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先驱_关于康熙的事迹

文化先驱_关于康熙的事迹

康熙自小就酷爱读书。

还是皇子的时候，他就对读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别的皇子视读书为煎熬，他却视读书为乐趣。及至登上皇位，他更是读书不辍，至老不倦。他读书涉猎范围极广，从中国的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书法绘画、宗法礼仪等传统文化到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几何、农学地理等自然知识，无不兴趣盎然。

当然，仅仅是有兴趣拿来读一读，还是稍嫌不足。事实上，他不但读，而且还喜欢研究。据史料记载，他一生之中，单单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就有八九十篇之多。如果放到现在，那么他的这些成就足以媲美学者了。

康熙的汉文化水平很高，他曾在《登高诗》中写道：“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诗文大气磅礴，波澜壮阔，写出了一位帝王胸怀天下的气象。事实上，这样的诗他只是信手拈来，写得极为容易，因为胸中有成竹。(www.guayunfan.com)他接受汉文化，也是从小时候开始。幼时他在宫外福佑寺住了一段时间，接触到了大量汉族传统文化知识。与他朝夕相处的乳母孙氏是正白旗汉人包衣曹玺之妻；两个侍从太监为明朝所遗，也懂得一些汉文化知识。这几个人闲来无事，便向康熙讲一些世代相传的掌故，久而久之，康熙便对汉文化有了极大的兴趣。

没有一点儿虚假，他是真正喜欢汉文化，尤其是喜欢汉文化中的儒学。他从小就视尊孔重儒、读史论经为帝王的本分。在他的身边，总有一群儒学份子，如张英、高士奇、杜讷、李光地，等等。他们通过与康熙的讲读与研讨，使其更加坚定了对儒学的笃信。对儒学的笃信，使他选择了一条以儒学治国的道路。

他开始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尤其是宋明理学，将儒学进一步哲理化和系统化了，更容易接受和利用。于是，他便把宋明理学奉若神明。想要以儒学治国，就必须先从朝廷中的大臣们开始，他除了与那些儒学份子讨论理学外，更是把理学搬上了朝堂，与满朝文武一起讨论。

当然，想要说服朝中大臣接受自己以儒学治国的理念并不容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满籍大臣。怎么办？他以自己为表率，做给满朝文武们看。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路过曲阜孔子庙，专程前去拜谒圣人。据《康熙政要》中记载，他拜谒孔庙十分恭谨：“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四配十哲两庑，从官分献，乐舞间作。礼毕，圣祖幸诗礼堂，衍圣公孔毓圻等行礼毕。监生孔尚任进讲《大学》圣经首节，举人孔尚立进讲《易经·系辞》首节……”他没有摆一点儿帝王的架子，恭恭敬敬地叩拜孔子，让满堂文武大臣称奇不已。但是自此之后，朝廷中尊孔重儒之风渐盛。他的目的开始慢慢达到。

但是火还不够旺，需要再烧一把。

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颁《孟子庙碑》，把孟子放到了亚圣的地位。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又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曾、思、孟《赞》，命令翰林院缮写，国子监摹勒。然后，他又命人快马加鞭将其分发到直隶各省。

康熙三十二年（1693），阙里圣庙始成，他命令皇三子、皇四子前往致祭。他对大臣们说：“朕唯大道昭垂，尧舜启中天之圣，禹、汤、文武绍危微精一之传，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虽不得位，而赞修删定，阐精义于六经，祖述宪章，会众理于一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丕著于宇宙，与天地无终极焉。”他再次给予孔子无上的地位。

对于程朱理学，他也是想尽办法来宣扬。他命令儒臣重修明永乐年间编撰的《性理大全》，命熊赐履、李光地等人留心理学，并编纂《朱子全书》，他还亲自为此书作序。此外，他还派人纂修了《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理学名著，并将这些书分发到全国各地，大力推广。

他将孟子提升到了亚圣的地位，同样也将朱熹正式升配到孔庙，定序位为十一哲。在他的带头下，各省学府、孔庙也都效仿这种做法。而朱熹所注释的四书，也在他的谕令之下，被清廷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范畴。这使得朱熹的地位空前提高，普天之下诸多学子，人人都要精读朱熹。

一生励精图治，不断求索、实践，是康熙性格的真实写照。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尊崇旧礼教，旧的程朱理学。他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源于理学，但却高于理学的理念，并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实际上，尊孔重儒，不断地学习、应用理学，已经使他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有些大臣恭维他，认为他的才智和才能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他听了大为不悦，反驳说：“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之天授，非人力也？”他更注重实际，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全都是从学习中得来，而并非“天授”。他很实际！

确实，他的才能多来自于学习。他奉行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治学之道，对于自己不懂的能够“不耻下问”。他虽贵为天子，但却能向任何人求教，包括普通人。皇宫中有些侍卫，甚至是宦官，都是他请教的对象。点滴之水汇成江河，他的才能，都是通过一点一滴的辛苦学习得来。

他善于学习，能够活学活用，所以特别反对那些死读书的酸儒。他主张的是身体力行，学习致用。他曾经说过：“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请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他对于学习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能够活学活用，也就够了。对于那些只知夸夸其谈，却不知付诸行动的大臣，他一概弃之不用。

推崇、学习、致用、推广，他确实将儒学治国的理念，融入清朝的每一寸角落。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他主张因地制宜，不可强求一致，既不能用汉人之道治理其他民族，也不能用满人之道治理整个国家。他认为“治天下当宽礼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不可行也。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断不可行。譬如陕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则不但彼处田土此不能耕，此处械器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他的这种见识，在帝王之中已经很难得了，至少他的政策很开明。

以“仁政”治国的思想，就是他从儒家学说中学到的。在他当政期间，天下并不太平，处于大乱与求治之间，各种矛盾较为复杂。他应用“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的治国理念，慢慢安定了社会，巩固了统一大业。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一直以遵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为己任，勤于治理国家。他不仅自己学，更是号召天下臣民共同学习，并以学致用。在他的推动下，儒家思想在康熙朝发展到了顶峰，促进了整个社会安定和谐地发展。当然，他自己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更是把儒家理念应用到了极致。

除了尊孔重儒，推崇程朱外，康熙对于清代文化的又一大贡献是编撰图书。

严格来说，研究儒家学说，推行以儒治国，只是康熙满腹才华的冰山一角。除了儒家学说，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他能诗善文，能书能画，更是写得一手好字。可以说，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全能大师。

人就是这样，懂得越多，就会越觉得自己所学不足。康熙一方面觉得自己所学不足；一方面又想让璀璨缤纷的中国文化传承于世，于是便萌生了编撰图书的念头，而且这个念头一发不可收拾。

鉴于这种想法，他开始了自己的编撰图书之路。

当然，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想要编撰图书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他一道谕旨下来，编撰图书就成了国家紧要大事。于是，专门的工作人员、饱读诗书的才子、学识丰富的学者，都排成队来为编撰工作服务。他在宫内设置了专门修书处，蒙养斋专修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书籍；佩文、渊鉴二斋专修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国，所以他又专门辟出一个地方，成立了专门从事翻译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清经馆，这样在编撰图书的时候，一些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也不会落下。

天时、地利、人和俱备，于是一场以康熙牵头的编撰之风在清朝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他十分重视史籍，下令编撰的史籍有《清文鉴》、《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等。这些虽然是图书整理工作，但也着实繁重，花费了不少财力和人力。

泱泱大清王朝，为了振兴文化，还在乎这一点儿财力人才吗？当然不在乎！编撰工作展开以后，康熙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学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名称职的“总编辑”。他能对每部书的编撰工作都给予具体、细致的指导，甚至编撰体例、资料来源方面他也要严格把关。有时候，他居然会亲自动手，整理调查结果，批注读书心得，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清朝康熙时期所编撰出来的图书，几乎每一本都有他的心血。

持续不断的编撰工作，使得康熙年间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图书，这些图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总的概括起来，康熙组织编撰的图书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为字书。其中包括《清文鉴》、《康熙字典》等书。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康熙字典》，这部书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编起，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总共历时六年，工程量十分浩大。当然，这部书的意义也同样非同小可，它为巩固规范统一的文字，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服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大类为类书。清代的类书有些类似于近代的百科全书，里面收集了四部诸书，分类抄录而成。康熙年间所编撰的类书并不多，其中最有名的只有一本，叫作《古今图书集成》。

第三大类为文学书。这类图书比较丰富，比较出名的有《古文渊鉴》、《历代题画诗》、《历代诗宗》、《全金诗》、《四朝诗》，等等。文学书的种类丰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文人们大多喜爱诗词歌赋。

第四大类为经书。他将凡是在经日讲座时听过的经书，都编撰成书。其中包括《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等等。编撰之后，他下令用满汉两种文字刊印这些佛经，然后再进行推广与普及。很显然，这些经书的编撰，加强了清代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当然，除了这四大类图书外，他所主持编撰的图书还有一些，例如《明史》、《三朝国史》等史书。明朝被清朝所亡，所以他认为清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撰修《明史》，他想让自己的后世子孙都以明朝的灭亡为鉴，好好振兴清朝。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明史》的编撰工作，几乎每一部分自己都要亲自过目。

《三朝国史》是大清朝自己的历史，编撰起来更是不容马虎。在这部书的编撰上，康熙亲力亲为，自行搜集资料，克服了重重难关，历时十年，终于将这部书稿编成。而这部书稿，也成了我们今天了解清史的重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