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时令》

由于《玉海》卷七〇《礼仪·符入阁图》载“《艺文志》：景祐三年（1036），诏贾昌朝与丁度、李淑采国朝律历、典礼、日度、昏晓、中星、祠祀、配侑岁时施行者，约唐《月令》定为《时令》一卷，以备宣读”，^[114]所以戴建国据此认为《天圣令》中不存在《时令》一篇。其实，《玉海》所记《时令》仅是宋朝改定的礼经文本而非法典。从其内容来源上看，“采国朝律历、典礼、日度、昏晓、中星及祠祀、配侑诸事当以岁时施行者”，与前述法律中所吸收的、以约束天下之人毋行毋为的“时令”条文大相径庭。又，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七载“本朝《时令》二十卷”，戴氏因此认为“三十卷的《天圣令》中不可能有二十卷之多的《时令》存在”。^[115]只是这本《时令》同样并非法典。因为王安石是在《赠司空兼侍中文元贾魏公神道碑》中胪列贾昌朝生平著述时提到这本二十卷的《时令》。据《直斋书录解题》载：

《国朝时令集解》十二卷。左仆射真定贾昌朝子明撰。唐因《礼记月令》旧文增损为《礼记》首篇。天宝中改名《时令》。景祐初，始命复《礼记》旧文，其唐之《时令》，别为一篇，遂命礼院修书官丁度、李淑、宋祁、王洙、郑戬及昌朝，约唐《时令》撰定为《国朝时令》，以便宣读。盖自唐以来有明堂读时令之礼也。及昌朝解相印治郡，五臣者皆已沦没，乃采经、史诸书及祖宗诏令典式，为之集解而上之。^[116]

《临川文集》中的《时令》应该就是指《国朝时令集解》。

其实，前述已经论及，北宋前期的令典仍旧属于唐令谱系，如表2所引复原唐令皆据《天圣令》所载宋令而来，所以作为礼经文献《月令》的部分行为规范依旧散见于各篇令文之内，不可能再单设《时令》一篇。但是，在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所存的《庆元令》中，《时令》作为海行令典的一个令篇则无疑议，其规范内容也较前述复原唐令及《天圣令》所载宋令有了一定变化。以下将庆元《时令》所残存的6条条文与其相应的《天圣令》条文勒成一表，以明源流演变：

表3：《天圣令》宋令与《庆元时令》对照表

（续表）

①该条令文应是以下条文的节文：“诸配军及逃亡兵级应部送者，遇寒月，谓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终。随所断或所过州权留工役，内逃军免役。并给请受，至二月遣行。不愿留者听。其情理巨蠹或配广南而已入本路者，不用此令”。引自《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五《刑狱门五》“部送罪人”，第794页。

②该条令文应是以下条文的节文：“诸逃军及配军遇寒月应权留者，籍记人数，知州检察，至遣行死及半者，兵官从本州奏劾。”引自《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五《刑狱门五》“部送罪人”，第794页。

③有关此条宋令的唐令复原问题，目前学者之间存在争议。除表2《天圣令校证·杂令》复原8所体现的黄正建的意见外，台湾学者黄玫茵则从《唐六典》中辑出类似表述，认为应从宋令复原（参见黄玫茵《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杂令》，刘后滨、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2—563页）。应当说，宋令的表述与上述《礼记·月令》以秦律、汉律、《悬泉月令诏条》的相关条文颇为相近，自这种源流脉络视之，或许依照宋令复原不失为一种方案。

④其节文为：“诸畜有孕者，不得杀。州县及巡、尉常切禁止、觉察，仍岁首检举条制晓谕。”引自《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九《畜产门》“杀畜产”，第891页。

将上表所列对应条文逐一比照，便可推知：^[117]

第一，在“行刑类”的规定上，《庆元令》所及范围较《天圣令》为宽。后者仅规定死刑，而前者涉及示众和配军。但有关死刑执行的规定，并未因此由天圣《狱官令》移入庆元《时令》，而依旧保留在庆元《断狱令》中，如：“诸决大辟不以时日，即遇圣节及天庆、开基、先天、降圣、以上各三日，前后各一日。天贶、天祺节、丁卯、戊子日、元日、寒食、冬至、立春、立夏、太岁、三元、大祠、国忌以上各一日。及雨雪未晴，皆不行决。其流以下罪，遇圣节正节日及丁卯、戊子日，并准此。令众，遇圣节免。”^[118]这条执行大辟罪的《庆元令》，删去了《月令》及唐令、《天圣令》的“春夏不行斩刑”的规定，替之以“决大辟不以时日”，而且关于免于执行“令众”的规定，竟然由庆元《时令》和庆元《断狱令》的注文分别规定，前者限于“寒暑”，后者定制“圣节”。除此之外，在《庆元令》中，部分与时节相应的条文也仍然保留在《断狱令》内而没有移入《时令》，如“诸公事遇暑月，谓五月至七月终。早，辰时前；晚，酉时后，方听行决。事繁州县，早，巳时前；晚，申时后。”^[119]

又，天圣《狱官令》宋18规定，若在遣送途中，流移人（及家口）遭遇分娩、生病、逢贼、水患而不得行时，可以暂停前行，若亲人亡故，亦给假期，即：

诸流移人在路有产，并家口量给假。若身及家口遇患，或逢赋（贼）难、津济水涨不得行者，并经随近官司申牒请记，每日检行，堪进即遣。若患者〔伴多不〕可停侍（待）者，所送公人分明付属随近（伴多不）州县，依法将养，待损，即遣递送。若祖父母、父母丧，及家口有死者，亦量给假。^[120]

川村康虽已检出这条《狱官令》在庆元《假宁令》和《断狱令》中的2条对应令文：^[121]

诸配流、编管、羁管、移乡人，在道闻祖父母、父母丧，及随行家属有疾或死若产者，申所在官司，量事给住程假。^[122]

诸部送罪人，有故住程者，申所至官司，听留，官司每日检察，可行即遣。如因疾病而同行人多者，余人遣行，留病者医治，甚者免枷，强盗及凶恶人不免。损日，别差人部送。非应差人处申所属。^[123]

但仍有遗漏。其一乃是本文表3所列“行刑类”的庆元《时令》“部送配军遇寒月而留役”的两条，它们所考虑者，乃是部送配军途中，恰逢十一月至次年正月这一“寒月”时节，天寒地冻，不利遣行，故而以“权留工役”作为宽缓之策；其二则是庆元《断狱令》“诸罪人应移乡而有疮病或孕未决者，遣行，报所诣处决之。即疮病重及临产月者，听留，疮病仍差人治疗。俟堪遣乃行”。^[124]由此可见，一条天圣《狱官令》发展到《庆元令》时，已转变成分属于《假宁令》、《断狱令》、《时令》三个令篇的五条令文。

第二，在“营造类”的规定中，“春夏不得伐木”从唐令、《天圣令》的《营缮令》移入庆元《时令》。不过其规范所涵摄的义务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有关“采捕类”的规定，则由唐令、《天圣令》的《杂令》移入庆元《时令》，后者扩大了禁采捕的时间范围，即《天圣令》仅限于“仲春”，而《庆元令》扩大至“二月至四月”。此外，《庆元令》还增加了所管官司的行政督察义务。

第四，《庆元令》将“断屠”的规定由唐令、《天圣令》的《杂令》移入《时令》。且不论具体节日的替换，《庆元令》还将每次禁屠的时限大为缩短，且删除了有关“禁屠月”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