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安全文化建设的理论进展

军工安全文化作为安全价值观与安全行为规范的集合（刘铁忠［6］，2010），国内外学者直接针对军工安全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针对一般安全文化建设，或者特定军工生产领域的安全文化建设却较多。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将为军工安全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1.文化建设的维度

绝大多数安全文化研究者都遵循全局视角，关注安全文化的多个维度，既包括管理要素，也包括个人价值观和态度等方面［7］，但由于所关注的组织类型的差异，以及研究角度的不同，导致很多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对于安全文化建设维度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是，对于安全文化建设而言，如何入手，从哪里入手又至关重要，需要予以澄清。

一是针对安全文化变革程序的安全建设维度。持功能主义观点的学者，将文化视为影响安全、可靠性等组织绩效的关键变量，认为安全文化可以被测量和评价，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管理者加强特定行为的监管和削弱不希望的行为，达到“做事的正确方式”［8，9］；持解释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10］，认为安全文化是一种组织过程［11］，认为可以采取自底而上的方法，通过组织成员的相互交往和协商过程创造和再创造［12］。事实上，依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成年人的行为模式一般思想先导于行动，因此，首先要在意识中关注危险，进而引导着他们选择应对策略，所以说解释主义观念是一种更深入的安全文化变革模式［12］。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是组织特性的基础［13］，组织成员改变他们对于各种危险或安全相关现象的思维模式［14］，才会最终完全转变他们的行为模式。

二是针对不同的行业类型的安全文化建设维度。核安全文化的研究成果较成熟，并且向其他领域扩散：INSAG（2002）较早提出核安全文化建设3阶段模式——组织外部要求阶段，组织绩效目标阶段，组织逐步改进阶段；华月强（2007）［15］提出核安全文化建设与核安全生产经营活动、质量文化、管理激励等手段相结合；金磊（2007）［16］通过分析切尔诺贝利事故原因，提出不良安全文化因素；卢伟强等（2009）［17］关注核安全文化体系建设。近年来，其他行业安全文化也开始兴起：王爱玲（2007）［18］结合航天产品研制生产过程的危险性和特殊性，从安全生产的观念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4个方面设计安全文化建设的层次结构模式；Antonsen（2009）通过航天飞机失事案例分析，提出文化与权力的关联性；朱三九（2009）提出汽车部队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践途径；等等。

三是针对不同组织类型的安全文化建设维度。Navestad（2010）［19］认为，安全文化是一个从严格的官僚机构到松散的控制机构的连续统，官僚机构的安全文化更多依赖于高层管理部门的监督、安排好的工作任务、认真的培训、安全规则框架内的刚性工作描述、违背安全规则的惩罚措施、报告违章行为的奖励等措施；另一个连续统则是那些强调柔性的组织，这些组织强调协作、问题识别与解决问题的民主过程，在这种完全共同治理的体制中，相互信任更易达成。但更多组织处于两种极端之间，通过许诺激发职工工作场所的安全行为，但又不能完全排除官僚机构控制。

2.文化建设的因素

国防科研生产系统具有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典型特点：生产自动化程序高、工艺过程复杂危险、生产系统透明度差（Reason，1990）。这些特点给系统的安全控制和监管带来更多的困难。因此，军工安全文化建设应关注更广泛的因素。

一是关注技术因素的安全文化建设。复杂系统操作情境往往面临竞争性目标和时间约束情况，由此展示出很大的不确定，因此，需要安全文化补偿技术设计不足造成的系统缺陷［20］。例如：Reiling（2005）认为，需要在安全文化情境中使用各种规则和经验，避免已知风险和预防风险；Bell等（2006）提出技术弱点的影响；Fernández-Muniz（2007）给出创建使员工知晓工作场所风险及对风险产生持续警觉的氛围；埃文（2007）等则认为技术、人和组织因素等内部因素制约受制于外部因素，仅探讨内部因素是不完整的观点。

二是关注社会因素的安全文化建设。统计分析显示［21］，重大灾害分析中，社会原因通常是罪魁祸首。例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分析显示，仅仅O型圈的失效就造成航天飞机坠落，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原因。当组织文化不能通过有效率的互动创造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时，惨剧可能就会发生。Suman Rao （2007）认为社会资本的侵蚀将引起安全文化的恶化并引发事故，提出引发偏差行为的最大激励源泉是“缺陷价值系统”和“强行实施的信任”；Edwards （2009）［22］提出，可以通过公共部门与企业的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达到文化变革，增加职工的参与，达到变革安全文化的目的。

三是关注复杂性的安全文化建设。例如：G.Grote等（2000）分析了两方面的组织特性，一是可见但难以解释的组织本质特性，二是隐藏但被认为理所应当的组织非本质特性，构建了具有前摄性、社会技术整合、价值考虑3个维度的安全文化社会技术模型；Grote（2008）提出从制度安全、形式安全、技术安全3方面进行安全文化建设；Yang Miang Goh（2010）通过分析Bellevue危险垃圾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组织因素、监管者与政府的责任，研究提出不良安全文化的反应对整个安全系统的危害。

3.文化建设的方法

安全文化建设方法来自于安全文化的逐步改善或变革的关注。例如，安全文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管理、是否可以将安全文化视为子文化、文化对于安全绩效的影响、安全文化的测量等。

一是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Fleming（2001）开发了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认为安全文化成熟度与组织的特殊规则相关；Hudson（2001，2003）基于航空业的案例提出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的五阶段理论；Parker等（2006）在Hudson （2001）模式的基础上设计了组织理解安全文化成熟度框架，包括安全绩效的基准和审计、工作正式计划等方面；等等。

二是程序化的安全文化建设。Hale（2000）认为当前的基础调查问卷和观察的态度研究工具仅仅涉及了文化的肤浅层次；于广涛等（2004）认为安全文化通过个体变量影响组织的安全绩效，应该采用三维方法测量安全文化；Havold （2009）提出探测因素分析（EFA）是开发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最容易被接受的方法；Navestad（2010）通过分析挪威离岸平台陆上管理者、操作者和程序操作者，提出通过安全文化运动构建组织内部相互照顾的新型安全文化；等等。

三是安全管理与安全文化建设。一些学者［23］在Chernobyl灾难后一致认可安全文化是组织安全至关重要的因素，管理文化成为达到组织安全的重要途径；Fernández-Muñiz（2007）研究提出管理者对促进职工安全行为的直接作用，间接地改进了态度和行为；Yang（2007）认为，从事故中学习是安全文化变革的基础；等等。

四是安全文化的持续变革。Reason等（1997）［8］提出安全屏障的概念，认为安全屏障可以引导人们注意工作伙伴的行动，改善安全文化；Navestad （2010）［19］则基于安全屏障提出推进安全文化运动的观点；DeJoy（2005）认为，安全文化建设的主流趋势，是将安全文化缩减为可以测量、描述、变革的实体；Berg（1985）认为文化变革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通过这些建构过程，组织成员从头到尾地进行协商；Edwards（2009）［22］的研究则显示，安全协议、规则、语言等赋予职工工作场所更多的安全责任，但也创造了职工间的疏远趋势、考虑到伤害的羞愧感、满足感、对官僚过程的惧怕等，因此，有时工作场所创建安全文化的努力会无意识地破坏制造过程安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