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难_关于康熙的事迹

用人之难_关于康熙的事迹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施琅斗志昂扬地奔赴厦门。

施琅的前半生，是卖给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他南征北战，为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得到的，却是父亲和弟弟被杀的结果。正因为此，他才投降了清军。但是投降清军，郑家人更是不肯放过他，甚至灭了他满门。郑家是他恨入骨髓的仇人，所以他不会容许仇人过得舒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军队，杀上台湾，报仇雪恨。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朝廷上疏，表达自己灭台的决心和谋略，但是他的意见却一直得不到采纳。

现在，机会来了，康熙任命他为福建水师提督，让他带兵攻打台湾。他的内心，早已被热切的战斗欲望充满了。

一到厦门，施琅就投入到紧张的备战状态之中。虽然现在清廷重设了水师，但是这支水师的战斗力却太差。施琅知道，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才是收复台湾的关键。为此，他制备军器，整船练兵，大力训练士兵的海中作战能力。同时，他还向康熙上疏，向其索要“专征台湾”的指挥权。(www.guayunfan.com)施琅为什么要这么做？施琅这个人，对于自己的海战能力极为自信。但是正是由于太过自信，他总是不放心别人的指挥能力。他怕总督、巡抚这些并不熟悉海战的人，会在战时影响自己的作战计划，不利于战事的顺利推进，于是就想一个人说了算。

康熙接到奏疏，当即否决了施琅的请求。他不是不信任施琅，而是知道姚启圣等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施琅虽然极具才干，但毫无疑问，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的火焰。人一旦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就有可能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所以，他想要姚启圣和施琅一起进剿台湾。他传谕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吴兴祚有刑名钱谷诸务，不必进剿。”

施琅虽然不愿意，但圣意难为，只得老实操练水师，准备克日进攻台湾。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进攻台湾了。出发之前，施琅还不死心，又上了一道疏，再次恳求康熙允许自己“专征台湾”。他倒是没有说姚启圣的坏话，反而极力称赞姚启圣，说姚启圣“调兵制器，奖励士卒，精敏整暇，沲嗟立办，捐造船只，无所不备”。但是绕来绕去，言下之意还是认为姚启圣虽然有才干，但不熟悉水战，自己想要独征台湾。

施琅原本无意得罪姚启圣，但他接二连三地上疏请求“独征台湾”，却引起了姚启圣的不满。姚启圣虽然和郑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他却早就有了收复台湾的志向。康熙按兵不动的那几年，他曾数次上疏，请求出兵台湾，并表示“臣必欲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以报国恩”。但是那几年福建水师太弱，康熙又忙着清剿藩乱残兵，所以对于他的提议也就置之不理了。

这样一个复台狂人，施琅却想让他袖手旁观，他不生气那才叫咄咄怪事。

姚启圣得知施琅上疏“排挤”自己，咬牙切齿之余，也赶紧上疏康熙，为自己辩驳：“臣虽然生长北方，然今出海数日，亦安然无恙，不呕不吐，何以知臣毫无所长？”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施琅了。末了，姚启圣再次明志：“宁愿战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者也。”他也表达了自己宁愿战死的志向。

对于两人的奏疏，康熙没有做过多的指示，而是坚持自己之前的意见：总督、提督一起出征台湾，两人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还未出师，两位主帅之间已经出现了矛盾，这似乎对战事非常不利。但是，康熙明明看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却并不调解制止，这就有些奇怪了。说穿了，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康熙用人，往往能够知人善用，姚启圣和施琅各有优势又各有劣势，两人的性格都极为自负，友好配合显然不大可能。既然他们不能好好配合，那就让他们互斗，通过小的摩擦来刺激彼此的潜能，更好地打赢这场仗。为了能够收复台湾，康熙可谓用心良苦。

姚启圣和施琅，因为彼此之间有了嫌隙，争执得更加激烈了。后来的争执，却是因为出征的时间等问题。

海战不同于陆战，需要考虑风向、天气、时间等诸多问题。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信心满满地派遣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带兵征剿台湾。康熙并不是十分了解福建水师的情况，遂命令施琅在十月份出征台湾。但是施琅到任后，却发现水师战船不多，兵士不齐，训练疲软，整体作战能力极差。这样的水师，自然无法征剿台湾。于是他向康熙上疏，请求将出师台湾的时间延后。同时，他还考虑到“冬春之际，飓风时发，舟骤难过洋”。因此，他想要在次年三四月份进兵。

但是姚启圣却不同意，他提出要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发兵台湾，理由是这几个月北风正盛，战船大可凭借北风驶往台湾。

康熙考虑再三，认为施琅熟悉海战，便听从了施琅的建议。

可是，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施琅却改变了主意。这次他的理由是：夏春交替之际，东北风比较多，这个风向会给水师船队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攻台时间应该定在夏季。

施琅反复变更攻台时间，一直往后拖延，引起了朝廷相当一部分大臣的担忧。他们认为，施琅这么做，会明是在故意拖延，给台湾郑氏集团争取准备的时间。甚至有人还认为，施琅必定还在心向台湾。这些话传到康熙耳朵里，康熙及时把门关上了。他为施琅辩白：海上变幻，难以把控。所以，有关战事的具体决策与行动，应该由前线的指挥将领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任何人不得胡乱揣测。议政王大臣无奈，想要限期施琅出征台湾，但也被康熙否决了。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初，施琅与姚启圣终于出兵。他们的第一站，是台湾门户澎湖。眼看战争一触即发，但是姚施之间却又发生了争执。

施琅认为，澎湖坐向东北，夏至盛刮南风，而且还会连续很长时间。如果大军从铜山发，并把船队前后连接起来，那么士兵们将不会出现晕船的情况，战斗力自然大增。而且交战的时候，清军处于上风口，郑军处于下风口，优劣自然就很清楚了。所以，夏至进攻，是最好的时间。

但是姚启圣却不同意，他还是坚持冬春利用北风进兵。他的理由是，澎湖、台湾有不少可供船只停泊的港口，但是那些港口所在的位置只适用于趁北风驶来的船只进驻。而适用于南风驶来船只进驻的港口，却只有一个娘妈宫。这个不同导致的结果是，趁北风进攻澎湖、台湾，可以兵分多路，且进可攻退可守；而趁南风进攻，只能据守一个地方，如果连娘妈宫也无法攻破的话，那么清军就只能漂流在海上，无港可停了。

两个人一个想在夏至攻台，一个想在冬至攻台，争论了十多天也没有结果。因为意见不能统一，致使出兵计划也耽误了。宁海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等人听说施姚二人意见不合，遂赶到铜山劝解。姚启圣是福建总督，福建官员多听他的命令。施琅无奈，只得听从姚启圣的安排，把出兵台湾的日期延到了十月。

姚启圣和施琅两个人，除了在进攻台湾的时间上有分歧外，对待台湾的态度也不相同。

姚启圣虽然一直坚持平复台湾，但他所采用的方法更侧重于招抚。他出任总督以后，制定了十分详尽的招抚政策，希望能够以优越的政策，吸引更多的台湾官员降清。同时，他还派遣了很多间谍秘密潜入台湾，在郑军内部进行策反。他的工作极有成效，不仅成功招抚了一些台湾军官，更是动摇了郑军的军心。不过，他工作的缺陷也很严重。他不太相信清军的水师力量，认为出兵强征台湾，必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施琅数次请求出兵台湾的做法十分反感。他甚至利用等待出兵的空闲时间派使者前往台湾，企图招抚刘国轩等人。但最终因为刘国轩、冯锡范等人无意投诚，招抚计划失败。

施琅对于台湾的态度，就不用说了。他恨郑氏入骨，自然是一心一意想要剿灭台湾。所以，他很反对姚启圣的招抚策略。他认为刘国轩、冯锡范等人把持了台湾，正在志得意满，根本就不可能会投降清廷。所以必须当机立断，早日进攻台湾。

如果两个人经常吵架，那么吵着吵着，感情也就吵没了。姚启圣和施琅就像是两个经常吵架的同事，吵到最后，彼此都更难容忍对方了。出征台湾日期的延后，更让施琅觉得自己受到了姚启圣的牵制，根本无法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于是他再一次给康熙上疏，请求其给自己独征台湾的权力。这一次，他直言，总督“生长北方，水性海务非其所长”，更指出将领中“有一、二视此畏途，未免徘徊，以致督臣，疑惑不决”。他甚至向康熙立下了军令状，表示自己只需挑选精兵两万，战船三百，就可以尽破敌军。如果做不到，他甘愿受罚。

应该来说，施琅是在挑战康熙的极限。作为一位领兵统帅，他接二连三地向康熙索权，想要“独征台湾”，已经犯了大忌。而且他还以风不顺为由，一直往后推迟出兵台湾的日期，甚至是一拖再拖。康熙是皇帝，但也是个凡人，任何人都会有七情六欲，都会有猜忌之心，康熙这个凡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不得不考虑，施琅是不是别有用心？

怀疑过后，他又冷静下来。毕竟，进剿台湾事关重大，他不能仅凭自己的猜测就妄下结论。更何况水师提督责任重大，而施琅一再提出自行进征台湾的请求，必然有这样做的理由。他觉得自己需要听听大臣们的意见，于是询问大学士明珠。明珠说：“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明珠所言，竟然与施琅所奏极为相似，康熙忽然明白了。

他立即下令，由施琅独自往剿台湾。

施琅接到圣旨大喜过望，随后整顿兵将船只，准备进攻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