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家的学问

五、宋代儒家的学问

先秦时，在孟子之后，儒家学问没有了传人。之所以会这样，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学问的实施，要通过自我控制、自我斗争的方式来进行，世人一般都不愿进行自我控制、自我斗争。此外，实行儒家学问难以达到立竿见影地使社会和谐的效果，一般的世人，尤其是急功近利的权力人物并不会看重这种学问。

孟子以后最有名的儒者是荀子，在荀子的学说中，已没有了儒家学问的核心精神，即没有了关于能够“发而皆中节”的人之心性的一些说法。荀子不认识这个至善的天命之性，因而有“性恶”的说法。荀子也讲与儒家人物相类似的一些话（如修身、解蔽等） ，但其思想实质是法家式的。而荀子的后学如韩非和李斯，则是十足的法家人物了。

此后，经汉、唐时期一直到北宋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内，都无人真正认识并信奉以孔子“明明德”为核心精神的儒家学问。后来，到了北宋时期，才开始陆续有人（主要是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从上述先秦儒家的相关著述作品，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中又重新找到了儒家学问的这种核心精神。

所谓找到儒家学问的核心精神，是指认识到人性的本质和作用。人性的本质，是与天的本质相同的，而人性的作用，就是能够“发而皆中节” ，能够表现出仁义礼智来。既想到天的本质问题，进而想到人的本质问题，就可算是快要掌握住先秦儒家学问的真谛了。关于人的心性和天道的关系，北宋的儒家人物程颢这样说：

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谕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

（《二程遗书》）

天德，天的本质。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应该以凸显人性来符合于天道。张载这样说：

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无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 ，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正蒙·大心》）

不以见闻梏其心，意为要保持一种不受感觉活动、思想活动所影响的超然的心态。有外之心，指有感觉活动、思想活动的心态。德性，人的心性，即不想事物时静定的心态。德性之知，指静定时的自我独知的状态。除了提出德性所知和见闻之知的说法之外，张载又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正蒙·诚明》）

天地之性也就是“天命之性” ，指人的天然真心；气质之性，指人后天形成的带有价值观念、成见偏见的各种心态；反之，指通过“求放心”而回到具有天然真心的状态。

除了上述的张载所提出的两对词语之外，程颢、程颐又从《尚书·大禹谟》中找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指一般人带有各种想法的心态；道心，指人的“足以合天心”的心态；中，即“致中和”的中，指道心。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心是危险有害的，道心是奥妙隐约的，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道心。除了发现道心和人心的说法之外，二程又发明了天理和人欲的说法。对此，程颐这样说：

吾学虽有所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

（《上蔡语录》）

天理，原指天的本质，这里是指人的符合于天之本质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人的本性，它就是道心。二程用这个“天理人欲”说来解释《大禹谟》：

“人心惟危” ，人欲也； “道心惟微” ，天理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二程遗书》）

灭私欲，也叫灭人欲，就是“善反之” 、求放心。灭私欲是为了“天地之性存焉” ，所以那时的儒家要说“灭人欲，存天理”的话。

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各组说法虽然不同，但是其意思却是相同的。德性所知、天命之性、道心、天理，都是指人的心性；见闻之知、气质之性、人心、人欲，都是指人的受了思想活动污染的各种心态。儒家学问的宗旨就是要人们保持心性而排除受污染的心态。

宋代的儒家们发现了《大禹谟》中的十六个字内容以后，又提出了道学和道统之说。道学，是指儒家要“允执厥中” ，亦即要保持人之心性（中）的学问。由于这种学问所讲求的，是要保持与天道本质相一致的心态，所以叫道学，道学的核心精神就是那十六个字。道统，是指道学这种学问的传承系统，这系统所传承的核心内容也是那十六个字，因此称之“十六字心传” 。照宋儒对于这个系统的相关说法来看，其传承的始发站是尧，接着依次是舜和禹，此后还有许多人。至于孔子，则是这个系统中关键性的一个传人，而前面所说的孔子的学问精神则是接受这个“心传”的结果。道学之说，可以更明确地指出儒家学问与天道的关系；道统之说，则是可以表明儒家学问是源头悠远的。

在宋代的儒家人物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朱熹。朱熹把原来不在一起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合在一起，称之为“四书” ，并为之作“章句集注”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完整地论述了道统论，他接受了周敦颐和程颐的学说思想，对“理” 、 “气”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此外，朱熹相关的学术著述很多。

宋代的儒家学问存在着两个支派，一个叫理学，一个叫心学。之所以有理学和心学之分，是由于学者对儒家学问核心精神的领会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理学是领会浅的结果，心学是领会深的结果。在二程学说中，程颢的观点有心学的倾向，程颐的观点则是属于理学的，这也是由于程颢的学问要比程颐的学问来得深刻之故。

理学，也叫程朱理学，是对程颐和朱熹的学说所形成的思想体系的一种称呼。所谓理学，其特点是通过探索天之理（天的本质）之后再将这天之理落实到人身上，找出人的合乎天之理的本质来。可是，由于这探索不着边际，于是走入了形而上哲学的地界而走不出来，结果却使探索和落实两事难以形成联系。

在宋代，心学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兄弟。所谓心学，其特点是直接从人的某种心态中去找人的合乎天道的本质。这有点像佛家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意味。

朱熹与陆氏兄弟之间曾有过几次学术争论。用“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来概括，朱熹的观点是重道问学，陆氏兄弟的观点是尊德性。所谓道问学，是指要通过泛观博览积累相关知识，再从中去找出学问的要领。所谓尊德性，以为最要紧的事是要先找到人的心性，找到了，其他任何事都好办了。我们现在看，譬如要实行孔子的学问，就应该先知道明德为何物和明明德为何事，其他的知识都是不要紧的。因此理学与心学两种观点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情况虽然如此，但是，陆九渊的心学的传播却很快地停顿了，而朱熹的学说却受到世人的欢迎。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世人（主要是指那时的权力人物）不“识货” 。

应该说，朱熹是早就晓得尊德性的重要性的，其对于孔孟学问的要领也是有所掌握的，不过，与心学家相比较，只是认识稍逊一筹而已。朱熹下面的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学者须是求仁，所谓求仁者，不放此心。

（《朱子语类》）

这是将孔子的求仁说与孟子的求放心说贯通起来看待了，之所以能够贯通，是掌握了孔孟学问要领的缘故。朱熹对于何为明德的问题，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大学集注》）

这是说，明德就是天命之性。明明德就是凸显这个天命之性，而凸显天命之性就是清除污染恢复原生态的心灵（复其初）。这些道理朱熹是晓得的。不过，朱熹当初的认识尚不够透彻真切而已。我们已知，明明德之前的事是“知止” ，知止首先要知的，是关于何为明德、何为明明德的道理。我们也已知，明明德就是诚意、正心、修身，而诚意、正心、修身之前的事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知，也应是知关于怎样实行诚意、正心、修身的道理。这方面的道理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能使人“明心见性”的道理。可是，朱熹当初却没有了解到这一点。

《大学》古本残缺，原来解释“格物致知”的内容是没有了的。为此，朱熹对缺失的部分作了补充。他这样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朱熹把格物致知一词理解为：探索事物，以获得其中的本质意义（穷其理）。他的这种见解来自于程颐的观点。程颐曾这样说：

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二程遗书》）

朱熹也有类似的话：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要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朱子语类》）

照这样的说法，格物致知的知就成了见闻之知，可是孔子学问所要求的是德性之知，而“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可见，朱熹当时的见解是不到位的。

朱熹的著作很多，有一些不到位的见解就存在于这些作品中，由于朱熹名气大，影响大，就难免给后学者起了一个误导的作用。到了晚年，朱熹对儒家学问的核心精神是有了准确的认识的，下面他的一些自我修正的话就可以说明这个情况。

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

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

旧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毋自欺处，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近日乃觉其非。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乃舍之而谈空于冥漠之间（指谈形而上的天之理） ，其亦误矣。

近看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

日前为学，缓于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论注文字，亦坐此病，多无著实处，回首茫然，计非岁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李先生（指朱熹的老师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人的本性）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今方深省而痛惩之。

恐终非能久于世者。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

上面的一些话见于明代王阳明编的《朱子晚年定论》。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晚年的朱熹已经认识到自己当初在未掌握孔子学问的真谛时所提出的一些论说是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的。从朱熹认识深入的情况可知，领悟孔子学问的真谛确是有很大难度的。此外，从上面朱熹的一些悔悟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朱熹求道（即追求真理）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