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关系

新制度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而此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诺斯以产权理论为武器，独辟蹊径地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

在以往的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都是“外生变量”，即认为制度是已知的、既定的，并被排除在外的，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都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来说明的。其中，技术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些模型隐含的一个推论是：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尤其是当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无从实现。这一结论显然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是不符的。诺斯指出，历史上存在着这样的例子，如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一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现象作何解释呢？诺斯经研究发现，主要是由于海洋运输更安全、市场经济更完善，使得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从而使得生产率提高。也就是说，如果技术不变，制度变迁或创新也能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课题的深入研究，终于使诺斯在1970年和1971年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均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提出了不同凡响的观点，即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他又一次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产生有效率的组织，就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确立产权，以便创造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激励不足，或者说没有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创新活动主体应得的补偿。技术创新、资本积累、规模经济、教育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恰恰就是增长本身。诺斯分析了第二次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认为产业革命并不是一种突变，而是一系列制度变化的结果，这些制度变化包括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从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为降低交易费用，经济组织不得不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加速了经济的增长。所以，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是其结果！诺斯将产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这一革命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的结果，制度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诺斯还对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作了考察^〔13〕。他指出，西方世界经济在第二次经济革命时都经历了深刻的结构变迁，从而提高了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扩大不仅表现在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同时也表现在参与政府行政过程的集团范围的扩大（多元主义），因此界定经济结构的一套约束条件和约束轨迹发生了变化。而美国的情况比较独特。美国殖民地处于从英国手中接管过来的特殊地位，不仅产权结构（以及习惯法）是从英国演变而来的，而且对强有力的国家的深刻怀疑也来自于英国革命。诺斯分析了美国宪法的制定者试图怎样控制国家，以及最后这些控制措施是如何被摆脱的。他指出，尽管汉密尔顿、麦迪逊等宪法制定者力图建立起一种政治结构，使得人们难以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但是，到了19世纪最后25年，出现了从州管制向联邦管制和从鼓励、促进向控制的转变。“到了1914年，从占GNP比例来看，政府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但基本制度发生变更的基石已被奠定，这种基本制度的变更会瓦解麦迪逊体制。”^〔14〕

总之，第二次经济革命带来了专业化的收益，造就了20世纪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高生活水平，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经济制度结构的变迁。

诺斯对经济史的分析为经济增长理论找到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实绩的分析框架。尽管诺斯没有指出他的经济增长与政府制度理论的关系，也没有具体探讨政府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我们从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可以悟出——由于制度变迁的原则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即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并最终实现制度变迁，收益—成本对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在力图推进政府制度变革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应注意，只有当制度变革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制度变革才可能发生，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