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

这里所谓宋代的“正统儒家”，是指后来成了我国官方哲学的程朱派理学，这些人标榜继承了古代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孔、孟以来的“道统”，因此与一般儒家有别，所以又称为“道学”。这种“道学”对于我国后期的封建社会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他们虽然在不断地汲取儒教和道教的一些思想，并加以融会贯通，但又都是坚决反对佛教和道教的。这充分体现了宋代正统儒家不同于过去一般儒家思想的新的时代特点，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

佛教自汉代从印度经过中亚细亚传入中国，历代学者对于它的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何况印度佛教的自身也有变迁，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我国固有的儒家思想，长期以来跟它既有斗争又有融和，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本是符合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普遍规律的，但是由于先后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各种思想的具体内容与问题的性质自然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其间有些问题是继承过去而没能解决的，有的问题则是新生的，也有些理论是明显地深化了，借此可以见出新时代的特征。

大家知道，宋代佛教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既不同于汉代以佛教等同道术的时期，以及魏晋南北朝佛教近于玄学的时期，也不同于三教（儒、释、道）鼎立的隋唐宗派佛学时期。从一方面说，它的社会地位是相对地下降了，但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是比过去更见广泛和深入了，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浸透到各种文化生活的领域当中。

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学术等多方面的原因，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大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多已日形衰落，有的即使名义上依旧保留，但是在思想信仰的内容上也多少起了变化，唯有以六祖慧能（638—713年）为真正创始人的禅宗南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扩大了影响。这是因为他宣扬“见性成佛”，提倡破除偶像，不崇洋（印度）媚外，从而取消了历来反佛理论的一种非难，如从民族主义出发，认为崇信外来的佛教是“以夷变夏”，其中包含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慧能这一代祖师，不仅“语录”（《坛经》）被后学尊为经典，而且本人又是地道的中国劳动人民，据说又是孝子。按这个传统，后来禅院丛林干脆规定出家人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乃至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实行了跟过去中国变相的僧侣贵族不同的信仰，也是对印度佛教一种带根本性的变革，于是一向攻击佛教徒养尊处优、不耕而食、必将导致贫弱的论点，便再没有充分的根据了。

同时，唐末五代以后的一些佛学大师，如自号“中庸子”的智圆（976—1022年），《辅教篇》的作者契嵩（1011—1072年），以至主张佛教的“菩提心”与儒家的“忠义心”乃是“名异而体同”的宗杲（1089—1163年）^[2]等，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力求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也多试用佛教的信仰与学说来发挥儒家的伦理与政治，并自甘作儒家思想的附庸。而这时的正统儒家，本多长年“出入佛、老”，在思想深处早已受到了无形的影响，入室操戈，于是反佛的理论也就自然有所提高了，他们往往能从当时儒佛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如心、性、理、欲等范畴的真实含义以及相互之间的逻辑结构，展开了不同立场与观点的争论。

虽然如此，宋代正统儒家所接触到的，其实还是那个时代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与华严，更多限于中国学者的理解与发挥，很少是认真系统地研究过印度佛教本来面目的，所以他们的反佛理论，自然是针对一些更多地带有中国思想特色的佛教信仰，而不一定严格地符合印度佛教的本义，这也是我们在剖析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时应加特别注意的事实。

这时作为正统儒家的代表人物，通常是指先后出生于湖南道县的周濂溪（1017—1073年）、河南洛阳的程颢（1032—1085年）和程颐（1033—1107年）兄弟，乃至陕西长安（关中）的张载（1020—1077年）以及曾经生活讲学于福建（闽）的朱熹（1130—1200年），即过去通称的所谓“濂”、“洛”、　“关”、“闽”四大家。

上述这个宋代正统派儒家——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虽说原籍是现在江西省的婺源，但从他的父亲起就迁居福建，所以被称为“闽学”。他曾明白地说过：“河南程氏两夫子（程颢、程颐二兄弟）出，而有以接乎孟氏（轲）之传，……虽以（朱）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3]这除了肯定二程是“道学”或“理学”的奠基人，并自命有继承这个“道统”的思想。他又编写了《伊洛渊源录》这部有关“道学史”的著作，提到周敦颐（濂溪）曾是二程的老师，并注解了他的代表作，表扬了他的学说，因此就成为“道学”的前驱。张载（横渠）同二程家族本有亲戚关系，在思想上也互有影响，都是所谓“道学”（或“理学”）的奠基人。但是其中较早的周濂溪，未见公开发表过反佛的理论。程氏兄弟的思想可谓大同小异，由于老兄（程颢）死得较早，所以影响反不如他的老弟（程颐）大，因此本文暂以张载、程颐与朱熹作为宋代正统儒家思想的突出代表，以下即就此三人的反佛理论，试作一番评论与分析。

现在先谈张载的反佛理论。他在自然观方面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用所谓“气”的离散与聚合来说明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变化。“气”的聚合就成为有形体可见的物质世界，“气”在离散后，虽不可见，但仍是充满空间，依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没有化为乌有、根本消灭。所以在他看来，虽然有可见的“气”与不可见的“气”之分，但这只不过是客观存在形式上的不同（转换），都可说是实“有”，而决不是空“无”。如此，宇宙间既是充满了“气”，所以“无”（或“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他又说什么人人相同的“天地之性”（或“义理同性”）是出于那种不可见的“气”之本体，而各人互不相同的“气质之性”则是出于那种有形质可见的“气”之聚合，所以世间只有“气”的聚散，根本没有佛教所谓“法”的生灭，他就是用这种气一元论的理论来反驳佛教所谓“一切皆空”的学说^[5]。但是他这种对于“空”的理解，原本也同样在反对那种“断灭空”即什么都没有的“顽空”。可见二者的观点，从一方面的意义来说，反而是比较接近的。因此我们认为，张载反佛的态度虽是很坚决，在当时社会政治上确有一定的积极历史意义，但在哲学理论上并不是与佛教针锋相对的，也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击中佛教“空论”的要害。

张载又进一步批判了佛教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乃至本体论，指出它的错误在于：“释氏（佛教）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6]这就是说，佛教不懂得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天命），从而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于人心而有生灭，这便是在将小的东西（心）当作大的东西（天地）的根据，把后来枝节的东西（末）反而当作了根本（本）。这话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简单地用感性认识的大、小来比喻物与心的关系，显然是一种非常粗疏的理论，因此也不能说是很正确的。而且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凡是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来反驳带有复杂社会性的宗教信仰与人生哲学，必然会使自己走向反面，陷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主义，这已是在哲学思想史研究中常见的一条难以避免的客观规律。

南宋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朱熹，主要继承了程颐的衣钵，所以通称程朱学派。因此，他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包括了程颐的基本理论，就是都认定所谓“理”是宇宙人生的精神性主体，乃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所以主张“理”在“物”先，这也是“理学”之所以得名的原因。如果深入联系社会实际，即在肯定封建社会的统治工具——纲常名教——是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这个“理”是可以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所以目前一般哲学史家都称它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朱熹就是以他那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反对佛教的“空论”的。他认为正统儒家与外来佛教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将这个“理”或“性”（性即理）看作实有还是空无。他曾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作为说明，比如一桶清净的水，彻底透明，看来若无所有，但是人们用手一摸，感觉到它是冷的或是温的，即可证实它的存在（有）了，而“理”正是如此^[7]。在这里，他借用对具体外物的感觉来说明高度抽象的精神性本体（“理”），显然是不很妥当的，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了他的理论，那是用一种唯心主义来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或者是用一种本身也很难说是正确的观点来反对另一种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可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除了从二程到朱熹的程朱学派之外，另有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象山），他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年）则是他的重要继承人，通称陆王学派。同是宋代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在不少学术理论问题上，这两个学派的人一直在争论。但在反佛理论上，因为同是儒家，又有一种共同的立场与观点，他们都认为我国儒家的思想动机是站在“公”即“义”的方面，而外来佛教的思想动机则是站在“私”即“利”的方面，前者是“经世”，而后者是“出世”，因此是水火不相容的^[8]。他们将自己的反佛比作先秦孟轲的力辟杨（朱）墨（翟），皆是不得已也。但是在当时后期封建社会，力图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代表，他们所谓的“公”或“义”，岂能是真的“大公无私”？这骨子里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私心。所以那种公私义利之辨，虽然说来很动听，要从全体人民的公利出发，其实两者的区别，恐怕也只是不同社会集团的代表各有不同性质、程度而差异的私心而已，决非在阶级社会中绝对不可能共存的那种对立，历史的客观现实正好作了证明。因此，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同样是不可能彻底推翻佛教信仰的。

末了，我们附带一提，朱熹还有反佛的另一种理论，即认为中国佛教的经典，除最早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之外，都是中国文人伪作的^[9]。若果限于当时特别流行的各种禅宗语录，那大体上还是可以这样说的，若果泛指以往整个中国的佛教，那就未免说话太不严肃了。以朱熹这样渊博的学者，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反对所谓“异端”的外来佛教，竟然也发出这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谎言，这就使我们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宗教思想史的科学研究，不能不更加注意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编者注

[2]参见《大慧语录》卷二十四。

[3]《大学章句·序》。

[4]参看《正蒙·太和篇》。

[5]参看《正蒙·诚明篇》。

[6]见《正蒙·大心》。

[7]参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8]参看《二程遗书》）卷十四、十五、《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象山全集》卷二《与王顺伯书》、《阳明全书·传习录下》等。

[9]参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