的圣诞节、橄榄球赛、南方浸礼会等等都是一些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丛”,它们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又如:为什么旧时中国的女子要裹小脚?按照这种解释方法,那是为了要把女子束缚在家里,以养育孩子、服侍公婆与丈夫。因此,按照这种观点,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是它符合了社会的某种需要的结果。

2.人种学的解释方法

这种观点专门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文化现象,认为不同民族或种族在文化上的差别是由于人种的不同而造成的。比如有的民族生性好斗,于是产生了竞争意识;有的民族生性懦弱,于是安分守己。这些生理素质方面的特点会在他们各自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反映出来。

人种学的解释方法对于某些文化现象的产生能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从总体上讲,这种解释方法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因而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坚持这种观点了。

3.生态学的解释方法

这种观点把文化特性的根源归结于环境的影响。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是由其资源和周围环境的特点以及这些环境的变化而决定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他对具有同等狩猎技术的不同部落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对比。这些部落都使用了弓箭、长矛和陷阱狩猎。他认为,这些部落的社会结构的差异取决于他们捕捉对象的不同。如果主要的狩猎对象是大的迁徙兽群,如驯鹿,那么这一部落的规模就比较大。这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狩猎活动。如果狩猎对象是小规模的、分散而不迁徙的兽群,这个部落就由一些小范围的单血缘群体组成。

文化生态学的观点对于解释某些文化现象是有价值的。台湾学者杨仲揆在论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时,认为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团结精神和基于现实利益原则基础上的多变性等民族性格的形成,其原因之一是,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孤岛。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许多民族或地区所具有的文化特性确实与它所处的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如海南岛的椰文化,江南的竹文化等等。

但是,用生态环境来解释文化特性毕竟是表面的和十分有限的。我们很难用周围环境来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解释各种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各种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如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中国人的宗族观念等。

4.意识形态的解释方法

这种观点认为,某种文化特性的形成是某个阶级或某一社会利益集团支持的结果。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盖伊·斯旺森在《宗教和政体:对改革的社会学解释》一书中所作的宗教差异的分析。他试图说明为什么16世纪欧洲各国的君主有的接受天主教,有的却接受基督教。他认为他们选择的依据就是看那些教派是否支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盖伊通过研究发现,强大的中央王室倾向于喜欢天主教,而小君主们却选择了基督教。

用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解释某些文化特性形成的原因是十分有用的。马克思也曾表达过与此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已。我国“文革”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文化特性与当时领导层所推行的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

5.物质生活条件决定论的观点

这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解释文化现象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点本身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是由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并且指出,人们的观念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2]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很少用“文化”这一概念,而是用观念、意识形态等概念,但他们所用的概念正是文化中的主要的深层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得到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广泛赞同。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维·波普诺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划分和经济因素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的观点是对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激起了许多社会变革,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

马克思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论的观点是我们用来分析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特性形成的最重要的依据。中国人何以形成了求安、求稳、求均的观念和社会心理?离开了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条件的理解,我们就很难对此作出解释。千百年来,中国人靠土地生存,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如遇天灾人祸、兵荒马乱,便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因此,人们把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安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为了解决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不得不要求均贫富,要求人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于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离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条件,我们就不能对中国人的文化特征作出深刻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形成各种文化特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一定社会的文化性质与特征归根结底是由该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第二,物质生产与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是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最深刻的根源。它们不仅为文化的变化提供了原初的动力,而且制约着文化发展变化的方向。

当然,物质生活条件并不是决定文化特征的唯一因素。政治的、地理的以及人种的因素都会对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影响。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特征的形成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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