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

二、从康德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

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对人文精神起到消极的解构作用，但正如本书刚开始论及的那样，毕竟在中国语境下又有着积极的文化建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对主体感性的解放作用上。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把握，以媒体文化和流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大众化应该是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使得准确概括这种文化大众化现象是相当困难的，但它存在的意义即使在美学的层面也是无法忽视的。首先，这种大众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一种感性生命的存在意义。而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而言，其发生是不能离开感性生命而存在的。全部人类活动的第一个形态是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实践活动，人类通过这种活动得以摆脱生存需要的压迫并因需要被满足而体验到一种生命快感。这种最初仅仅是动物意义上“避苦趋乐”本能的生命快感，正是审美发生的最初萌芽。可以说，无论人类在何种高度上发展了自己，都不能将审美所具有的这种感性基础彻底否定。苏珊·桑塔格就公开提倡艺术就是色情学，“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⁶⁶⁾。所谓“色情学”就是强调感性之于艺术创造的重要性；对于艺术的欣赏和接受同样需要色情学即对我们感性的真正解放，进而激活我们的情感密码。

然而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之初的实际状况却是，大众连在最基本层面的审美需要也因种种原因遭到不应有的压制。更确切地说，人们正常的来自于自身生命力盈余的感性冲动，也被一种近乎变态的理性强制长期扼杀。在理性强制下，审美（艺术）活动不过是实现或宣传一种社会理想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已，这一现象显然不符合人在需要层面的本来面目。既然如此，个体在更高层次上的审美追求又何以能现实地形成并获得发展呢？

因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导致的文化的大众化表现出来的感性向度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全面解放，恰恰为人们审美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这无疑是一种审美层面上的“拨乱反正”。它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从李泽厚对于明代市民文化的评价中能够找到很好的启示:“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种种庸俗、低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那么高级、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倒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是对长期封建王国和儒学正统的侵袭破坏。”⁽⁶⁷⁾

其次，日常生活审美化注重生活世界中的审美，这无疑使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审美活动走向了民间走向大众。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就意味着回到常识，回到我们原本没有被任何外在所遮蔽的感性世界，恢复我们对生活中美的事物的敏感，从而保持着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敏锐洞察力。不过这种敏感和敏锐洞察力尚需对生活世界拥有超越的向度，如此才能使之历久弥新。如何超越，用什么超越，下文我们将结合康德美学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进行论述。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消极方面，因为文化的大众化还表现出了商业化原则下消解一切深度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持续转型中，经济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它令人们在努力摆脱政治权力关系的同时，又陷入金钱权力关系之中，商业化原则也随之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金科玉律。个体的感性存在因此又在其深层处处受到经济权力话语的制约和商业化原则的左右。文化大众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比起它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在商业化原则下所强调的物质性与当下性，如今正不断地使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疏离感，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蚀。其结果是，审美活动在摆脱了理性强制之后又遭到物质化的清洗，演变成了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更多地依存在物质享受之上。其实日常生活审美化原本就是商业化原则的必然结果。商业经济利益的驱动，造就文化大众化的繁荣。“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⁶⁸⁾商人利用文化审美去包装自己的产品，以实现与其内容不相干的目标。而知识分子所起到的精英化作用也在这样的原则下消解了，知识的权威在下降，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接受大量的知识讯息，即使是高尚的目的也只有借助日常化的审美包装才能推销出去，于是不得不投入商业的怀抱。所以笔者认为现时代是知识分子与商业文化共谋的消费时代。精英文化可以被复制到各种媒介中进行传播，成为日常生活审美的一个符码。这个符码表面上标示着感性的解放、民主和自由等。

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在文化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康德美学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康德美学的真正用意是在于表明审美可以使人在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之外为我们营造一个‘静观’的世界，从而使感性与理性、经验的与超验的、个体的与族类的获得沟通，实现人对自身的自我超越。”⁽⁶⁹⁾如果我们将审美看作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康德美学所阐释的超越性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就是反对康德的审美理论，认为“消费时代”的美学的变化之一就是这种“距离的消失”，“因而公众不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一种拉平一切、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无须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⁷⁰⁾这样，美也就成了只是感官和欲望的对象。其实在康德美学中，康德深入地阐释了审美自由的三个层次，经验的层面的自由感是一种无利害的自由，是与快感、道德感相互分离的自由愉悦，而先验的审美共通感作为审美自由的先验层面确保了审美的普遍必然性，作为超越层面的实践理性（道德）是审美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它只具有可能性，是一种象征，而无法被认识，这正是康德美学的深意所在，即超越性的东西是我们精神追求的对象而无法获得现实的满足，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在张扬个体的感性的同时，践踏了人类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使人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没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没有了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并且，在康德美学中，美感与快感是相互分离的，快感只具有个体性，而美感则具有普遍性，这样，从康德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它只是一个表征。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深受康德美学的影响，如果说康德美学是一个异域文化的产物，那么，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则是具有本土的文化特征，蔡元培从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和谐统一来建构健全的人格，在强调个体的同时又始终没有忘记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当然是与当时的救国与启蒙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蔡元培偏重于个体性建构的美育，因此在指向了个体人格的同时，也在更深的意义上指向了社会的建构。所以当蔡元培不断强调美育因为能够陶养人的超越性情感而在人格塑造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他也就坚持了通过美育能够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他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重申“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一段话就很值得回味:“不是用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画分人我的偏见，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境；单单凭那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文化运动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种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责备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给小小的利害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二）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到劣迹败露了，叫反对党把他的污点，影射到神圣主义上，增了发展的阻力。（三）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到他的极端的主义；经了几次挫折，就觉得没有希望，发起厌世观，甚且自杀。”⁽⁷¹⁾

蔡元培在这里所描述的种种流弊，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消失。如上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因为商业化原则所带来的物欲化倾向，不断地侵蚀着人存在于此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使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疏离感。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既代替了审美活动，也拒绝了对人的超越性情感的追求。正是面对这个崇尚物质享受的世界，蔡元培以美育陶养情感，进而带动文化健康发展的思路才更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蔡元培的理解，艺术在陶养人的超越性情感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也因此成为美育实施的主要内容。既然如此，艺术所担当的美育责任应该是重大的，而艺术家对于承担时代的美育重责也应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就现时代艺术品的现状而言，数量的极度膨胀远远不能掩盖质量在整体上的惨白。尤其是大量出现在公众传媒中的艺术作品，实可谓良莠不分、参差不齐。而它们本来更应该成为以艺术的形式实施美育的重要阵地。因此受到经济原则左右的电视、报纸乃至正以不可遏制的高速度蔓延的网络世界，一方面因为其大量的读者群而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力却又因内容的匮乏而很难保证是积极的、正面的。蔡元培若干年前所谓“凡卑猥陋劣之作，与真正之美感相冲突者，禁之”的警示，在这个时候不能不令人深思。

再比如当今社会突出的环境问题，蔡元培在其美育实施的设想（设想的是什么，需要明确或论证）中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纵观整个社会，因为经济建设而带来的环境改造既是巨大的，又同时是不尽如人意的。撇开那些过度的自然环境污染不谈，只以美育而言，蔡元培当年所设想的许多美好的东西也仍不能实现。甚至他早已意识到的一些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地重演着。这其中既有自然美遭到人为的破坏，也有人文环境被恣意损毁。更多的则是对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过度开发，并且在开发过程中对于环境美化问题往往就忽略不记了。可以说，对社会环境进行有计划的美化，就目前看还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蔡元培在许多年前的设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一样具有现实意义和生命力。追根溯源，这还是因为人本身出了问题。人类个体人格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康德和蔡元培对审美的分析中来反观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可以明显地看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由于强调消费性和快感满足，对个体人格的健全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本就没有起到其应该具有的作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在张扬个体感性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忽视了对人的精神方面的培育作用，在相反的方向上就走得太远了。

巴赫金在《艺术与责任》一文中曾动情地写道:“生活与艺术，不仅应该相互承担责任，还要相互承担过失。诗人必须明白，生活庸俗而平淡，是他的诗之过失；而生活之人则应知道，艺术徒劳无功，过失在于他对生活课题缺乏严格的要求和认真的态度。”“艺术和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⁷²⁾很显然，现时代的艺术和艺术家大都没有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和过失，仅仅分享了生活世界的平庸化和物欲冲动；抑或说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共谋。原本承担提升生活世界精神的精英化艺术也急剧跌落到物欲的怀抱中了，任何对超越性情感的诉求都变成不合时宜的另类奢望或可笑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