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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类书和丛书编修

时间:2022-03-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宋代的类书和丛书编修⊙真 理宋代刻书事业和藏书事业的空前繁荣,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和广阔无垠的知识世界,这个世界将一切的书林学海、册府巨观袒露在宋人面前,任其恃才驰骋,俯仰汲取,采撷英华。由此而带来宋代类书和丛书编修事业的繁盛昌大。宋太宗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部大型类书的编修。宋以前历代类书编撰,从未达到像《太平御览》这么浩繁完整的地步。
宋代的类书和丛书编修_学林探赜(第2辑)

宋代的类书和丛书编修

⊙真 理

宋代刻书事业和藏书事业的空前繁荣,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和广阔无垠的知识世界,这个世界将一切的书林学海、册府巨观袒露在宋人面前,任其恃才驰骋,俯仰汲取,采撷英华。图书典籍的极大丰富,为书籍的编纂整理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川流可平石可腐,只此杀青垂万古”,“宋人辑书往往以摭采之富夸人”,反映了宋代编纂图书成风的征象。众多的大型类书、丛书、史书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涉及各种知识领域的书籍,都在这个时期编纂结集,隆重推出,群书如海,册府似渊,著作如林,真是千态万状,竞秀争奇。由此而带来宋代类书和丛书编修事业的繁盛昌大。

一、宋四大书编修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时期,统治者所推行的文治政策,曾相对地造就了宽松的文化氛围,但他们更强调利用大一统的文化组织和指令性手段去推行文化事业。这对文化生命内在活力和个性的发展无疑是巨大制约,但另一方面由于有强大政权力量作为靠山,既可得到雄厚财力鼎助,又能调动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文人俊杰,利用他们的群体智慧,往往能创造出势单力薄的个体力量根本无法办到的巨大文化成果。宋太宗到宋真宗年间编辑出版的《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册府元龟》1000卷,就是在皇帝直接参与下,以崇文院馆阁学士为主要骨干队伍编纂而成的四部煌煌巨帙,成为中国图书编纂史上辉煌盛举。

《太平御览》是一部广博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类书。它自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开始编纂,至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984)全部完成,共用了六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宋太宗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部大型类书的编修。宋人李攸说:“太宗笃好儒学,尝览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门目繁杂,失其伦次,乃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知制诰李穆、右拾遗宋白等参详类次,分定门目,编为《太平总览》1000卷。”[1]当此书将要完成之时,太宗为了显示自己的好学不倦,即命每天进呈3卷,以备其乙夜御览,所以后来,《太平总览》又诏改成《太平御览》。具体参加此书编纂者共14人,都是当时的一些著名文人,如李昉、宋白、张洎都是有名的藏书家,他们对书籍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李昉所作的诗文有白居易的风格,曾多次参加宋代政府大型书籍的编纂工作。宋白13岁就善属文,文坛上名称一时,有文集百卷。他家藏图书数万卷,其中所贮书画更奇古未有。他更是位编辑行家,曾将古今故事汇集分类成千余门,编成《建章集》,又对唐人诸集所遗落的诗文进行大规模地搜罗钩沉,爬罗剔抉,辑佚成册。张洎曾藏有南唐李后主所赐书万余卷,虽然人品并不足道,但也是位文采清丽,博通典坟的俊才。著有《贾氏谈录》文集50卷。如此多的学识渊博的文士受命聚集一起,共同编纂这部包罗万象的大型类书,当然也就保证了这部书籍的质量。

《太平御览》全书共分55部,是根据《周易·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来的,意即包罗万象之义。具体部目如下:天、时序、地、皇王、偏霸、皇亲、州郡、居处、封建、职官、兵、人事、逸民、宗亲、礼仪、乐、文、学、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疾病、工艺、器物、杂物、舟、车、奉使、四夷、珍宝、布帛、资产、百谷、饮食、火、休征、咎证、神鬼、妖异、兽、羽族、鳞介、虫豸、木、竹、果、菜茹、香药、百卉。55部之下,又细分成5426类,每类里又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来引录有关此类内容的古书原文,而且引录比较完整,多整篇整段地采录,且注明出处。全书共约500万字。宋以前历代类书编撰,从未达到像《太平御览》这么浩繁完整的地步。因此它是当时文人学子查找典故、资鉴古今,科举应试,作诗吟文极为方便的工具书。对于今人来说,它的文化意义并不仅仅在此。它是一个令人百开不乏的宝山学海。由于它成书是在远离今天近一千年的宋初,又充分地利用了当时中央政府丰富的馆阁藏书,引用书籍多达1600余种,因此在保存古代文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南宋学者洪迈说:“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洪迈所处的时代离《太平御览》成书时,还不到200年的时间,所引用的书籍就有十之七八的亡佚,更何况经过千年岁月沧桑呢,亡佚的书籍那就更多了。如两汉有关谶纬之学的书籍,如比《齐民要术》还要早几百年的农书《范子计然》《汜胜之书》,如崔鸿所撰的史书《十六国春秋》等等书籍,都多赖《太平御览》保存了众多的这些亡书断编残简或大部分内容,才使今人有幸能窥探其貌;二是在校勘古书方面,《太平御览》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宋以后各类书籍,由于万人千次的翻刻传抄,讹误极多。《御览》成书较早,又有那么多学识渊博文人参加编纂,所以错误相对来说较少。宋以后的文人在校勘古书时,往往以《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古书作为佐证。

与《太平御览》同时受命编纂的《太平广记》一书,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其速度之快,真令人惊讶,它也是四大部书中编纂时间最少的书。参加编纂者共有12人,除王克贞、董惇、赵邻几外,几乎是《太平御览》的原班人马,也就是说,这套编辑班子在同一时间内编纂了二部大书。因此郑樵认为,它是《太平御览》的一个外编,但《太平广记》所采摭群书内容却大不相同。它是取汉至宋初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等史料而汇辑成编的小说总集。又因全书按题材性质分类编排,亦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小说性质的专门类书,所以宋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将它划入类书类。全书凡500卷,另有目录10卷,按题材共分92大类,如神仙类、女仙类、神类、鬼类、妖怪类、报应类等。大类下分150个小类,3030多个细目,引用各类书籍近500种。这部规模宏大的小说之渊薮,它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奇幻怪诞、精彩绝艳、神鬼熙攘、人妖同处、真假幻化的大千世界。固然里面存在许多因果报应等迷信成分和表现了许许多多超自然力量,但毕竟是汉至宋初世俗现实的曲折反射。应该说这个前人创作并由宋人汇合组构的幻化世界和那一时期林林总总的现实与芸芸众生的世俗辉映成趣。当然它与所谓正统严肃的正经正史相较,不免流于空幻,虽然李昉在《进太平广记表》中强调,该书“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古今[2]”。但在该书编辑出版时就遭到了委婉批评并一度打入冷宫,“《广记》镂板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3]然而这部由宋人分门别类的小说总集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对宋元以后的民间文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据记载,南宋时的“说话人”,从小就以《太平广记》作为必读课本。宋以后诸代作家在编写话本、杂剧、小说、戏剧时,很多都从该书汲取营养,提炼素材,唤取灵感。另一方面,它保存了至今已亡佚的近250种小说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古来轶闻琐事、僻籍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4]因此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社会风俗史以及辑佚校勘古籍的重要参考书籍。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录自先秦两汉迄梁普通七年(526)共800年诗文,编辑而成《昭明文选》以后,岁月悠悠,已过400年时间,其间多少词人才子,繁如星海;多少飞文染翰,湘帙山积。尤其是隋唐时期更是我国古代诗文发展隆盛的黄金时代。对这一段诗文发展的辉煌时代的总结,终于因《文苑英华》编辑结集,集大成地展呈了它的灿烂风采。《文苑英华》是宋太宗所编纂卷帙浩繁的诗文总集,于太平兴国七年(982)由李昉、徐铉、宋白等17人奉敕编修,以后苏易简、王祐等续修,至雍熙四年(987)全部完成。全书凡1000卷,另目录50卷。所录诗文上衔《文选》,尽采梁、齐、陈、隋、唐各家诗文20300余篇,选录作者2200人。全书按文体分为诗、赋、杂文、表、檄论等共55类,与《文选》分类体系大致相同,但囊括诸代的恢宠气魄,《文选》远非其所能相比。宋初由于公私藏书丰富,前代诗文集多未亡佚,因而搜罗极富,超过《文选》近40余倍,所以保存了大量的古代诗文,尤其是所保存的唐代诗文,占全书的9/10以上,实际上是唐代诗文的总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考唐文者,惟赖此书之存。”特别是唐人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权德舆、罗隐等人的作品,几乎包罗无遗,而且是错误较少的古本。

宋四大书中,唯独《册府元龟》是在太宗儿子宋真宗赵恒手中完成的。真宗即位后八年,为了显示其为好文之主,想编一部与其父媲美的大书。于是在景德二年(1005)九月,诏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等十余人编修《册府元龟》,共用了8年的时间,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全部成书。它是宋代最大一部类书,虽然也是1000卷,但总字数约940万字,已超过同为1000卷的《太平御览》约1倍。全书分为31部,每一部前有总序,共31篇。部下又分成1100多门,每门又有小序,计1116篇。各门所辑录的资料均按照时代先后次序排列,显得井然有序,较好地体现了类书的特点。这部宋代最大类书,在内容上明显不同于太宗时所编纂的《太平御览》,这可以从《册府元龟》所分31部的名称看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太平御览》是欲以包罗万象的气势,总括宋以前历代诸书,涵盖当时所知的知识领域,因此天文地理、鸟兽虫鱼、菜果竹木、花卉香药、妖异神鬼、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无所不包。《册府元龟》却是着重于政事历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宋真宗很清楚地道出这部类书的内容:“朕编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取法,至于开卷览古,亦颇资于学者。”[5]因此,这部书原名为《君臣事迹》,改成今名《册府元龟》,也极其文雅地道出编此书的宗旨:册府即为藏书之所,元龟是大龟。古人常用龟甲占凶卜吉。殷商的甲骨文很多就是刻在龟壳上的,所以引申为该书能够成为君臣政事鉴戒。正因为要使该书垂为君臣政事之典法的编辑宗旨,由此而决定此书在内容方面的极端严肃性,大体取材于正经正史,至于异端小说却摒而不顾。

为了将此书编好,宋真宗倾注了极大热情,其关注程度实乃超过其父编辑上述三大书籍。他对编修人员在衣食住行方面特别优待,超过了一般标准,并时常奖赐给他们以器币。他曾数次车驾幸临编修之所,商讨大纲细目,并最后敲定编辑体例,对于编辑人员疏漏之内容,如“伦理”部分,命令改正增补;对于悖恶之事及不足为训的内容,他又命令全部删去。并且规定日进书稿三卷,由他亲览审定。其间,对书稿舛误之处,或出手书加以诘问,或召对主编、指示商略。例如,东汉末年有位大司马名叫张扬,曾发现部下谋反,竟以涕泣的仁爱态度来感化谋反的部下,并不予以追究。这明显有害于现政权作用的事,也被编修人员选入该书《将帅部·仁爱门》中。宋真宗立即对主编王钦若提出了书面批评:“今谋反发觉,辄原不问,而又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事也。……今张扬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别淑慝,更商度之。”[6]宋真宗对编修人员在材料取舍剪裁不当之处,也提出了严厉批评:“览所进《总录部·废滞》,……此卷中事迹芜杂,篇序雷同,不以其道辨之,何以为劝,宜更商榷而正之。”[7]从上述我们可知,宋真宗已成为《册府元龟》的名符其实的总编了。

由于《册府元龟》多取材于正经正史,开卷所见,均为寻常之书,罕有异闻珍录,所以不为当时艺林所重。实际上,它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把记载着的上起远古,下至五代末极为丰富的历代史料,全部按部、门、类、年集中在一起,查找起来极为方便。此书几乎囊括以前《十七史》的资料,且多据古本,所引录的原文,绝少改动删节,保存了古籍原貌,其中有些引用史籍如《唐实录》《唐年补录》等早已散佚。故对后人校勘和辑佚群书具有重大参考作用。著名史学家陈垣曾指出,《册府元龟》可以校史,可以补史。他本人曾用此书以补《魏书·乐志》之残缺部分,并重新辑校了《旧五代史》。清末的岑建功在编纂《旧唐书佚文》中,也大量采用了《册府元龟》的内容。中华书局在出版二十四史中,也依此书校正了原本不少错误。

总之,这四大部历经宋初二任皇帝,总计3500余卷,数千万字的鸿篇巨著,是宋代图书编纂事业走向繁荣兴盛而崭露新颖的里程碑。人们常说宋人时代总体风格是小巧精致,内向自省,但在图书编纂事业方面却是一个例外,四大部书的编纂表现了一种既能超迈前朝,又可雄视后代的恢宏气魄。它的历史贡献并不主要表现在对未知的知识领域积极拓展方面,而是反映在总结和保存前代文化成果方面。也就是说,宋人以一种罕见的博大胸襟,兼容并蓄地汲取采撷前人绵绵数千年创造的知识英华,无论是正经正史,还是野史笔记,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学艺术等等领域的成果,都以百川注海的形式,汇聚融合在这四大部书中。当然,宋太宗、宋真宗下令编纂这四大部书的目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带有稳定政权的意图:“太平兴国中,诸降王薨,其群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广记》之类,卷帙既浩博,并丰其廪膳赡给,后多老死于文字间云。”[8]但四大部书所展示和保存的那极为丰饶的知识世界,曾使众多的珍贵古籍免遭岁月沧桑的劫难而流传至今,令后人汲汲发掘开拓,披沙见宝,挹海得珠。这,就是编纂宋四大书的伟大文化功绩。

二、宋丛书与私家类书的编修

中国古代的类书和丛书几乎都是对人们所创造的知识进行大规模总结的成果,所不同的是,丛书是以一种总聚群书的形式,对多种单独著作进行汇集,并冠以总的书名,由此而成为另外一种书。类书却深入到每部著作中的篇章去,辑录钩沉各种意思完整的片断资料,然后进行分门别类而成的书籍。类书和丛书对知识的总结搜集,一般都以网罗宏富而著称。这恰如涓涓细流汇合成汪洋大海一样,因此用百书汇海形容丛书、类书的编修是再恰当不过了。

宋代编书事业的繁荣也主要表现在丛书的编修上。中国丛书的编修,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的陆澄曾把《山海经》以来160家地理专著合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增加了84家,成《地记》252卷。这部最早的地理类丛书成为中国的“丛书之祖”,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这部丛书并没有流传下来。我国现存的最早一部综合性丛书的编修,肇始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太学生俞鼎孙与其兄俞经一起,将宋人所著的《石林燕语辨》10卷、《演繁露》10卷、《嫩真子》5卷、《考古编》10卷、《扪虱新语》上下集8卷、《莹雪丛说》2卷合辑一起,编为《儒学警悟》丛书。这部议论赅博,识见超拔的丛书,它编纂的主导思想,正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是欲以此有助于儒学举子之事业,并达到劝惩警悟人世之目的。所记也均为宋代典章制度、故事旧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而此部丛书未经刊刻,竟以抄本形式流传承继达700余年之久,直到1922年才由陶湘刊印行世。这其间虽屡经斗移星转、岁月沧桑的千磨万难,当今的读者尚能窥探到我国现存最早一部丛书的完整风貌,这本身亦说明了该书的编纂价值。

在距《儒学警悟》编纂结集72年之后,即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一部规模更为宏大的大型丛书《百川学海》,由左圭编纂行世。该书共分10集,收书共达1130种,计177卷。所收多为唐宋人的野史杂说,间有晋代及六朝著作,宋人诗话尤多。这部广集众说、容纳百家而蔚为一集的大型丛书,一经成书,即以雕刻印刷行世,成为我国第一部刊刻发行的丛书。它的流传广泛和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胜于《儒学警悟》,至今北京图书馆仍藏有宋咸淳年间刻本。《百川学海》的编纂行世在我国丛书编纂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综合性丛书的规模,而且标志着我国丛书长足进入繁荣成熟的阶段。自此以后大批各类丛书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仿效《百川学海》的编纂体例的丛书纷纷如是,仅为《百川学海》相续的丛书就有《广百川学海》《续百川学海》等。

如果说丛书的编修在宋代始为滥觞的话,那么类书的编修,是宋代图书编纂事业史中取得最辉煌成就的部分。宋代编类书的风气,无论从数量、质量和规模来讲,都远远超轶文化极盛的有唐一代。我们上述一节中,所介绍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都是宋初官修的著名大型类书,也就是说宋初这三大部类书编修,曾形成一股强劲动力,把宋代编书事业推进到一个极为繁盛的阶段。自此以后,以官修类书为前导,宋代私人编纂类书也纷纷问世,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较著名的有以下几部:

宋代宰相和著名的文学家晏殊的《类要》100卷,是北宋时私人编选的较为重要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与《太平御览》同为宋代类书之善本。惜其自明以来传本甚罕,至近代仅存37卷。仅从这37卷的内容来看,它是一部网罗宏富的综合性类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帙,总74篇,凡若干门,取材极为广泛,“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极九州之外,蛮夷荒勿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纳绎,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坏之理,显隐细钜之委曲,莫不究尽。”由于《类要》采摭繁复,多为后人著作所征引,如《墨庄漫录》卷7“东坡作梅花词”条,就从《类要》引录了唐代诗人王建《梦看梨花云诗》,乃是世行《王建诗集》所无。清代所存的三种《临安志》中曾大量引录《类要》中有关地理方面的史料。《类要》的编纂体例如唐代类书《初学记》相仿,按照内容分为各个门类,如第1至第8卷都是关于各路、州、军有关地理的记载,第23卷是关于字学和算术内容,第28卷是有关酒茶摘录,等等。对于各门类中所引书籍之每一条精要文句,则以大字书之,又以小字双行加注。最值得一提的是该类书的编纂方法。其实《类要》是晏殊长期读书所作笔记而经重新分类整理的结果。《避暑录话》卷上云:“晏元宪公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牍,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旁,灸香匙亲熨之。以铁界尺镇案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以一封皮,后批门类,按书吏传录,盖今《类要》也。”这很像我们用卡片抄录资料的方法。由于这种方法很适宜分门别类的编排资料,对于晏殊编辑《类要》带来了极大方便。

南宋章如愚编著的《山堂考索》(又名《群书考索》)是一部很值得一提的类书。如愚字俊卿,浙江金华人,庆元进士,初授国子监,后为贵州知州。开禧初年,因疏陈时政,忤权相韩侂胄,罢归。本书的宋刻本为10集100卷,元、明时期增补成4集212卷,其中前集66卷,分六经、诸子等15门;后集65卷,分官制、财用等9门;续集56卷,分经籍、诸史等15门;别集25卷,分图书、边防等1l门,共50门。门下分类,类下细列条目。这部类书在编纂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进行“折中综合,以出己意”,即以考索为名,对于每一条引用的条目都附有按语,进行了颇为精核的考辨,做到言必有征,事必有据;二是作者在编撰此书时,始终贯注了他很强烈的经世治国的政治用心。他对宋南渡后倾朝文人儒士尊性命而薄事功,尚议论而少考证的学术空泛氛围极为不满。所以在此书中,他对于政治制度源流沿革引录考证得极为详细,希冀成为当时经邦纬国之借鉴。这部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网罗繁富,淹通掌故,但全书非一时所作,在编纂体例上颇失于错杂纷歧,内容重复抵牾之处屡屡纷见。如前集中既有《六经》门外,又分《诸经》一门;后集中既有《财》,又有《赋税》及《财用》,极不方便检索。这对于作为工具书的类书来讲,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宋代是科学技术取得光彩夺目成就的时期。宋人不仅对人的本身理论思维和社会进程进行了空前建构和总结,亦把眼光触及自然界万千新奇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探奥索秘,如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武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不仅仅给宋和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迅速流泽四方,以不可思议的巨大魔力改变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反映到图书编纂史上,是一大批记载科技硕果具有开创性的书籍纷纷问世。在天文学方面,我国第一部有关天文仪器制度著作——《新仪象法要》是宋人苏颂编著的;在医学方面,现存最早的中医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和中医儿科专著《颅囟经》,以及我国第一部乃至世界第一部法医专著《洗冤录》都出自于宋人之手;在建筑学方面,我国第一部最完备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以及我国第一部木结构建筑手册《木经》也都诞生于宋代;在农林园艺方面,更是硕果累累,记录花卉的《菊谱》《金漳兰谱》《洛阳牡丹记》,记录果木的《桐谱》《桔录》《荔枝谱》等都是现存最早的有关专著。而这一切为全面总结汇辑有关农艺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于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植物学辞典式的类书——《全芳备祖》,也就顺其自然在宋代编辑行世了。《全芳备祖》书名全称是《花果卉木全芳备祖》,为南宋浙江黄岩人陈咏编著。陈咏字景沂,号肥遁,又号愚一子,理宗时,因上书言恢复,语言激烈,留中不报,遂专心著述。该书共58卷,60余万字,分前、后二集,前集27卷,为花部;后集31卷,分果部9卷、卉部3卷,草部1卷、木部6卷、农桑部3卷、蔬部5卷、药部4卷,共凡8部,部下又分若干门,每门又列若干子目。每种植物各分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三类。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三子目;赋咏祖下分五言、七言散句,散联、古诗、绝句等17个子目;乐府祖收录有关词作,多为罕见不传的作品。这部总共著录307种植物的知识总汇,不仅收罗宏富,而且条理分明,向我们展呈了可谓全备的绿色树木王国和五彩缤纷的花卉果实谷蔬世界,表明了宋代在植物学和农艺学方面取得的绚烂成就。

在宋代众多著名的类书中,南宋末年王应麟编纂的《玉海》200卷,是一部在编纂体例上迥异于其他类书的鸿篇巨著,其分门排纂,考据精详,有裨经济实学,实与《册府元龟》相埒。此书完成之时,也恰是南宋走向灭亡之时。所以这部耗费了作者30年心血的类书,也是宋代类书编纂史最后一部压轴之作。其编纂之动机却很简单,王应麟19岁获取进士之后,对那些仅凭几本经书就攀取功名桂冠的沽名钓誉之举子,往往嗤之以鼻。他认为通儒硕士应从博学宏词科出。因此他编纂此书,是供应有志于通过该科考试学子所用的。但此书一旦问世,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却远远超过作者当初编书的动机。《玉海》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搜集总汇各门类知识之广博和分门别类之精密上。正如书名所示:内容粹乎美玉,资料浩乎瀚海。全书分为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革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等21门,每门又分若干类,共240余类。每类又按年代分成若干细目。细目中又精心从经史子集、百家传记等书选编引录有关记载。因此元刻本《玉海》序言中会说:“《玉海》一书尤为妙绝,其门类之详密,则上至天文律历,下至礼乐器用凡二百四十余类。其所记历代,则始于伏羲、尧舜,终于宋之末年;其摭集之书籍,则自六经众史、百家子集、注疏、传记谱牒、艺术隐颐之书,靡有孑遗,纂次详备,博而有要。”当然,这和他以工作之便,充分利用国家藏书大有干系。王应麟从公元1264年至1271年几乎都在当时国家图书馆所在地秘书监工作。先后为秘书郎、著作郎、少监、秘书监,也就是说,他从秘书监的一般官吏做起,最后位居统揽大权的部门最高领导。这一仕宦历程,也是他充分利用馆阁图书编纂《玉海》的时间。他每入秘府,即以很小的笔记本藏入袖中,凡见到秘府所藏的典籍异文则勤以笔录,日积月累,“尽读秘府所藏天下未见之书,故能博洽贯穿,网罗包括,著为此书。”《玉海》一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编纂体例上有其独到之处。他首创了《艺文》一门,用以专门记载图书目录,并以编题形式集录了有关主题的图书文献资料。这无疑突破了唐宋以来的类书只有记载图书典故的艺文,而没有记载目录艺文的局面。这在类书的编纂体例上是一大创新。这种体例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显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正如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所指出的那样,《玉海·艺文》将中国的目录学引向了主题目录的崭新方向,由此而确立了它在类书编纂史上出类拔萃的地位,“其贯穿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因此历来被人誉称为“天下奇书”、“一代奇书”、“古今稀有之奇书”!

参考文献

[1]韩驹:《利济亭桥诗》,《宋诗钞》,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缩印本。

[2]朱彝尊:《跋五百穷昌黎集注》,《曝书亭集》卷五二。

[3]洪迈:《容斋随笔》卷七,四部丛刊续刊本。

[4]曾巩:《曾巩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

[5]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元刻玉海指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影印本。

【注释】

[1]李攸:《宋朝事实》卷三,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册,第3页。

[2]《全宋文》卷四五第2册,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页。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12页。

[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2页。

[5]王应麟:《玉海》卷五四第2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1031页。

[6]宋真宗:《手赐杨王钦若》,《全宋文》第6册,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405页。

[7]宋真宗:《论王钦若新编君臣事迹废滞雷同手札》,同上,第420页。

[8]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一上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上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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