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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与当前的文化建设

时间:2022-09-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虽然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引发的感性解放很快遭遇物质化的清洗,但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与当前的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不是没有启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恰好在此起到解放主体感性的作用。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与当前的文化建设

虽然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引发的感性解放很快遭遇物质化的清洗,但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与当前的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不是没有启发的。文化建设既有宏观的总体走向,即主旋律贯穿其中,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目标是明确的,又要落实到文化行为的个体,落实到对个人主体感情的陶养。日常生活审美化恰好在此起到解放主体感性的作用。感性即是强调对个人主体感情的重视。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甚至“以美育代宗教”等思想就是通过感性的通道,开启或涵养个人主体感情的潜在资源,以具体实施对人超越性情感的陶养,进而实现对个人主体进行美育的目标。每个行为主体在情感上获得了提升,审美人格也获致了塑造,那么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培养民族的超越性情感就是直接指向历史的向度,同传统血脉相连,又延展到未来。但是感性解放之后不是自然而然地走向美育或文化的建构,仍然需要理性的适当调控,否则只会陷入更深的迷茫乃至误区,感性的功能最终被包括商业化原则在内等外在镜城般复杂的情境所遮蔽、所麻木,这种理性的调控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因为审美并不能担当如此重任。

因为过分追求物质的社会,往往仅看到眼前的利益,就不会把眼光放远看,更没有像蔡元培那样,把对个体人格的陶养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换言之,现时代的文化建设既要解放个体的感性,警惕物质化的清洗,又要拥有超越现实的向度,蔡元培在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曾呼吁过,“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物质欲望获得一定满足后就产生了对文化建设的心理诉求。文化建设中不能以物质化利益作为唯一目标。有些文化建设是无用之用,是难以很快见到产出效果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理性才能真正调控我们的感性呢?什么能对我们的感性世界“保驾护航”呢?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我们发现先进文化的作用在此获得凸现,只有它能够启发引导规范我们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逐渐被解放的感性生命,真正在商业化的消费社会中抵御物质化的清洗;在“润物细无声”中陶冶我们的审美人格,进而超越我们一己的情感诉求,无用之用在此获得彰显。所以我们的社会依然需要文化精英们的研究创造,以挖掘出我们传统文化中优异的潜在基因;在发展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创新。然而文化建设的具体过程不是这么简单的,随着时代情境的日益复杂化,任何一种救世情结都难以包打天下。康德、席勒以及蔡元培的审美救世情结也不例外,他们的美学思想只能给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某种参照。对于蔡元培那个特定时代的学人而言,这种倾向来自于因民族救亡的深层焦虑而表现出的无法抑制的强烈社会性诉求,来自于救国与启蒙的时代召唤,其“启蒙救国论”是“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出发点(73)。如上所言,这种召唤在某种程度上致使美学承载了过多的社会性内容,乃至成为拯救民族危亡、建构社会理想的主要途径甚至根本途径。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类似于此的救世情结不止审美一家,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还有伦理救世、宗教救世以及科学救世等。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美学与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有着突出重要性的课题。”并就审美的泛化提醒道,“一味追求‘超越’、‘终极关怀’、自律和独立的‘学术意识’,也难免流于某种泛美学主义的现代性谬误。”(74)但是事实最终说明,无论是伦理、宗教,还是如今仍炙手可热的科学,都无法独立实现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审美是否能够独力完成它们无法完成的使命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而,中国当代文化建构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此,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在另一个向度强调: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一样都必须全面地进行。这应该和蔡元培关于“审美人格”的讨论是可以互为参照的,在这方面虽然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对当前的文化建设有着一定的“解放”的意义,但在其感性解放与消费文化的相互关联中丧失了对当前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在这方面,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只能是一个表征。

【注释】

(1)转引自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122页。

(2)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9页。

(3)参见彭锋:《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48页。

(4)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5)阎国忠等著:《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395页。

(6)徐碧辉:《对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哲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7)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页。

(8)同上,第232页。

(9)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10)高尔泰:《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1)参见《外国美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2)《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3)高尔泰:《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14)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15)周来祥:《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16)林兴宅:《科学革命的启示》,《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

(17)阎国忠等著:《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页。

(18)阎国忠等著:《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19)李泽厚:《李泽厚旧作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20)朱志荣:《实践美学的发展历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1)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李泽厚哲学文存》(上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

(22)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哲学提纲》,《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

(23)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二》,《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页。

(24)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4页。

(25)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26)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4页。

(27)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28)见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9)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30)徐碧辉:《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31)见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2)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34)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35)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36)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37)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38)杨春时:《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与超越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39)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40)杨春时:《生存与超越》,《黑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41)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42)杨春时:《生存与超越》,《黑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43)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44)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45)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6)朱立元:《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47)张玉能:《坚持实践观点,发展中国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48)张玉能:《新实践美学与实践观点》,《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9)张玉能:《实践类型与审美活动》,《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0)易中天:《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先生商榷》,《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51)杨春时:《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52)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53)杨春时:《实践乌托邦批判》,《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

(54)邓晓芒:《评美学上的“厌食症”》,《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

(55)参见第四章第四节“自然与自由和谐论理论沿革”,其中论述马克思以实践融合自然与自由问题时论述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问题。

(56)杨春时:《生存与超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57)张玉能:《坚持实践观点,发展中国美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58)康德:《判断力批判》,第6页。

(59)同上,第6页。

(60)参见俞吾金:《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61)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康德哲学中的自由观念”。

(62)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理解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63)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64)王元骧:《文艺理论研究中审美主义与文化主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6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66)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67)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6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69)王元骧:《文艺理论研究中审美主义与文化主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70)曹顺庆、吴兴明:《正在消失的乌托邦》,《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71)《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72)《巴赫金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73)杜卫:《“感性启蒙”:“以美育代宗教说”新解》,《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74)刘康:《普遍主义、美学、乌托邦——弗莱“文学原型”散论》,见王宁、徐燕红编:《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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