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还是康德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还是康德主义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得出结论: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线，因而这一学说也只有在不断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方才能够使其真理持之不坠。然而，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的任务直到今天仍然是十分艰巨的。在现代形而上学——特别是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依然具有普遍支配力的情况下，社会现实的隐匿和遮蔽就会成为一种顽固的常态，就像汪洋大海般的意识形态幻觉总是对现实本身进行着种种伪装和掩盖一样。为此我们不仅需要经常向黑格尔请教，而且尤其需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启蒙”。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把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哲学任务和方法论要求标举出来。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在阻滞、中断和撤销社会现实的理解路径方面仍然最大规模地依赖于主观意识及其外部反思，那么，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出发来批判康德主义就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了。

一百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康德哲学连缀起来的企图可以说是绵延不绝。只要读一读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写于20世纪初的众多论战性著作，就可以知道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也已经十分喧嚣了。据说这样的企图一则是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哲学上的“空场”，一则是为了用康德式的伦理学来论证社会主义。尽管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包含着严重的混乱和错误，但他们仍断然拒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彼此调和或结合起来的种种图谋。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来详细探讨这些图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康德哲学，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真正肇始，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无疑与黑格尔哲学有着最关乎本质的内在联系。然而，在决定性地绽露社会现实这个主题上，两者之间的联系乃是否定性的。尽管康德哲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性功绩，尽管康德哲学的主观主义与这种伟大功绩血肉相连，尽管先验唯心主义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思辨唯心主义的生身父亲，但黑格尔通过客观精神概念方始对社会现实有所开启的一途，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同康德哲学的批判性脱离。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在主观意识—外部反思的哲学遭遇到最坚决的批判时，理解社会现实的通衢才第一次有可能被真正打开;而黑格尔对主观意识开展出来的全部批判，就其批判之最为切近和重要的对象而言，总是特别地针对着康德哲学这一主观主义重镇的。因此，当历史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这笔有待重铸的哲学遗产时，这笔遗产本身乃是从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的差别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两者的一致中产生的。在这个主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直接衔接起来，并从而撤销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意义，就不仅意味着一种倒退和时代错误，而且意味着一种理论上的粗暴阉割——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抽取掉全部属于社会现实的本质定向和内容，那么，它就确实与康德式的“实践理性”哲学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目标也确实可以在抽象的、无内容的“绝对命令”中找到根据了。

然而，在科学中消除掉作为社会现实的内容本身，难道不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最普遍、最顽固、最持久的幻觉吗?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这种消除难道不是意味着主观意识哲学的全面恢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要变成外部反思的神话学，并从而意味着它的彻底崩溃吗?关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希望不久以后能做出专门的论述。在这里也许应当提一下卢卡奇，因为他曾简要地阐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意识形态中可能遭遇怎样的分裂，而这样的分裂又是依循康德主义来定向的。主要是通过分析康德哲学所包含的二元对立，卢卡奇特别指证了“经济宿命论”和“伦理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两极相通，指证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包含在“纯规律的宿命论”和“纯意向的伦理学”彼此对立又彼此补充的困境中。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中，卢卡奇指出，经济宿命论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伦理社会主义，亦即“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改造”。由于个人与世界在本质上纯全相异的性质，因而只有当这个世界在理论上采取“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形式，亦即只有当人采取“纯粹直观的、宿命论的态度”时，它才可能为个人所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行动的可能性完全是表面的，而且行动的可能性仅在于，或者是将以宿命论方式被接受的不可改变的“规律”用于人的一定目的(例如技术);或者是纯全转到向内的行动，亦即人在自身之内的“改变世界”(伦理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两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在方法论上的联系(原则划界、归属)，乃是一种“绝对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联系”，亦即出自现代社会之本质的并且已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联系。因此之故，任何一个放弃了辩证方法、站在经济宿命论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一旦提出所谓行动问题，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伦理学要求上去”。^[18]卢卡奇的这一分析是本质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它指明了康德式的“原则划界”或“归属”如何在根本上依循着主观思想的意识形态来制定方向，而这种意识形态又是如何从现代社会之异化了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分裂——它的一端是经济宿命论，另一端是纯意向的伦理学——不过表明它本身被现代意识形态所分裂，表明它在归附于“无批判的知性”的同时，归附于一种完全抽象的伦理目标。但是，正像这种分裂及其“两极相通”可以在康德的“原则划界”中找到理论上的范本一样，按照这一范本来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势必将深入于社会现实的要求一笔勾销。由此可见，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主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康德化的任何一种企图，都不能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社会现实的那一度，而这种企图本身不过意味着它屈从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强制罢了。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掉其通达社会现实的路径，那么在这里出现的就不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只能是它的反面了。在这种情形下，历史唯物主义所筹划的“历史科学”就非但不可能从黑格尔那里前进一步，相反倒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中去了。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社会现实取向领会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地指望对这一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

[1]《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2]［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3]［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4]［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

[5]［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15页。

[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87～294页;《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2～144页。

[7]［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3、100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9]［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3～18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2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26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9～36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47页。

[1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1、8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