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钱荒

二、论宋代钱荒

张方平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认为实行青苗法和免役钱增加了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而钱币的外流和私销又减少了国内货币流通量，这一正一负作用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形成严重的钱荒危机。

对于前者，他以应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为例，说明新法实施前正税及诸色杂钱均可折纳谷帛，只有屋税五千余贯须缴纳现钱;服差役须三等以上户;州县差役或身充或雇佣，大概三分收钱，一分以薪粮代替。推行免役法和青苗法以后，民间每年缴纳役钱75300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已时”。加之酷吏敲诈勒索，贪功求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铲釜、犬豕莫不估价，使之输钱”。“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佰，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致使细民下户“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比年稍荒歉处，民流散多矣”。横添了货币供需矛盾，流通中货币需要量自然大增。

国内货币流通量的减少是“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所致。首先“弛边关之禁”，则钱币“外则洩于四夷”。自熙宁七年颁布新法以降，废除钱禁，“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缘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量收税钱而已”。就是说边州军钱出境，只要每贯收税若干即予放行。海上“旧制唯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市)市舶司为买纳之处，往还搜检，条制甚严，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自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以前只在市舶司的统领下，对于海外贸易搜检甚严，携钱一贯出境者处死，重金悬赏告捕者，如今则扩大到广南(含今广东、广西地区)、福建、两浙、山东等地，任其所往，当地官司并为之隐庇，外商莫不载钱而去。造成的恶果还远不止此，政治上和军事上“既资之财，又假之兵，以济其猾逆之心”，不无边陲失守，重起战祸之虞。入宋以来，铜钱外流确较唐代不知严重多少。岭南及沿海一带从来都是铜钱的一大漏洞，自宋“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以由泄”。⁽¹⁵⁾北方又异军突起，同样成为铜钱的漏洞。当时辽夏行使的铜钱全是用土特产品抑或铁钱从宋朝换回的。所以张方平慨叹道:“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其次“开卖铜之法……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国内恣行销镕，从来都是铜钱的一大漏洞。开禁前，宋朝的铜禁綦严，可铜器是内地和海外塞外居民所必需，人们犹销铜为器，铜钱遂旋铸旋销。神宗时铸钱颇巨，解除铜禁钱禁后，张方平认为民间再销毁铜钱则官府将难以治理。因为“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遂“逐州置炉，每炉增数”，于是“畎浍(田间水沟)之益，而供尾闾(海水所归)之泄”，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势将“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不堪收拾。所以尽管北宋是我国历史上铸钱最多的一个朝代⁽¹⁶⁾，仍感不足，铜铁钱兼用，分路行使。

为了维护北宋朝廷的威严和对钱币的垄断，确保北宋货币流通的正常和完整，他批评政府取消钱禁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钱荒，最终造成“坏法乱纪，伤财害民”，他力主“立四夷内外之限”，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惩处盗铸和偷运出境的不法之徒，以有效缓解钱荒危机。其实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北宋时期确上了很大一个台阶，较之以前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内外贸易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兴盛，只要有钱就能令人心满意足，满载而归;而且在东亚、南亚形成以宋为中心的贸易区，北宋铜钱自然成为许多国家追逐的对象，这种发展态势绝非任何人力或行政力量所能阻止得了的，恰恰暴露他们的守旧与短视，固张方平就显得是那样迂腐和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