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流行的分析都是从供给或者要素投入的角度进行的。主要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在192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自然资源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后来，资本又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因（赫希曼，1992）。结构主义理论也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投入要素有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三种类型。由于自然条件只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不能决定经济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一般都比较丰富，也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那么物质资本便成了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种过分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对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被称为“唯资本论”（王必达，2004）。利文斯通（1983）将其观点总结为刘易斯模式、恶性循环理论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理论^[1]。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之后，索洛修正了生产技术假设以及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性假设，给出了包含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函数，分析稳态的经济增长问题。为了使经济系统产生持续的增长，索罗又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代表技术进步的变量A（这里的技术变量是外生给定的），使投入要素扩展为3个。在索洛研究的基础上，格雷戈里·曼基夫、戴维·罗默和戴维·韦尔（Gregory Mankiw，David Romer and David Weil）在索洛模型中加入了人力资本要素，使模型的拟合更进一步（刘蓉，2007）。

对于管理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很多学者结合C—D生产函数进行延伸性分析，给出了管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如李子奈和鲁传一（2001）通过对资源配置效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来测度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冯英浚等（2003）利用前沿面生产函数衍生出来的等效益面生产函数对管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了分析，测度出了贡献率；林勇和孟庆娇（2007）则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分析了管理活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具体模型如表2.1所示。

表2.1 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的要素投入变化

从表2.1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和管理能力已经被提到突出的高度，至少与资本同样重要的地位（赫希曼，1992）。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其理论内涵既涉及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涉及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平衡增长理论。

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是以“竞争均衡”作为模型建立的前提。也就是说，要素的充分流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得以实现的隐含条件。但是，不管是索洛模型还是内生增长模型，都没有对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既定条件下的增长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许文彬，2008），仅仅把增长局限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等方面。于是，总量解释方法开始让位于结构解释方法。库兹涅茨（1971）、帕希内蒂、诺斯、钱纳里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从本质上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转移和流动。钱纳里认为，由于经济系统是非均衡的，资源不可能长期处于有效配置的状态。这种非均衡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如果生产要素的部门间转移（产业结构变动）能够使要素的边际收益趋于相等，则会使总产出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马树才，2005）。如果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他把经济增长分为工业化前期（农业主导）、工业化初期（轻纺工业主导）、工业化中期（原料和燃料等基础工业主导）、工业化成熟期（工业的多样化）、工业化后期（耐用消费品部门主导）和后工业化时期（服务部门主导）六个阶段。

在1952—1978年，我国经济结构的农业国特征明显，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于第二、第三产业，1979年至今，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第二产业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一直大于第一、第三产业（李占风、杨华，2007）。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是在我国农业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引入现代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提前发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常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30年来的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导致的结构不平衡、地区不平衡、收入不平衡、资源环境的破坏等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换是有其现实背景的，也是一种平衡的持续发展的思想^[2]。当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要遵循一定的发展路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舒尔茨认为，农业要想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而且必须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比如政府主导的新技术引进，以及对农民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对于服务业，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与第二产业紧密相关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是从生产函数出发，从供给或者要素投入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的。具体来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等导致经济增长。而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需求因素却成为解释产出的主要因素。比如，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核算的支出法中得到国内生产总值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部门的净需求四部分构成。在这里面，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既然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我们一直强调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恒等关系，那么需求的研究同产出研究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需求内部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下面结合中国目前的情况，集中分析近年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下降的原因以及影响消费的因素等问题。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率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明显偏低，在2001年之前，消费支出贡献率总体上大于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3]，在2001年之后，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一直低于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见图2.1）。在美国，2005年和2006年两年的个人消费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平均达到69.6%^[4]，远远高于中国这两年的平均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38.5%。而且，根据美国的GDP指标体系，个人消费支出是单独核算的，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另外单独计算，而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则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所以从这一点看，我国的消费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与美国的差距还要增大。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增加消费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

图2.1 三大需求对中国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其次，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支出贡献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增加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二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于第一个原因，应该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着手，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对于第二个原因，其主要的问题是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差距越大，总的消费水平就越低，收入差距越小，总的消费水平就越高，从而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5]。另外，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初期的收入分配可能有恶化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大量低收入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现象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收入分配问题会逐步得到改善（王必达，2004）。对于第三个原因，主要与我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有关。由于居民必须以更多的收入来支付这方面的需要，最终导致了消费相对不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但要完善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要完善各项经济制度，提高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假设的，所以不管是索洛—斯旺模型，还是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都认为除非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否则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总会使资本积累动力逐渐减弱，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却无法解释18—19世纪荷兰、英国、美国出现的人均产出持续增长的现象^[6]以及各国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很大差异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因为外生的技术进步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内生增长理论就应运而生。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第二类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和回报递增模型，具体包括罗默（1986，1990）的生产要素外溢效应、卢卡斯（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和研发理论^[7]。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第二类和第三类模型应该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就是技术进步的内生化。从本质上说，技术进步根源于技术创新，是各种创新累积性的经济体现。因此，以技术进步为变量同样可以表征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从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并在1939年提出了创新理论以来，技术创新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就一直得到广泛的重视。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机理来说，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力量缘于它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率以及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和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影响供需结构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宏观上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当然，创新是长期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但不是唯一要素。内生增长理论的贡献就在于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忽视技术进步内生作用的不足，资本积累等要素仍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家虽然也讨论了技术进步之外的经济增长中避免边际要素报酬递减的手段，比如，通过个人或厂商的新投资所产生的外部性来提高他人（其他厂商）所拥有资本的生产率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林毅夫、张鹏飞，2005）。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认为，这两种方法虽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逻辑一致的解释，并且它们对于动态模型的理论性质也提供了很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真实世界持续增长的动力。熊彼特（1934）、索洛（1970）也认为技术变迁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原因。

不管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持续动力作用是具有普适性的。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方面存在着争论。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除了赞扬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却认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而且，克鲁格曼所引用的研究成果也认为，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话，亚洲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为零。这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技术进步几乎为零”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主要原因如下：克鲁格曼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有些技术是隐含在资本内部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则没有考虑隐含于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过引进高技术的基本设备，通过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达到提高技术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另外，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技术外溢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理论层面，我们可以从阿罗（1962）的“干中学”模型、罗默（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以及卢卡斯（1988）的人力资本模型等得到一些启示。

虽然技术引进、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很多学者也都承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技术外溢，但却不能解释部分发展中国家变得愈加贫困的现象。于是，阿特金森（Atkinson）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69）提出了“适宜技术”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厂商的“干中学”会受到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卡塞利和科尔曼（Caselli and Coleman，2000）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要素禀赋差异所决定的不同技术结构所导致的。阿西莫格鲁和伊利博蒂（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获得最新的技术，但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技术和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匹配还是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出上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是技术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理论。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则认为，阿西莫格鲁和伊利博蒂（2001）在解释一部分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的拙劣经济绩效是合适的，但是它无法解释像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的增长奇迹。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技术的条件下，通过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实现本国技术升级这一关键假设，得出了三个结论：发展中国家最适宜的技术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发展中国家最终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