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研究的最初成果

六、人性研究的最初成果

古希腊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只是把他们的关注集中在宇宙之谜上，后来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各种学说相互矛盾，一时也找不到答案；同时，由于社会的动荡，于是转而把关注移到关于人的研究上。人的研究首先就是要研究人的本性，也就是人性。在雅典的德尔斐神殿上铭刻的箴言就是“认识你自己”，一直到现在，关于人性的研究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前面介绍的一些思想家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实际上都是他们对人性的一种解释和延伸。

在关于人性的研究上，人们总是会提到古希腊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是他们最早把人性的研究摆到人们眼前。所谓智者是指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出现的一批职业教师，他们以教授知识为业，教人以辩论和修辞的本领，以便参加政治活动。“智者”(Sophistes)原文的含义是指某种精神能力和技能的拥有者。这一词在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叶，获得了特殊的含义，即指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的巡回教师。他们十分像近代的知识分子，自身不拥有生产资料，也没有政治权力，而是靠自己的知识为奴隶主和自由民服务，取得经济报酬。在哲学上他们大都抛弃以往的自然哲学，注重社会和伦理、法律方面的问题，重视修辞和辩论能力的训练，具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他们爱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开展辩论。后来，一些醉心于文字游戏的人成为诡辩家和讼棍，柏拉图称他们是“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见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亚里士多德则说他们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普罗塔哥拉关于人的思想

普罗塔哥拉就是这样的一位智者，他是智者学派中的重要代表。他是一位从辩证法而走向相对主义，从感觉论而走向怀疑论或主观真理论的哲学家。“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他的名言和核心思想，从而打下了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成为后来怀疑论的思想基础。

我们知道以前古希腊哲学已经区分出感觉与思想、知觉和理性的界限，并且认为真理不能由感觉而达到，要凭理性去把握。普罗塔哥拉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来阐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联系，而是走了一条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道路，这是他哲学思想的消极方面。

普罗塔哥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在他看来，人既然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是一切真理的标准。因此，他主张真理就是主观的感觉和印象，而不同意有什么客观真理存在。他从诉讼和辩论的一般行为出发，甚至认为凡事定出一条定理，总可找出一条与之冲突而一样动人和实在的定理来反对它。这种真理因人而异的观点是与他片面夸大感觉的作用相联系的。他认为感觉即知识、即真理。感觉就是“对他呈现”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说“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又如这里有六颗骰子，他认为这个数目可以说多也可以说少，因为如果我们在旁边再放上另外四个，我们会说原来骰子比后放的要多些；如果我们在旁边放上十二个，我们就会说，原来的六个是少些。所以多与少只是一个相对的规定，是一个存在于表象之中的意识对象。黑格尔认为，对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可以作这样两种理解：“每一个就其特殊个别性说的人，偶然的人，可以作为尺度；或者(二)人的自觉的理性，就其理性本性和普遍实体性说的人，是绝对的尺度。”按第一种理解，中心点是主体及其利益，同一事物对甲是好的，对他而言就是真的。这正是最早的实用主义的主观真理论的萌芽。第二种理解，则说明“现象就是真理”，因为把人的自觉的理性作为绝对尺度，就是说认识并不能在客观的意义上被证实，万物只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中，现象只是它们在我们感觉中的呈现。也就是说，世界之为现象并不是由于它是在意识之外存在着，它只是一个对于意识的相对存在，如它在我们的感觉中所呈现的那样是真实的。

所以，黑格尔指出：“普罗塔哥拉所达到的只是现象的形式，以后的怀疑论者们又重新采取了这种形式。显现并不是感性的存在，当我说它是显现的时候，我们正是宣布了它的不存在。”当然，黑格尔在书中是极力将普罗塔哥拉作种种有利于他的唯心主义学说的解释的。然而片面的感觉论是很容易走向唯心主义的。现代资产阶级有的唯心主义学派，正是采取这种手法来兜售他们的学说。普罗塔哥拉所主张的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因而在认识论领域内不善于正确处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以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所以，普罗塔哥拉对于人性的理解是从认识论作为切人点的，他的人性论是主观的感觉论，充满了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色彩。

普罗塔哥拉对人的社会性也有一定的认识。如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值得称道的。他认为，作为一位职业教师，他的任务就是要使人变成品德良好有参政能力的公民。他认为美德是可以教诲的，人人都是可以教育的，但教育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教育不仅要运用自己的禀赋，还应当去实践，而且在灵魂中发芽生长。

关于人类社会的形成，普罗塔哥拉也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人与生物不同，是火和机械技术为人类带来了文明，使人类产生了语言，但人类组成社会和国家则是来自人类自保的欲求(de—selfpresenration)。人类又彼此为害，陷于分散和毁灭的过程中。后来是宙斯派赫尔墨斯(Hermes)为人间带来尊敬和正义，人们才建立起友好的联系；只有人人都分享有尊敬和正义这样的美德，城邦和社会才能存在。对普罗塔哥拉来说，美德是人人都应该有的，也是通过教诲人人所能够有的，所以人人都有资格参加城邦的生活。这就为民主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普罗塔哥拉虽然采用神带来美德这样的神话，但他又认为这种美德必须为人人所接受、人人所同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法律又可以是社会成员所约定俗成的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后来成为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来源。

因此，当普罗塔哥拉转向伦理学时，他坚持认为道德判断是相对的。一定的法律观念不过是某种文化中人们对一种道德秩序的普遍愿望。因而，他认为法律和道德这些人类行为的规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但是，普罗塔哥拉并没有把相对主义推向极端革命的立场，认为每个人都能决定什么是道德。相反，他趋于保守，认为传统和约定是重要的。他认为法律必须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为了一个和平的和有秩序的社会的利益，人们也必须尊重和拥护那些由传统所精心培育的习惯、法律和道德准则。当他论述社会的起源时，明显地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当时的智者学派认为国家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的意志的表现，是人们相互独立订立契约的结果。这种契约论的思想到了近代有了大的发展，成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石。

智者们所开创的教育事业，开始教人们用熟练的思维来代替传统的诗篇，使人们得到更高一级的文化教养，希腊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谢智者们。修辞学和语言学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普罗塔哥拉就发展了希腊文语法，研究了名词的分类和句子的分类等。

苏格拉底关于人的思想

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相反，主张知识即美德，但是他并不把知识置于个人主观的感觉。知觉的基础上，而把知识与概念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概念与知觉是不同的，知觉是一物在我们意识中的呈现，知觉的再现是观念，而概念则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即关于全体同类事物的观念。因此，概念必须将此类事物的共同性质纳人其中，而撇掉此类个体的特殊性质。他说：“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试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它们，我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正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心灵应如何操作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和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寻求“下普遍的定义”的方法以认识“本质”作为知识的真正起点，以便把真正的知识建立在“普遍的定义”和“归纳的论证”的基础上，这两样东西“我们可以正当地归功于苏格拉底”。(参见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第三卷第二章)

柏拉图关于人的思想

柏拉图是这方面的大师。

柏拉图关于人性的分析着重在心理的层面上。柏拉图关于人的心灵的模型今天仍在西方流行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心灵描述为三部分，即理性、情绪和欲望。很显然这是他关于知识的分类的自然延伸，而且这种看法一直在影响着哲学和心理学对人类心智和心理状态的分析。他认为他的观点是从所有人都具有的内在的混乱和斗争的共同经验中得出的。他认为当人们意识到一个目标或一种价值，这时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当导致行为是某种冲动，这就是情绪，而人的身体对某些事物的期望则是欲望。柏拉图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灵魂来驱动的，这就是生命和运动的原则，是灵魂的内在矛盾和斗争来决定人类的行为的方向。

由于情绪和欲望的力量是生命本身所不可分割的，理性是在情绪和欲望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而后者也同样能推动和影响理性，因此这三者必须联系在一起并协同工作以达到它们的目标。御车人有如理性，情绪和欲望有如拉车的两匹马。理性是手执僵绳的驾驶者，具有引导和操纵马的责任、权利和职能。情绪和欲望则具有寻求目标和进行量度的职能，它们只寻求某种快乐的目标，而理性的特殊职能则在寻求人的生命的真正的目标。这样，如马是好的，就不需要鞭策，只需用引导和告诫即能驾驶；如马是顽劣的，那么即使鞭策和踢马刺都会难以驯服，使车颠簸和飞奔，给车和主人带来麻烦。这就是柏拉图在《斐德罗》中给出的例子。

柏拉图认为，理性的独特作用在于能识破幻想的世界，去发现真正的世界并指导热情去注意那些能产生真正快乐和幸福的对象，而情绪和欲望则会把我们弓响一个幻想的世界，并欺骗我们去相信那种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某种愉快。灵魂的失调就是情绪和欲望压倒了理性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和他的先辈苏格拉底把道德的恶认为是无知的缘故。无知意味着御车人不能控制车与马匹之间的协调。只有当理性处于能控制情绪和欲望的时候，才能建立起协调和安宁。

柏拉图基本上对理性抱乐观主义态度，然而对人能实现这种美德的潜在可能性，柏拉图有时又显得颇为消极。他认为恶或罪恶都是由无知造成的，当理性为欲望所压倒或屈服于欲望时，灵魂的统一就会受到被坏，失调就会出现。所以，恶的原因在于灵魂的组成部分，也是灵魂在进入身躯之前就已先验地存在。他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是由造物者从灵魂世界这样的贮藏所中创造出来的，而非理性部分则是由制造身躯的天国诸神所创造的。问题就在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即使它在进入身躯之前就具有难驾驶的和恶的性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恶的原因在灵魂存在之前就出现了。因此当灵魂完善时，她就会翅膀丰满，向上翱翔，而不完善的灵魂则会失去翅膀，会从飞行中掉下来，在尘世上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堕落的灵魂就是这样进入身躯的。所以，恶的原因在灵魂自身中就存在着，虽然灵魂从本质上说是完善的，但其失调的可能性早就存在。这时柏拉图又显得有些悲观和无奈。柏拉图认为当灵魂进入身躯而离开形式的领域时是失调的，是从“一”的领域进入到“多”的领域，灵魂会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海洋中漂流，受到各种诱惑和刺激，这样身躯就会于扰灵魂的和谐，使理性偏离真正的知识，或阻碍灵魂去回忆他曾经知道的真理。

柏拉图还指出，社会还会将老一代人所作的恶和善永恒化，说服它的成员接受这样的善和恶，个人的灵魂也会在轮回中再现他先前的错误和价值判断。总之，柏拉图是用身躯的欲望和各种社会因素来说明无知即恶的产生。

对柏拉图来说，道德包含在人所丧失的内在和谐的恢复中。知识之所以能产生美德，就在于知识能使理性再度获得它对非理性部分的控制。而且一个人在从假知识到真知识的转变之前，必须意识到他处于无知的状态，必须从“无知的深睡”中醒过来。人的觉醒需要有内在的源泉和动机，也需要外在的动因，如他在洞穴的比喻中说的，被囚禁者的锁链必须有人给他打碎并强迫他转过身来。被囚禁者要从影子转到具体的可见对象，进展到数学对象，最后进展到善的理念，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所以，一个人的道德发展与他的智力提高是平行的，人的知识的增长会加强他对真、善、美的追求。总之，柏拉图是用灵魂的结构，也即和谐还是失调，来说明善和恶的。

柏拉图的这个心灵模型对人性的说明，大大超过了普罗塔哥拉的片面的感觉论的心灵模型，也超过了苏格拉底的片面的唯理论的心灵模型，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大大地拓展了人性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他不仅强调人的理性因素的研究，同时也不忽略非理性的因素的研究。他还将人们研究的目光从个体的人引导到一个更大的平面上，主张从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生活矛盾中去研究有关人性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