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发展

亚当·斯密从增加国民财富出发，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十分重视。他认为劳动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劳动分工和机械使用则能够增加财富的生产量。在他的书中，一开始就用一章篇幅来谈分工问题。当时分工一词还不为人们所熟知。按照他的分析，一个国家生产品的多寡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和劳动生产率，二者之中劳动生产率又最为重要，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因为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为一定时，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即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创造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就越多。他举例说，拿原始民族和文明民族做一比较就很清楚，前者比后者穷得多；而前者参加劳动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比后者大得多。可见文明民族之所以较为富足，是因为其劳动生产率高。

劳动生产率又决定于什么呢？决定于劳动者的技术、熟练、见识和机械使用等；而这一切乃劳动分工的直接结果，因为分工使工人专门从事某一种操作或工种，从而可以提高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技巧，导致机械发明和利用。也就是说，劳动分工使采用机械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可能。这一观点被认为是斯密的一个卓越的发现。当一个人制作一双鞋子而不使用机械，那会是很复杂的操作；如果制鞋过程是分工进行时，工具或机械会被发明出来代替手工劳动。但是，劳动的专门化是受到市场范围限制的，市场越大，分工越细，越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在工厂制度占支配地位之前写的，以致他没有十分强调通过变革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特别强调改进分工操作的手艺敏捷性。他也没有去论证机械化既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又是劳动分工发展的原因。

亚当·斯密指出，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不是从现有的巨大国民财富来改善生活，而是从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来得到更大的好处。

他说：“也许值得注意，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且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欲使社会日益富裕，必须以积累为物质条件，因为无论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或者“增加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于是斯密考察了资本积累的源泉问题。

他说，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一开始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垫支资本；另一部分则以利润形式或地租形式作为资本家和地主的收入。由于前一部分是用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因此，增加资本只能来自第二部分，即来自利润和地租收入中扣除有产者个人消费的余额。这就是说，资本积累的源泉只能来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储蓄部分。资本积累的大小取决于储蓄在剩余价值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由此，斯密得出一个结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这个结论，为后来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节欲说”的先河。

亚当·斯密还把增加生产性劳动看作是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基本源泉。因为一国每年的财富增长状况，取决于创造社会实际收入的生产性劳动量，由此，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他摆脱了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按部门区分的观点。认为，生产性劳动能增加产品的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增加产品的价值；生产性劳动会把劳动贮存在可出售的商品内，非生产性劳动则与劳务活动联系在一起。非生产性劳动包括国王、官吏、士兵、牧师、律师、医师、作家、演员、音乐家、歌妓、舞女、小丑等人的劳动，因为这些人的劳动不体现在任何东西上。

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一个音乐家在剧院里演奏钢琴是非生产性劳动，而一个印制剧院入场券的人的劳动则是生产性的。然而实际上两者都应该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的劳动都为资本家（剧院老板）带来利润。

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农主义者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人、工匠、制造业工人看作是不生育的或不生产的，即使他们只是每年生产出他们所消费的价值。“我们不能把只生育一男一女来代替父母，仅仅延续人类，没有增加人类的婚姻，叫做不生育或不生产的婚姻……生育三个子女的婚姻，的确比生育两个子女的婚姻，更有生产力，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的确比商人、工匠、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是更生产的。但是一个阶级的更多的生产，不能就说其他的阶级是不生育或不生产的。”

亚当·斯密著书立说的时期，正值英国的投资和生产蓬勃发展。他希望市场日益扩大，资本积累日益增长，进步持续下去。所谓经济周期、生产过剩、失业涌现、资本过多，那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利益和谐的论调正在流行，自由的和竞争的市场驱使每个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都去尽力追求最大利润。人们相信亚当·斯密的教义，以为服务于社会，也就是服务于自己。在这种气氛下，亚当·斯密赢得乐观主义者的称号，不足奇怪。

从以上亚当·斯密的各种学说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他手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也可以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是由他创立的。由此，他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主要功绩是：系统地阐明了劳动价值理论；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一般的社会劳动，使劳动价值学说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但是，他没有始终坚持这种价值论的科学见解，还提出不科学的价值观点，由此导致了在他的各种学说中科学的见解和非科学的见解竟相安无事地并存着。

由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他指出工人阶级的劳动是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收入源泉；从非科学的价值论出发，他却又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掩盖起来。科学的一面，后来为李嘉图所进一步加以发展；非科学的一面，则为萨伊等人所继承，变成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工具。但是，总的说来，科学的一面是他的主流，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算是一个进步的经济学家，一个“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列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