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康德主义

由于社会建构主义来自于不同的思想背景，因而导致社会建构主义的歧义以及人们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误解。有人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新康德主义，但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有人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相对主义，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有人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文化决定论，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那么，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

（一）作为新康德主义

我们知道，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康德是建构的伟大先驱”。因此，社会建构主义不能不受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西斯蒙多在他的Science without Myth—On Constructions，Reality，and Social Knowledge中就曾经提到一种以新康德主义作为方法论的社会建构主义。他说：“新康德主义的建构论确信科学的共识具有某些直接的物质作用，科学的表达创造了它自己的客体。”^〔74〕

在社会建构主义阵营中，确实有人信奉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这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如何理解新康德主义方法论问题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选择：有人强调人类的建构能力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有人则主张群体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K.诺尔-塞蒂娜主要强调人类的建构能力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中，塞蒂娜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新康德主义的建构论思想：科学的发现过程应被看作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说得更具体一些，科学成果从与境方面说是特定的建构，这些建构带有创造科学成果过程的境况偶然性和利益结构的标志，没有对这些建构进行分析，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这些科学成果。“我们如何能想象出科学成果的这种内在建构性？我们已经把科学成果（包括经验数据）的特征首先描述为建构过程（a process of fabrication）的结果。建构过程包含了决定与商谈的链条，通过这一链条，得出了建构过程的结果。换句话说，建构的过程要求必须做出选择。”^〔75〕

在强调人类的建构能力问题上，拉图尔与塞蒂娜是相同的，但在如何理解建构问题上，二者存在差异。如果说塞蒂娜强调建构能力的心理因素，那么拉图尔则强调建构活动的社会性质。在《行动中的科学》中，拉图尔强调指出，一项科学成果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科学共同体手中。一篇科学论文的内容无论怎样“客观”，如果人们对它置之不理，它也不可能变成事实，从而对知识的发展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第一原理：一项成果的命运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因此事实的构造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是一种群体行为。”^〔76〕用夏平的话说：“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实在对我们之所知负责。知识，就像国家一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77〕知识不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人类的构造，自然不再对知识具有决定意义。

当然，西斯蒙多提到这种社会建构主义，但并不提倡这种社会建构主义，甚至反对这种社会建构主义。“我反对新康德主义这种激进的建构主义观点。……我的证据是，新康德主义的观点缺乏或没有智力上的作用，因而并无价值。”^〔78〕

为此，西斯蒙多给出如下证据：^〔79〕

1.科学有时表达物质世界的片段，这种前提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科学成功的最好解释在于对现象提供了经验上合适的解释，这种假设近乎是正确的。虽然这种论证表明科学家的工作合适地表达了自然，但它并不表明科学家的这种成功表达是唯一的目的。

2.在科学知识是被建构的意义上，S＆TS^〔80〕导致了许多不同的意义。我们应该把这种意义看作是科学本身所固有的。特别是，建构论的权威所考虑的有关科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并未典型地利用激进的或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建构主义者的任何假定。这就取消了这两种说法的根据：S＆TS的理论基础取决于新康德主义的建构主义；S＆TS成功地提供了科学活动的解释或诠释也支持了新康德主义的基础。相反，正是由于表明了科学中的表达和真理是不可能的，S＆TS致力于对科学家为达到包括准确表达的各种目的所使用的有价值的工具和资源进行经验研究。

3.反对新康德主义的建构主义具有充分的哲学证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科学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批评而言存在着某些反对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上的思考。我们认为，既然新康德主义者似乎必须判定表达与表达对象之间的非物质性的因果联系为真，那么作为非实在论一种形式的建构主义并未很好地坚持这种因果观念。既然新康德主义者否定存在的秩序有别于认识的秩序，这些建构论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区别。由于假定了表达与被表达之间的非物质性的联系，新康德主义建构论暗含着我所讨论的、能够被经常发现的物质性的因果联系。最后，建构主义以及其他的反实在论通过取消对真理问题的讨论放弃了对科学进行政治批评的有力论证和修辞方法。

4.某些S＆TS的纲领性文本——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和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1987）——应该被理解为对科学生产过程的研究。对这些文本的理解在弱实在论的理论框架内是独特的和有创意的，这种观点对意识的独立性观点和理性主义者的假设提出挑战，意识的独立性观点表示科学家建构世界的意义。

5.然而，科学知识取决于科学家的活动及社会生活的思路是较为平凡的。例如，既然隐语具有表达的功能，在科学中无处不在的隐语表明知识的社会形成的一种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实在论。科学知识是社会知识——共同体的产物——的观点有助于科学的进化图景，科学知识的创造可能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选择。

6.把其他的策略做某种整合，有可能梳理出一种能够整合且接纳建构论主要观点的科学实在论（但不只是简单地等同于建构论）；相反，也有可能梳理出一种与科学实在论高度统一的建构主义观点。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迪布纳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天予博士则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批判了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观主义倾向。曹天予在《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4期）中指出，社会建构论者对科学活动的说明是不完全的、带有严重缺陷的。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建构论者的说明忽略了甚至拒斥了一个事实，即所有的科学活动是严重地受到认识自然的目的制约并受其持续不断的引导。当然也有许多对中心目的的偏离。可是所有这些与中心目的的偏离都不能过远，并且或迟或早地会被拉回并与这种目的相一致，否则这种活动最终会被当作非科学而遭到摈弃。既然已经切断了知识与世界的联系，那么奢谈真理或客观性已无任何意义。在这里，曹天予博士批评社会建构主义忽视自然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意义，使科学知识失去了客观性，沦为主观主义。

我们以为，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阵营中确实有新康德主义者，社会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因素，但是，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建构主义阵营中并没有得到共识。因此，一个合适的态度是，社会建构主义应该在方法论上汲取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因素，认真对待建构特别是社会性建构的合理内核，但必须谨防堕入新康德主义的思想陷阱，成为传统的主观主义或主观主义的后现代翻版。如果把社会建构主义等同于方法论上的新康德主义，那就等于消解了社会建构主义对人类思想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二）作为相对主义

许多有分量的学者都把社会建构主义同相对主义等同起来，又把相对主义同SSK的“强纲领”等同起来，问题是，SSK的“强纲领”是否可以等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否就等同于社会建构主义。

认为相对主义是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的，大有人在。罗伯特·奥迪在他编辑的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中在评价社会建构主义时指出了库恩的思想、库恩与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之间的思想勾联，从中论述了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特点。他说，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观点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中，在这部书中，库恩认为科学中的观察和方法具有相当的理论依赖性，拥有不同的理论前提或范式的科学家相当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因此库恩提出了一种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负荷理论的方法能够给我们以有关独立于理论的世界的知识）和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坚持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划界）。“库恩本人并不愿意承认他的理论所导出的明显的激进社会建构主义的后果，但他的著作已经影响到最近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这种研究的倡导者通常怀有相对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另一种影响是来自于布鲁尔和巴恩斯所提倡的对称性原则，^〔81〕所谓的对称性原则就是，社会学家在解释科学观点的接受时，应遵循这样一个准则：应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科学观点，而不管这些科学观的真假。”^〔82〕

一些技术哲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当代最负盛名的技术哲学家米切尔等人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通过打开技术的黑箱，建构主义方法论试图展示参与技术决定的各种因素。就方法论原因而言，在所有参与技术决定的各种因素中不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决定因素。因此，建构主义至少暗含着方法论的相对主义。”^〔83〕

屯特大学的菲利普·伯雷（Philip Brey）^〔84〕教授则详细论述了相对主义方法论与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明显地利用了方法论的对称性（methodological symmetry）这一原则，或称方法论的相对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vism）。一般而论，这个原则是指，对技术的分析应无偏见地对待其分析客体即技术的‘真实’特性。这就意味着，对于研究技术对象的不同社会组织的不同观点而言，分析者不应偏袒任何一方。这个原则已经在知识社会学中得到确定，其理论动机是，在关于科学知识的各种社会学解释中，对‘客观世界’在科学争论中的地位给予怀疑论的态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合意的，分析者应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的论点。这种怀疑主义被认为是合意的，因为分析者没有自己的先入为主的世界理念，因而也没有任何自己偏好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标准。这种怀疑论也是可能的，因为它假定客观世界在评判各种科学争论所祈求的前提性知识中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或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而社会因素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5〕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强纲领”所倡导的方法论的对称性就等于方法论的相对主义。

戈林斯基在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中指出，“由于对称性假设忽视认识论问题的探索，因此这个原则不幸被指责为一种哲学相对主义。一个人当然可以确定相对主义主张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上的意义，例如没有所谓‘真’的事物，关于自然的任何信念都是等效的，对于物质世界而言不存在实体，等等。如果严格地定义相对主义，那么它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相对主义导致自我矛盾。更进一步说，建构主义并不依赖相对主义。对‘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实践支持并不一定要付诸绝对理念。这种绝对理念是与哲学上相对主义（Bloor）一脉相通的。说认识论有效性的判断并不证明某种信念是否可以接受，并不意味着任何信念都是不可确证的。说自然或实体不能作为接受科学信念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否定真实世界在知识生产中不起作用。”^〔86〕

安德烈·库克拉（Andre Kukla）^〔87〕在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更是反对将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等同于相对主义。他说：“形而上学的建构论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至少在初步看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尽管这两种观点往往被同一个人所支持。首先，初步查证，建构主义并不明显地需要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把那种认为事实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建构主义和承认有绝对真假的反相对主义结合起来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某些社会实体就是被无可争议地建构起来的明证。”^〔88〕

据此，库克拉（Kukla）认为，社会建构主义与相对主义是两回事。对此，库克拉给出了三个证据：

第一，初步查证，建构主义并不明显地需要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有理由相信，把那种认为事实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建构主义和承认有绝对真假的反相对主义结合起来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某些社会实体就是被无可争议地建构起来的明证。货币的价值就是一个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事实：我们称之为货币的这张纸片能够使我们购买东西，仅仅因为它被广泛地认可为它确实能够使我们购买东西。然而，如果有一个孤立的个人不相信货币具有购买力，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错的。

第二，同样，应该得到正视的是，科学事实一旦被社会地建构，而且一旦已经被建构起来，如果有人怀疑这种建构，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有些建构主义者就承认建构主义而又否认相对主义，例如，拉图尔和伍尔加所著的《实验室生活》就是一个在建构主义文献中最有影响的著述，这部著述就提请读者关注他们的观点并“不是相对主义的”。

第三，相反，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把只能相对地为之辩护的信仰同只有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反建构论结合起来。这就是德维特（Devitt，1991）所谓的“羞羞答答实在论”（Fig-leaf realism）。这种实在论认为确实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行为的实体，但否认我们对这个实体能有一种绝对的知识。康德就是这种“羞羞答答实在论”（Fig-leaf realism）。此外社会学家和相对论者诺尔-塞蒂娜（1993：557）就是当代的“羞羞答答实在论”（Fig-leaf realism）者。她仍然把自己算做建构主义者，这部分是因为她的相对论立场，部分是因为把相对的科学事实看作是建构的。

这就是说，把SSK的强纲领等同于相对主义，把相对主义等同于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或者把社会建构主义等同于SSK的强纲领，是一个误解。正如库克拉自己所说：“SSK在理论的实质上是独立于相对主义、形而上学的建构主义和认识论的建构主义的。虽然未必每一个SSK主义者都可归结为绝对主义的认识论，但也没有适当的理由证明SSK主义者不可能是绝对主义的认识论者。”^〔89〕库克拉的结论是：“寻求信念的各种社会因果关系的强纲领并不错，但强纲领并不是建构主义，如果我们把各种事实理解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的话。”^〔90〕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建构主义可能在某个环节包含一定的相对的思想因素，如认识主体从个人向群体的转换；认识过程从反映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换，认识结构从一致性向共识的转换，等等，但是，社会建构主义包含相对的思想因素与社会建构主义就是相对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相对性并不等于相对主义一样。

（三）作为社会—文化决定论

一般说来，建构主义都强调文化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正如罗伯特·T.巴特斯（Robert T.Butts）在他所编辑的Constructivism and Science—Essays in Recent German Philosophy中指出：“建构主义者并不太关心科学内部的假说形成和经验确证的实践行为，也不特别关心逻辑分析者所关注的问题。相反，建构主义者关心展现科学概念是如何根植于人类的日常实践行为。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Lebenswelt中，所有的理论概念都根植于人类所做的区别和所选择的实践方向，而这些都存在于从未受科学和哲学思想影响的前思考、前科学和前哲学世界。这是一个我们生活其中的日常世界，正如米特尔施特拉斯（Mittelstrass）所说，这是一个本真的世界，一个在实践中被假定为先验的世界。这个理论创造概念的模式就是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91〕

桑德拉·哈丁在《科学的文化多元性》中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并不像人们通常情况下定义的那样，只是科学技术知识增长的‘牢笼’。文化也是这一事业的‘工具箱’。首先，文化产生服务于特殊的地方性利益和需要的科技项目。此外，它们带给这种项目的多种多样文化资源，使人类在任何时候均能看清自然秩序更多的方面。”^〔92〕这是因为，组织知识生产的独特文化方式，通过不同种类的实验室或现场实验，通过“航海大发现”，通过农民、旅行家、母亲和厨师的长期日常实践，建造起储存知识和方法的独特宝库。只要文化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变化，只要新的文化在旧文化的移民社群和空隙中间出现，这种资源就绝不会出现极限。因此，我们最好将科学技术假说视为处于一种连续性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全球性观念”，占据一极，“地方性观念”占据另一极，可是“普遍性观念”由于不再有用而销声匿迹了。

哈贝马斯站在行动交往理论的高度，以超越实证主义和解释学为理论目的，提出并论证了认识与旨趣之间关系的五个原则^〔93〕：先验的主体［取得］成就的基础，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史中；认识随着它对单纯的自我保存的超越，成了自我保存的工具；指导认识的兴趣，在劳动语言和统治的媒介中形成；在自我反思的力量中，认识和兴趣是一个东西；认识和兴趣的统一表现在这样一种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从被压抑的对话的种种历史遗迹中重新构建起被压抑了的东西。

在《真理的社会史》中，史蒂文·夏平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以科学史研究为基础，通过拉瓦锡与他的助手等人就燃烧的氧化理论的研究的经典案例，论述了科学家之间的信任以及大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对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研究成果的接受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他是这样说的：“知识是一项集体事业。为保证得到知识我们需依赖其他人，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依赖。这意味着，我们在其中拥有和保持我们的知识的交往关系具有一种道德性质，而我用来指称这种道德关系的词便是信任。关于信任之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既有评价，我做了一个批判性的综述。我引入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不太著名的传统，它们确定了信任在建立和维持认知秩序中的角色。这些传统认为，我们对社会关系的构造就是在制造知识——不仅是关于他人的知识，而且是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并且同样地，我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吸收了关于其他人的知识——他们作为证言的来源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否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信任。因此，知识的制造总的来说发生在一个道德场域，调动了对各种类型人的德行和性情的特定评价。我评述了某些现象学和民俗方法论的评价方式，按照其观点，关于世界的知识与关于其他人的知识在社会互动中是互为依托的。我尤其关注世俗推理（mundane reason）过程，其中关于客观外在世界本质的预想深嵌于平常的社会互动和探究那个世界的实践之中。”^〔94〕

如果说夏平研究了社会道德如信任等外部因素对知识生产的重要意义，那么诺尔-塞蒂娜则对现代科学本身的案例研究揭示了知识生产所具有的文化含义。在她的成名作《制造知识》一书中，诺尔-塞蒂娜强调，科学的事实性是一种建构，因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知识只能理解为社会的生产过程。她认为，科学是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科学作为一种产品，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建构，这种建构带有使其发生和被建构过程的印记。如果不分析知识的建构，也就不能理解知识本身。1999年，诺尔-塞蒂娜推出了她的新著Epistemic Cultures—How the Sciences Make Knowledge，在这部著作中，她指出：“本书研究知识文化：它是安排和机制通过近似性、必要性和历史巧合结合起来的混合物，在一定的领域内揭示了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文化是创造并确保知识为真的文化，通行全世界的知识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现代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知识社会’。体现科学的专业过程和专业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这些过程和系统向社会科学家提出了问题：它们怎样工作？形成认识过程和程序定位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我们能否简单地从社会秩序的其他形式推断并理解知识系统的组织、结构、动态？在现代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专业系统的功能基本上是空置的。”^〔95〕

但是，社会建构主义中的文化决定论在“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科学大战”中也遭到了批判。正如哈金在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中所说：“对许多人而言，索卡尔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大战’。科学大战的焦点就是社会建构。有些人认为，科学的结果，甚至是基础物理中的科学结论，也是社会的建构。而反对者则声称，我们应该坚持这种观点，科学的结果是关于世界的发现，这种发现是独立于社会的。”^〔96〕

这种过激的文化决定论当然有失准则。正如索卡尔在解释他的“诈文”时所说：“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方法是讽刺人的，但我的动机却是完全严肃的。我所关心的不仅是一些本质上是胡说或草率的思想，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胡说和草率的思想的漫延，这种思想否认客观实在的存在，或者说，承认客观实在的存在，但贬低它们在实践上的相关性。应该说，《社会文本》之类的杂志的确提出了科学家不能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社会团体和政府的基金是如何影响到科学工作的。然而，不幸的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总之，我所关心的是在学术界与政治界广泛流行的主观主义思潮。在学术界，这些学说的问题在于它们是错误的（即使不是简单的无意义）。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其性质不仅仅是社会的构造，这一世界还具有事实和证据。否则那些健全的人会讨论什么？然而，许多当前的学术界恰恰是由那些试图模糊这些明显真理内容的构成——其最荒谬的部分是通过含糊和矫饰的语言，把所有的存在都抹杀掉了。”^〔97〕

哈金在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中也对建构论中的极端做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自然科学反思中最大胆的标题就是‘建构夸克’。皮彻林（Pichering）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的工作是社会建构。但按照标准模式，夸克是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那夸克是怎样被建构的，而且是被社会建构的呢？当某人讲关于X的社会建构时，你必须问X＝什么？第一个步骤是区别客体、观念以及由‘事实’、‘真理’和‘实在’等词所命名的术语。粗略地讲，夸克是客体。但皮彻林并没有声称作为客体的夸克是被建构的。可以被建构的不是夸克本身，而是夸克的理念。”^〔98〕

著名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99〕把社会建构主义理解为“无视价值立场”的新型技术决定论，他写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打开黑箱却发现空无一物：社会建构主义和技术哲学》。这篇文章首次批判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研究。概括起来，温纳的批判有如下要点：（1）由于关注技术创新过程，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倾向于忽视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2）社会建构主义倾向于仅仅看到社会群体在“建构”技术中起作用，却没有看到社会群体亦受技术的影响，但这个技术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却被社会建构主义者忽视了甚至抛弃了，而且它也忽略了技术选择中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以及技术发展机构所引起的权力之争。（3）社会建构主义忽视技术变革所牵涉的深层动力机制，相关社会群体的活动及其特性，以及技术的社会选择所依据的深层文化的、知识性的或社会根源，技术的自主性，等等。（4）社会建构主义并不采取价值的立场，并不顾及道德的或政治的原则；实际上它显然无视价值立场。^〔100〕

公正而论，在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过程中，后现代主义发现并强调了被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所忽略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却把社会—文化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从而超越了真理的限度。因此，这种态度自然受到挑战。

问题是，社会建构主义究竟是什么？是新康德主义，相对主义，文化决定论还是新型的社会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