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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时间:2022-06-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正在经历转型期改革阵痛的中国以及其他大多数处于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国家来说,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一组既相关又不尽相同的经济学概念是最熟悉不过了。联系到现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有些人还片面地认为,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高的经济增长率或者高人均收入并不意味着可以获得国家的经济发展。

对于正在经历转型期改革阵痛的中国以及其他大多数处于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国家来说,对“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与“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这一组既相关又不尽相同的经济学概念是最熟悉不过了。人们刚从计划经济体制的供给短缺之中挣脱出来,内心中非常渴望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个人的收入增长,实际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这些体制的转型中获得极大的发展,但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进入转型攻坚阶段的人们开始从之前一味地强调GDP的增长中苏醒过来,渐渐地对纯粹追求经济增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迷茫,转向一种怀疑或者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观。我们要问的是,难道这些社会主义转型的增长观和阵痛感是必需的吗?是否真的需要经历以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其重要性呢?

当然,要辨清这一组概念对于理解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变化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早已在理论上给予很好的解决。然而,综观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大多数人还经常会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一组极为相似的概念混淆使用。联系到现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有些人还片面地认为,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当改革“进入过大关”的攻坚时期,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些思想所带来的危害:日益激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这一阶段中国转型、改革攻坚的突出矛盾。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组重要概念给予新的澄清和说明,以便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内涵。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定义以及内涵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产品、产值和劳务总量的增长,通常可用某一时段内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它们的人均值增长率表示,但经济学家比较常用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加率。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等的优化。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生产投资扩大而获得的增产,即单位投入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增加。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只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间投入分布的改变。就像人体机能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素质或者机能的全面提高。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小神童”在长大后往往会默默无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智力上过度开发,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素质培养,结果导致了这一畸形增长的发展悲剧。再举个简单的国家发展例子,中东地区的一些石油出口国——比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以前的伊拉克等,尽管可以通过对其丰富石油资源的大量出口获得了人均GNP的快速增长——就收入而言,中东这些石油输出国都已达到中等富裕国家——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并没有由此得到等量的工业基础和制度建设。高的经济增长率或者高人均收入并不意味着可以获得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在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几乎能不战而胜的最主要原因所在。同样的经济解释也可以用来分析转型大国:俄罗斯。俄罗斯经过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近年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但是,不少转型经济学家却对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复苏并不持乐观的态度,对其经济增长提出批评和质疑。他们认为,俄罗斯经济复苏中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因素也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之后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的快速上升,而俄罗斯恰恰就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俄罗斯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这还不能说明俄罗斯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1]因此,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有了经济增长未必就有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显然比经济增长有着更广的外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和制度都已经相当完善,所以它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焦点也就自然集中在经济增长之上;而发展中国家则恰好由于缺乏良好的工业基础,需要将更多的重点聚集在经济发展之上。[2]实质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是各个因素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意味着进行一场不断增强生产能力的斗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在他们合著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给“经济发展”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是: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们来说;根除人民的贫困境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等问题;改变投入与产出的结构基础,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向工业、第三产业不断转变;以生产性就业普及劳动适龄人口而不是只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相应地使有着广大基础的集团更多地参与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决定,从而增进自己的社会福利水平。[3]可见,经济发展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包括增加经济收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变革经济结构,还包括民主管理等一系列内容。

正是基于此,有不少左派经济学家强调用公平分配的福利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的速度,西尔斯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西尔斯认为,“问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如何,就应当提出:贫困情况有何变化?失业情况有何变化?不平等情况有何变化?如果这三者都从不同的高度降落下来,那么,这无疑是有关国家的一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有一两个问题越来越糟糕,尤其是如果三者都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即使按人口平均收入提高一倍,把这称之为‘发展’,也是很奇怪的”。因此,片面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不仅会带来许多经济生活的不安定因素,而且背弃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经济增长都可能是经济发展,但在特殊情况下,经济增长不一定构成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并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里还涉及更多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这里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二、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爆发和2008年度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了,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崛起来说,并不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经济发展。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国家的短暂繁荣,但对于长期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幸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日本的崛起到“东亚四小龙”,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世界都为之感到震惊。就连世界上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也担心日本开始大规模收购美国资产,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怀疑“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质量。果不其然,1997年底终于爆发了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少数经济学家的这一预言。这场东南亚危机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发展进程。所幸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鼎力相助才使得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迅速地脱离梦魇,重新步入正轨。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虽然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从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来看,同样存在着片面追求速度,不顾经济质量的问题。因此,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来说,未必就是福音。那么,怎么样才能找到最佳的经济增长速度呢?

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适度,必须要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因此,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效益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同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如果生产相同的劳动成果所消耗的劳动投入越少,那么这一生产过程所具有的经济效益就越高;反之,经济效益就越低。同样,如果投入相同的劳动要素能生产出更多的生产成果,那么这一生产过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高投入低产出的消耗型经济增长是中国早期改革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最真实写照。每年8% ~9%的高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使人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仍在步履蹒跚中。总结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经验,经济效益的低下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诸多矛盾的焦点。所以,接下去的进一步改革必须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重点方向,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事实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效益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以经济效益为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经济增长本身就应该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了经济效益,最终并不能真正促进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经济效益的提高速度是以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只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者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下去,就会出现经济的停滞和下降,这本身就意味着经济效益的低下。

第二,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经济增长仅仅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在动态上的比较,经济效益反映的是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两者是不同的指标体系。简单地说,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时间序列上的增长率而已,它所体现的是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则越说明经济总量提高的快慢与否。经济效益则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经济效益越高,则说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效率越高。

由此,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高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的,而应该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为改革的目标。我们既要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要实现一个较好的经济效益,关键是要在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中寻求最佳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

三、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只有在经济波动中实现。因此,理论经济学家们往往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实际经济增长和潜在经济增长。所谓实际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实际总产出水平的增加;而潜在经济增长,是指在所有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处于最优状态时总产出水平的增加。当然,潜在经济增长代表了经济增长在长期可能的一种趋势,也是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如图14-1所示。

经济波动一般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收缩、繁荣以及萧条、高涨、衰退的周期现象。大体上,我们可以用一个经济扩张期和接下去的一个收缩期构成一个经济周期,而且还可以用“波峰”和“谷底”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最大最小值点。继续放大图14-2,可更加明显地看到经济增长有规律性的波动。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改革之前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是振幅比较大,波峰高,谷底深,扩张周期短,属于古典型波动。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的总体态势就是,经济增长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经济波动的幅度也比较小,扩张周期延长,属于典型的增长型波动。从图14-3来看,改革中的经济增长轨迹在图中的增长趋势更加明显,而经济周期型振动幅度比较小;而改革之初则刚好相反。

图14-3 经济增长的波动性

至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除了与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变动有关的一般原因之外,还有其特殊性。改革之前的经济周期波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方式。从微观上看,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而是政府的附属物。用科尔奈的语言,那就是广泛的“父爱主义”情结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普遍存在。政企不分的企业主体长期存在着“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需求膨胀的问题。企业的这种行为动机是导致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症结所在。从宏观来看,传统计划体制下调节手段主要依靠中央的指令性计划,但是指令性计划无法及时反馈社会生产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成千上万的繁杂信息。这一体制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改革之后,我国经济波动开始转变成为增长型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得计划体制下导致经济超常波动的因素逐渐变弱。但是,在体制转型阶段,一方面,传统计划体制的消除还需要一个相当长过程。尽管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了,但我们仍然可见计划经济在现实经济中的各种影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的那些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开始突显,比如心理预期的变化、消费模式的转变等。所以,经济波动仍然存在,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但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有效避免过大的波动幅度。

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结合方式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经济学上将之称为“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用词在目前的国外主流经济学文献中并不多见,它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80年代在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提出的特定概念。在理论逻辑上,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主要依靠粗放式增长而忽略了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不断大量地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经济增长。要扭转当时开始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全新转变。于是,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经济要完成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任务。

一、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大国的中国来说,通过之前几十年的转型改革之后,经济得到了大幅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飞速的提升,那么经济增长方式也面临着深度的转变与发展。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从过去普遍采用的单纯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显然不是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方式。因此,我们必须逐步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着国际形势日益严峻,能源市场的急剧短缺,这一经济增长的转变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不足的需要。我国虽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资源的相对不足对于那些经济技术相当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挑战,更何况中国这样才处于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整个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水平作为硬支撑条件,再加上制度的软约束限制,尽管也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所产生的资源浪费现象极其严重。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阶段似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经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走出这一消耗型经济增长类型,逐渐进入一个以质量为主导的经济增长类型。一旦进入质量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象自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主要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改革之初的“政绩工程”之下往往会致使政府官员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不少“大而全”、“小而全”的工程,导致了各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十分严重。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将此称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诸侯经济”。另外,这些项目也由于把关不严导致了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尽管这些新项目也存在不少成功的,相对于当初的投入而言,这一微小的产出仍是无效率的。

其次,资源消耗量很大,损失浪费严重,资金周转缓慢。这一经济增长类型中往往是产品质量偏低,种类偏少,产品附加值也比较低,缺乏市场的竞争力。

最后,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类型导致了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结构调整比较迟缓,规模效应比较差。目前在国际出口市场上连续出现对华“反倾销”以及“贸易配额”等贸易冲突,这与中国目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国政府要积极应对国际贸易过程的政治冲突,关键的还在于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修炼内功,从自我改革出发以把握对出口贸易的主动权。

这些弊端的克服都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真正的转变,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才能有效克服这些弊端,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进一步统一起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很显然,粗放式经济增长单纯地追求经济的数量扩张,忽略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结构和效益的相互协调,从而会导致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高速发展,但由于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关系失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必然难以维持,迫使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使新确立的国民经济内在关系协调发展。这种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之间的协调关系,保证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参与国际竞争,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的需要。加入WTO,我国的国际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国际经济的竞争浪潮中。而国与国之间的对抗最终依赖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竞争的后备力量,任何对抗都将处于下风。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提高生产流通过程的效率,提高科技含量,这对于提升经济实力来说是一条最合适的发展路线。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保证经济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高。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途径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康运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而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前者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制度条件。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家代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教诲,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命题已经深入到每一个经济学家的理念中。而后者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生产力基础,这一点诺斯本人也并没有忽略。技术变革是一个国家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制度和技术都是经济增长中相当重要的因素。前者解决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问题,而后者解决了怎么样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具体而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投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减少投资量,关键还在于使投资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转移。很显然,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转化主要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这不仅仅是R&D(Research &Development)资金的投入,还包括对资本品生产的投资。尽管在短期内看,科研投入的收益并不高,但对长期经济效率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必须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着力提高资本的技术含量,提高投资效率。

二是注重物质资本效率提高的同时,还要注意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人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重要、最为灵活的要素。人力资本要素的提高不仅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且还影响到其他要素使用效率的高低。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华盛顿大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深刻地指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在于资本,而关键在于对人的激励。而世界银行在内的各个国际组织对非洲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失败恰恰就在于注重援助资本的数量,而忽略了提高资本效率背后的技术输入以及人力资本提高。[4]

三是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集约性经济增长的内涵就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以及效能的发挥来增加经济的总量。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因素。再具体地讲,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1)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根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所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的重大技术成果就达到了十几万项,但是真正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却不足10%。由此可见,我国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大有潜力可挖。(2)要注重基础科学的教育研究。近些年,有不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相继来到中国,实地调研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在基础科学教育上的投入水平比较低,中国要想走出这一瓶颈效应,必须加大对基础科学教育的投入。事实上,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自古以来都是不缺乏人才,关键还在于一个有效激励的社会制度与大规模的教育培训。这也正是中国眼前最急需突破的瓶颈。

四是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实现集约性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有效的市场竞争,因而完善市场结构,成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而企业行为最终决定经济绩效。因此,只有建立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基本功能。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今后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大力发展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等要素的自由竞争交易市场。通过要素趋利性的自由流动,使经济增长机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加快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早日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我国制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本节主要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目标、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等。

一、经济发展战略的含义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订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要采取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战略方针以及战略对策等。经济发展战略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范围而有不同的层次:以企业为对象的企业发展战略;以部门或者地区为重点的部门发展战略或者区域发展战略;以国家经济发展为对象的宏观战略,即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当然,在本节,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其特殊的战略性,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长期性。长期性是指经济发展战略所要实现的任务是较长时期的,而不是短期的,因而其任务也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

二是全局性。一个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所针对的对象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尽管经济发展战略的范畴有大有小,但对于战略分析中的每个特定对象却是整体性的系统分析。就本书所指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则是对整个中国未来几十年之内的全局发展谋略。

三是根本性。所谓根本性,是指经济发展战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本性的,而不是那些细枝末节的小环节、小问题。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说,战略所需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根本利益。

经济发展战略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按照经济发展目标的不同,可以将经济发展战略划分为赶超型、变通型和可持续发展三种不同类型的战略。“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又称“传统型经济发展战略”,其特点是: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率)和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值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接近、赶上甚至超过经济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这一经济发展战略。但这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却表明,这一发展战略的确能使国民生产总值有一个较快的增长。不过,由于片面注重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偏重于发展重工业,而忽略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而且还会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失业的增加、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等问题,使原定的赶超目标不仅难以实现,反而“弄巧成拙”,拉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由于此,国外一些经济学家专门针对“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存在的各种明显缺陷,提出了另一种发展战略:“变通型经济发展战略”。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注意农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改变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重视人口增长数量的控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尽管对传统发展战略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但并没有从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提出新的思路,因而难以解决传统战略的固有矛盾,所以称之为改良型或者变通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接下去,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它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特点是: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把财富分配的公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保护等因素都考虑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去。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既满足了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求。它的核心已经脱离了经济增长,进入到经济发展中,同时实现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效统一。这应该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所追求的理想模式。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5]。这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集中体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相互结合,避免了过去那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倾向。同时,也坚持了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相互结合,要求在按照消费需求的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也就避免了过去那种片面强调经济总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经济结构优化的倾向。最后,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坚持了速度与效益的结合,从战略上把经济增长置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基础上,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从而避免了过去那种片面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而忽视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的倾向。

在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还必须确定有步骤地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可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应该说,这一任务已经圆满实现。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九五”规划提出,2000年在我国人口比1980年增长3亿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第三步战略目标所构想的,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50年,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有必要对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具体进程进行设计。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且指出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新论断,科学揭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制订正确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还要选择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战略重点对于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作用。为了实现我国制订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必须着力解决的战略重点是:(1)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学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2)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3)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

工业革命以来,长期支配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观念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增长观,把发展简单地理解成经济增长。但很显然,这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但也进一步激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各种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正是基于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对传统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6]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类要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二是发展要有限度地发展,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是最严重的一种污染形式,经济持续增长是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最好溶解剂,只不过这种经济持续发展需要限制在资源和环境的长期承载力和净化能力之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还要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得到有效的保护,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因为它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体现。二是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三是可持续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简而言之,可概括为“经济持续”、“生态持续”、“社会持续”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发展大系统中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理解成三个有机的子系统。三个子系统之间是互相关联的: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崩溃,一味追求生态持续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要做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效、合理地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长期发展战略,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达到有效均衡的发展思想。核心的关键思想在于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公众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也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有利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给予鼓励,对不利于环境发展的经济活动予以限制。可持续发展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健康的发展轨道持续发展下去。正因为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的目的。

很显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其人口规模达到了12.8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中国虽然具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是自然生态较为脆弱,大多数经济上不发达地区都处于生态脆弱地带。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匮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的最主要特征。例如,2003年,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2250立方米/人·年,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非常不均衡,近一半的城市缺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095公顷,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在全国2800多个县中,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规定的人均0.05公顷耕地警戒线的有666个;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部分资源供需严重失衡。比如,中国原油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43%,天然气储量占1.2%,属于“贫油大国”和“贫气大国”。[7]另外,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以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有近30%的国土面积受到不同程度的酸雨污染;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30%的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我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有100多个严重缺水;在340个受检测的中国城市中,空气质量良好的只有41%,轻度污染的占32%,严重污染的达到27%。[8]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因素的制约性,这也决定了只有实行可持续发展才是彻底摆脱贫穷,摆脱人口、资源和环境困境的唯一之路。1996年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指出:到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到2010年,基本改变生态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明显的改善。1997年的十五大,除了进一步重申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外,还提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战略的近期途径:第一,坚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三,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第四,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第五,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描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

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 可持续发展 经济波动

二、简答题

1.简述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2.什么是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3.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4.为什么要实施和怎么样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5.怎样认识和解决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三、论述题

1.试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如何看待和处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3.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如何制订出来的?

5.如何正确认识可持续发展战略?

6.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该怎么走?

[1]陈宇峰:《石油诅咒中的俄罗斯转型经济增长:一项基于协整关系的实证检验》,《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0期。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拉辛斯基:《俄罗斯资本主义中寡头的角色》,《比较》2005年第18辑,第111-130页。Kolodko,Grzegorz W,Institution,Policies,and Growth,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Maggio-Giugno(May-June),2004:P.45-79。经济学家保守地估计,由石油上涨获得俄罗斯经济增长已经超过80%以上,这一数字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获得等量的经济发展,反而可能会陷入类似于“荷兰病”之类的“资源诅咒”之中。因为,他们在制度建设和工业基础上仍是相当薄弱的,甚至也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愿意改变这一投资现状,使得俄罗斯的情况每况愈下。

[2]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语境中基本上只有“经济增长”这一词,而没有“经济发展”。当然,这并不说明经济增长要比经济发展重要得多。事实上,刚好相反: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处于贫穷线之下,发展依然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用奥尔森(Olson)的话说,在“通向经济成功的暗道”还没有找到之前,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仍是经济发展的研究,而不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4]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5]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战略目标是在20世纪80年代制订的,读者在语境上还需要作一定的调整。在这里,我们为了保持当初战略制订的原汁原味,继续沿用当初的用语。

[6]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上,将人类环境问题历史性地纳入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但最先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是在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直到1987年,在联合国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文件中,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引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达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由此,彻底地奠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代经济发展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4年6月7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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