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传统社会中，最初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是从对人性的认识切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Plato），其代表作《理想国》向我们描绘了一群洞穴人：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
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下述情形。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木料、石料或其它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柏拉图认为，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像洞穴人。有的人尽管生活在世界上，但是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久而久之，就会以假为真，以为虚幻的世界应是世界真正的本来面目。就芸芸众生来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生活在这样虚幻的世界中。就如一个人翻山越岭，误入了一座村庄。此村庄的人由于近亲繁殖，每个人都有六个手指，突然见一个五指人，都视此五指人为怪人、残疾人。但有的人可能会有机会接触外面的真实世界，那么这些人会作何反应呢？柏拉图说：
如果真的发生如下的事情：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了起来，转送环视，走动，抬头看望火光，你认为这时他会怎样呢？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觉痛苦的，并且，由于眼花缭乱，他无法看见那些他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实物。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他过去惯常看到的全然是虚假，如今他由于被扭向了比较真实的器物，比较地接近了实在，所见比较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话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再有人把墙头上过去的每一器物指给他看，并且逼他说出那是些什么，你不认为，这时他会不知说什么是好，并且认为他过去所看到的阴影比现在所看到的事实更真实吗？
面对“洞穴人”的茫然失措，作为生活在阳光之下的人又如何呢？性急之人可能会直接把“洞穴人”拉到阳光下，让他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尽管看似快速，但欲速则不达。柏拉图说：
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窜，以致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的。你不认为会这样吗？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呢？柏拉图认为，这种转变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一点一滴地取得成就，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是最容易，其次要数看人和其他东西在水中的倒影容易，再次是看东西本身；经过这些之后他大概会觉得在夜里观察天象和天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和太阳光更容易。[1]
柏拉图在此所说的“洞穴人”指未受教育的人，实际是指受某种思想、观念蒙蔽的人。在此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一个人可能一生依靠某种幻觉在生存，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信念、信仰，但这种信仰、信念是不真实的，就如洞穴人所见到的幻影一样；二是如何摆脱幻觉的问题。柏拉图认识到这种虚幻的感觉对人们心理的作用，它能够为人们的生存提供意义，为人们的心灵提供安慰。而心灵的变化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摆脱原有的幻觉依赖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一个人从小知道自己没有了父母，在他渐渐成人之后，突然父母来到他身边，大喊“儿子”，这时“儿子”的感觉不是惊喜，而是震惊，甚至于发疯。相反，父母在没有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逐渐与他接触，当有了情感的联系之后，再解释原委，这时“儿子”反而能够接受。具体到政治心理来说，柏拉图让我们懂得了，教育一个沉迷于某种不正确政治信仰的人，如为邪教所迷惑，为某种非法政党所蛊惑之时，一定要按部就班地、有计划地进行教育，才能使他接受正确的政治信念。
柏拉图是最早对政治心理学作出论述的思想家。他首次对各个阶级所需要的心理进行了探讨。柏拉图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他认为，每个人虽然都是老天所生，都是兄弟，但兄弟之间却是不平等的，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加入了不同质料，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异。老天在有些人的身上加了黄金，这些人应是统治者，加入白银的就是统治者的辅助者（军人），而那些加入铜和铁的人就是农民和技工。不同的人被要求具有的心理素质也有区别。统治者，是社会中人数最少的人，需要的是智慧，“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而作为一般军人，需要的是勇敢，它是一种保持，“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说到底，军人需要对统治者作出的决策怀有一种坚定的信仰、一份忠诚。而对一般的农民和技工以及其他人来说，则是只知满足其欲望的人：“各种各样的欲望、快乐和苦恼都是在小孩、女人、奴隶和那些名义上叫做自由人的为数众多的下等人身上出现的”[2]。
柏拉图注意到了在不同政体下，人们的政治心理也会有所不同。他把政体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第二种是寡头政制，第三种是民主政制，第四种是僭主政制。斯巴达政制是柏拉图比较欣赏的政体，其突出特征是好胜和爱荣誉。在这种社会中，统治者对待奴隶是严厉的，对待自由人是和蔼的，对待长官是恭顺的，爱掌权、爱荣誉。而寡头政体的突出特征是爱好钱财，在这种原则支配下，“理想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理性只被允许计算和研究如何更多地赚钱，激情也只被允许崇尚和赞美财富和富人，只以致富和致富之道为荣耀”。民主制度是自由的、宽容的，但带来的相应恶果是个人的欲望无节制地得到满足，人们轻薄浮躁地践踏所有的理想。僭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僭主在立足未稳时，对人满面堆笑，逢人问好，给人和蔼可亲的印象，但一旦根基稳固之后，就开始对思想自由的或是不愿意服从他统治的人下手了，他总是寻找各种借口把他们送到敌人手里，借刀杀人。由此，僭主政体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3]
柏拉图对政治心理学的最大贡献来自于对政治社会化的论述。如开篇所论，柏拉图很早就认识到态度改变的方式要循序渐进。此外，他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但是这种教育也根据等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柏拉图说：“我认为，一个人想要精通一个特殊的职业，那他就要从儿童时代起进行训练；无论在工作和游戏时，他的周围都得是特殊的‘谋生工具’。例如，谁想做一个好农夫，他就必须做耕耘的游戏，一个想做一个好的建筑师的人，必须把他的游戏时间花在搭玩具房屋上；在每种场合，教师必须提供模仿真实事物的微型玩具。”[4]在对各种不同等级的人的描述中，柏拉图论述最多的是城邦护卫者。他认为，护卫者应该在模仿中成长，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人，但是不能模仿坏人、下层人，也不能模仿女人。此外，所听歌曲的歌词里不应该有哀婉和悲伤的字句，曲调也不能是软绵绵的靡靡之音。[5]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在政治心理学上的某些思想。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的习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只是柏拉图看到了习性恶的一面，而亚里士多德则看到了习性对法律制度维护的一面：“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并把儿童教育看作国家制度的根本：“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改制必将毁损。”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应该符合其天性，顺其自然：“从婴孩期末到五岁止的儿童期内，为避免对他们身心的发育有所妨碍，不可教他们任何功课，或从事任何强迫的劳作。”这时应该安排游戏或其他的娱乐方式。但同样，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也有较深的等级观念，他主张不要让儿童在奴隶们之间消遣他们的光阴。[6]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政治性的动物”这一影响后世的重大的政治心理学命题。他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他把人类的这种特性看作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7]人类只有生活在城邦之中，才能培养优良的品德，反之他就有可能违背正义，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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