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与经济实践亟需更完备的经济增长与制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197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GDP份额仅0．98%，而现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GDP占全球12．1%。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Chen，2008［16］;陈平，2004［17］，2010［18-20］;吴敬琏，2011［21］)，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这场争议涉及的主题极为广泛，本质是不同范式的经济学思想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一次大交锋(陈平，2012)［9］。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往往不承认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验不过是华盛顿共识结合日本、亚洲四小龙经验。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虽借鉴了西方经验，却是以我为主、西为中用，是扬弃的拿来主义。当然，这种拿来主义在一些领域存在过犹不及的情况，产生了一些严重问题，如贫富分化、贪腐问题、生态问题、社会道德水平滑坡等等，这又导致一些否定改革开放的观点出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更需对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演化规律及其制度要求有着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1．2．1中国已步入改革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亟需理论的正本清源和创新发展

中国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实践，更需要有科学严密的理论指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全会还提出“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基本经济制度对其更具根本性影响。

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导致贫富分化，最近托马斯·皮凯蒂(Piketty，2014)［22］的《21世纪的资本论》以西方数百年经济数据再次验证了该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经济占比总体持续下降，但单从数量上看已不具主体地位(李富阁，2013)［23］。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但传统所有制理论主要从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公有制的优越性和必然性角度看问题，相对缺乏运行层面的产权理论，未过多论及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产权制度的多样性等等(林广瑞、邓春，2010)［24］。在此情况下，改革实践不得已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国企改革等大量循其逻辑。然而，在西方主流产权理论中，公有产权或公共产权是个被省略的主题，并把私有产权当作唯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加以研究(洪联英等，2014)［25］。随着相应举措的推行，公有经济的数量占比大幅下降，保留的国企大量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形式。但过去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并不成功，主要表现在未能有效解决治理机制问题、对适用范围缺少清晰界定等方面(高明华等，2014)［26］。

时至今日，学界对于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国有经济是否有效率等问题仍存在严重分歧(卫兴华、何召鹏，2013)［27］。纵观各种分歧，实质源于解释逻辑、观察视角和基本立场的差异。一旦突破原教旨主义的禁锢，结论往往不同。例如陈平(2007)［28］认为“企业效率的核心不是产权结构，而在技术、战略、管理、文化等其他因素”;斯蒂格利茨(2011)［29］认为私有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出现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源于国企改革，源于寻找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张卓元，2013)［30］。作为一项重大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把握正确走向，其不同走向会带来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变化(季晓南，2014)［31］。许多研究指出，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对适应范围加以界定并分类实施、规范企业治理机制等等(高明华等，2014［26］;钱凯，2014［32］)，这对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确保其正确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但基本经济制度如何更充分地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如何切实改善国企治理机制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1．2．2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确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成为时代命题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GDP增速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3%、2012年的7．7%、2013年的7．7%、2014年的7．4%和2015年上半年的7．0%。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判断，中央新一代决策层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新特征。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将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然，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仍然体现为愿景、目标和政策取向，而未必是新常态的必然结果(齐建国等，2015)［33］。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提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齐头并进”，如何实现统筹兼顾成为现实挑战。

由此引发了对经济新常态的广泛讨论，但观点和政策建议各异，有些甚至大相径庭。观点分歧往往与视角、立场等因素有关，根子在于一些学理上的模糊性。这就要求，必须厘清相关学理问题，对各种观点去芜存菁。陈平(2012)［9］还认为“要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道路，必须要用历史的和全球的视野以及演化论的方法”。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必须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置于这种背景中进行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和秩序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迁，亟需对一系列复杂问题给出系统解释，更好地指导实践。

综上可见，无论是对经济体制还是经济新常态的探讨，都需要做系统考虑和统一解释，理论要有所突破。这个问题，攸关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攸关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攸关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