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父子巩固儒家正统地位的教育思想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给事黄门郎、散骑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迁光禄大夫。精于《春秋谷梁传》,曾讲论五经于石渠阁。奉旨校阅经传、诸子等群书典籍,撰成《别录》,开我国目录学之先河。并集上古以来符瑞灾异之事,推论时政之得失,撰《洪范五行传论》,又采古圣先贤嘉言善行和逸闻轶事,著《新序》《说苑》及《烈女传》等。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刘向的少子,字子骏,后改名刘秀,字颍叔。少通《诗》《书》,善文。成帝时为黄门侍郎,继承父业,集校群书,汇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兵书,撰成《七略》,为我国目录学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他初治《易》,后治《春秋左氏传》,哀帝时建议将《周礼》(《逸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列于学官。王莽执政,拜为国师,遂立古文经博士于太学。另著有《三统历谱》,造有圆柱形标准量器,所用圆周率为3.1547,世称“刘歆率”。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传世。

刘向父子在西汉后期政治、学术思想的激烈斗争中,为扼制道、法思想的影响,纠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迷信倾向,巩固儒家教育思想的正统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设庠序、隆教化为兴邦之本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是儒家学派治国兴邦的基本方针,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命题。孔、孟、荀等儒学大师都反复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董仲舒也明确提出:“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并采取了兴太学,置明师,举贤良,重教化的一系列实际措施。然而,在西汉的实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以德治国,以教兴邦的思想远没有上下一致深入人心。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宦官权贵任刑重罚,迷信严刑之威,酷法之势;各级官吏以及普通民众尊天信神,迷信鬼神灾异,崇拜天命地灵。以致教化难行,德治未兴,内争外斗,社会不宁。刘向父子总结历史上邦国盛衰、政事成败的经验教训,阐明设庠序、隆教化,完全彻底地推行儒家以德治国、以教兴邦的路线,才能长治久安。

刘向曾上书成帝,明确指出:“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130]他严厉驳斥了不可一概“具礼”的谬论,指出:

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131]

礼的本质是养人,即使有过或不及,仍能起到保护养育人的作用,而刑罚有过,可致人于死地。为政者从救时务出发,不惜气力,反复修法律、定刑罪,而不致力于制定礼仪,推行教化,这就等于敢于任意杀人,而不去“养人”。他进一步指出:

为其俎豆筦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殴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132]

重刑轻教就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是“舍所重而急所轻”,是“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是本末倒置,重轻错乱,绝不能达到“致太平”的目的。因此,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教化,贯彻儒家重德崇礼、设教立学,才是兴邦之本,治国之基。

刘向反复论证设教隆礼为兴邦之本的思想正是说明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他在《说苑·政理》篇中指出: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耻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修近理内政撅机之礼,一妃匹之际,则莫不慕礼义之荣,而恶贪乱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在《说苑·修文》篇中又指出:

成功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库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

刘向针对当时社会上多迷信祥符灾异之说的现实,采集上古故事,予以批驳。再次阐述了兴学设教的重要意义。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慝,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未闻东益之与为命也。”^[133]

“老者不教,幼者不学。”就是没有广泛设教兴学,造成社会上“俗之不祥”;而“俗之不祥”又必然导致“损人益己”“弃老取幼”“释贤用不肖”,进而“圣人伏慝”,由“身不祥”,到“家不祥”,“国不祥”,“天下不祥”。正说明兴学设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措施和必由之路、必然之理。

刘向援古论今,从思想认识到实际措施,从国家大政方针,联系到民众的社会生活论证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对巩固儒家教育思想的正统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勤学问、修德性为立身之本

儒家学派普遍强调人的成长靠教育和学习。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言人性善,然不学习,善性不得存养,则与禽兽无异,认真学习,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称人性恶,但经过学习,积、靡、渐、修、增善成德,“涂之人皆可为禹”。《中庸》将儒家的立身成才之道概括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从而形成了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逻辑结构:社会进步和国家兴盛靠人才,人才成长靠教育。勤学问、修德性是每个人立身成才的根本途径。教育和学习在人的成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然而,儒家的这一思想逻辑要深入人心。也同样需要不断地宣传强化。道家曾宣扬“绝圣弃智”“自然无为”;法家曾主张废学禁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些思想在汉代仍有相当的影响。有人迷信自己出身高贵,天赋超人,凭借出身门第和父祖特权,不需学习而自然可垂手得来高官厚禄,富贵荣华;有人自认出身低微,天性愚鲁,学也无用。

刘向反复阐述教育和学习对于人的成长的重要性。他集古人学而成人、成才、成名的事例,说明此理。

首先,他指出古之圣贤都是勤学修德而成才成名的:他的结论是;“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家者,未之有也。”^[134]又引《吕氏春秋》以为证:

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铰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周公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世。

吕子曰:神农学悉老,黄帝学大真。颛顼学伯夷父,帝喾学伯昭,帝尧学州文父,帝舜学许由,禹学大成执,汤学小臣,文王、武王学太公望、周公旦,齐桓公学管夷吾(仲)、隰明、晋文公学咎犯、随会,秦穆公学百里奚、公孙支、楚庄王学孙叔敖、沈尹竺,吴王阖闾学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学范蠡、大夫种,此皆圣人之所学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则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则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则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则不若狂。^[135]

说明世上无天生圣贤,所有圣贤都是勤学修德而后成功的。即使有天赋的耳可闻,目可见,口可言,心可智,然而不学不问,仍然和聋、盲、喑、狂无异。先天素质只是为人的成长提供物质基础,教育和学习才是人才成长的决定因素。

其次,他说明无论何人,只要从小勤学苦练,养性修德,都能成才成名,否则,即使天生丽质,不学不问,也难保身立命。他说:

人之幼稚童蒙之时,非求师正本,无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不知以学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学问以修其性。

今人诚能砥砺其材,自诚其神明,睹物之应,通道之要,观始卒之端,览无外之境,逍遥乎无方之内,徜徉乎尘埃之外,卓然独立,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游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闲居心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虞,疏远世事,分明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义立度,以为法式,穷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遗业,生有荣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

然莫能为者,偷慢懈堕。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无名。

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是故砥砺琢磨,非金也,可以利金;诗书壁立,非我也,可以厉心。夫问讯之士,日夜兴起,厉中益知,以分别理。是故处身则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情察,以垂荣名,而不好问讯之道,则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躯也?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干将虽利,非人力不能自断焉;鸟号之弓虽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虽高,不务学问,不能致圣。水积成川,则蛟龙生焉;土积成山,则豫樟生焉;学积成圣,则富贵尊显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台庙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问讯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积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

为了更充分地论证教育和学习对人才成长的决定作用,刘向辑录许多逸闻轶事,反复阐发儒家关于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的主张。例如:

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

孔子曰: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

宁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学。学二十年则可达矣。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136]

自古以来,成才成名者无一不是勤学问、修德性而得者。这又进一步证明了无论何人,高贵者,鄙下者;年幼者、年老者;聪颖者,愚鲁者。通过教育和学习皆可长进,不教不学,绝无长进。由此,更可见教育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三、六经为学问之本

六经本为西周以前的文化典籍,原非儒家专有的经典。孔子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创儒家学派,亲手整理六经。《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称:

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孔子将六经作为主要教育内容,运用于教育实践。《礼记·经解》称: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西汉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六经被视为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而表彰六经也就成为推行独尊儒术的重要措施和贯彻独尊儒术的重要标志。《汉书·艺文志·序》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刘向父子相继集校总览群书。其中,刘向主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柱国校方技。每一种书校完,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而奏之,撰成《别录》。刘向死后,儿子刘歆继承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辑略为诸书之总要。六艺略即六经,诸子略、诗赋略,也以儒家诸子及其著作为重要内容。这样,构成群书以六经为首,诸子以儒家为首的基本框架,提高了六经的权威性,巩固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体现了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的基本思想。刘向父子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独尊儒术的方针重点体现在教育政策上,也主要通过教育来推行和贯彻。而在教育方面体现、推行和贯彻独尊儒术的方针,则集中地落实到教育内容、课程和教材上。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措施是兴太学、置明师、立经学博士,招博士弟子。然而西汉太学在很长时间之内,只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立于学官,置博士教弟子。皮锡瑞说:“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137]今文经学视六经为孔子“托古改制”致治之道,研究和传授六经旨在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寻求治国安邦之意。因此,往往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渗入大量阴阳五行、灾异迷信,谶纬神学之说,多“诬妄”之见。今文经学政治性强,以功利为尚,迎合当权者的需要,故颇受青睐,得到官方扶植而盛于一时,垄断了太学讲坛,支配着选士任官。古文经学视六经为史,研究和传授六经重在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以名物制度训诂考证为主。在今文经学立为学官,盛极一时的形势下,古文经学或藏之秘府不得传扬,或散在民间暗中传授。随着今文经学地位的膨胀,谶纬神学、灾异迷信益加泛滥,损害了六经的权威性,威胁着儒学正统地位的巩固。纠正今文经学的偏弊,恢复六经的形象,弘扬六经的全貌,已经成为巩固儒学正统地位的重要举措。

刘向父子肯定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但不赞成其儒学神学化的倾向。董仲舒专精《公羊春秋》,刘向却长于《谷梁春秋》,刘歆更善《左氏春秋》。刘向父子均致力于提倡古文经学,其意义正在于抵制儒学的谶纬神学化。

刘歆在继承父业,以光禄大夫之职领五经时,建议《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周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反对,“诸博士或不肯置对”。于是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严斥今文经学,力倡古文经学,以恢复六经之全貌。他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此,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广立《谷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这封书信,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然而由于今文经学家及其支持者强烈反对,刘歆之议未被采纳。直到王莽执政,刘歆升任国师时,《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经,始增列于学官,置博士。

刘歆不仅为古文经学争得了官学中的一席之地,而且阐发了经学教育的重要思想。

首先,他反复强调,六经之教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关。六经之教行国将兴,六经之教废国将衰。

其次,他认为六经之教宜全不可偏,不可抱残守缺,挟私意违公心,信口说而随声和,更不应党同门妒真道。专己意抑众见。

最后,古文经学立于太学,打破了今文经学在太学讲坛上的垄断地位,丰富了太学的教学内容,完善了经学的教学方式和学风。今古文长期论争,势如水火,然也不乏互补之处。今古文经学均立博士,意味着都成为太学教授生徒的官方定本。推动了西汉尊经、传经之风的盛况形成。

刘向父子力主六经为学问之本。刘向说:“凡六经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灵焉。德盛则以为畜,治平则时气至矣。……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幽间则循循如也。”^[138]他在所著《新序》《说苑》中,采辑古代逸闻轶事,以论成败兴亡之故,反复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之经文以证之。说明为政为学皆应以六经为本。经明则行修,经明则学成,此天下不易之理。

刘歆撰《七略》,其《六艺略》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139]

更明确提出六经学习的具体价值,同时也指出后世经学教育烦琐化的弊端。总的来看,在巩固儒学正统地位之益方面,刘向父子于此贡献颇多。

四、仁义为德教之本

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儒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忠、孝、仁、义。西汉董仲舒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概括为三纲五常,涵盖了封建社会中主要的政治伦理道德关系。仁义之德是诸多德目的基础。

刘向父子提倡仁义之教可谓不遗余力。刘向所撰《新序》《说苑》《列女传》,采辑帝王将相、诸侯大夫、圣哲贤人的嘉言善行,逸闻轶事,其主旨均在宣扬仁义之教。曾巩在《<新序>叙》中说;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向之序此书于今最为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

在《<说苑>序》中又说:

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欲以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当于理。……向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与夫患失者异矣,可谓有志者也。

说明《新序》《说苑》都是采古人之嘉言善行和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提倡一道德同风俗,宣扬仁义之教,以为后世之法戒。所辑数百事数百人,始终贯穿着“以道德之至言为宝”的思想主线。仅举数例:

舜至孝,立为天子,天下化之;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七十二子自远方至,服从其德;祝简称贤君忧德义之不足,不患车乘之薄;师旷称良君爱民如子,民视君如父母;殷之亡国在国有妖,其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魏文侯称田子方为仁人,仁人乃国之宝也,国有仁人,群臣不争;魏文侯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则,地不如德。财不如义;晏子谓齐景公曰: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伯成子高谓禹曰:以至无欲至公之心示天下。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子列子内有饥寒之色,犹不苟取,见得思义,见利思害;楚昭王之士石奢,其为人也公正而好义;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秦夏严暴而亡,汉王垂仁而帝。^[140]

在这里,刘向反复强调了遵循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道德便国兴民安,否则国衰民犯。

刘向在《说苑》中更集中地采集了历史事迹。阐发《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尊贤》《至公》《修文》等道德要求,强调了君应“大道容众,大德容下”,臣“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人人都要了解并遵行必要的道德规范:“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荣华自槁矣。”^[141]

在这里,更进一步体现了刘向父子在纠正自董仲舒之后出现的强调天意神威和外儒内法的倾向,努力强化儒家以德治为宗,以仁义道德为本的政教思想体系。

刘向更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扩展到女子教育,专辑《列女传》一书,发挥“五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的思想。《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传》称: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列女传》含颂一篇,传七篇,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蘖嬖,每篇十五传。

《列女传》宣扬儒家“三纲五常”的传统道德观念,要求妇女遵循“三从四德”之道。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主张妇女应“从一而终”。显然是对妇女的一种精神和道德束缚。但《列女传》也有某些积极的思想因素,如:肯定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歌颂了古代妇女的爱国主义,赞扬不为功利、果于行义的杰出妇女形象,提倡妇女“以色亲,以德固”,反对美于色而薄于德的丑恶现象,特别是在《辨通传》中有不少美好形象。有貌丑才高,身怀治国本领者;有勇敢果断,不畏权势者,如: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勤学、齐田稷母劝子拒贿、齐相御妻匡正丈夫、珠崖二女争相赴死等,均为后世称颂。

《列女传》是专为妇女立传,并且已形成完整结构体系的妇女专著的最早代表,王回在《古列女传序》中称:“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宋以后这类著述尤多。所不同的是,宋以后更强化了纲常名教,专重忠贞节烈,“列女”演为“烈女”。正如章学诚所言:“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也,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这就是说,刘向的《列女传》,虽也含有要求妇女“三从四德”的说教,但不像宋明之后那样大肆渲染妇女“宁节殉夫”的病态现象。

总之,刘向父子在教育思想上的主要特点和历史贡献,集中在西汉末期巩固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

【注释】

[1]《史记·儒林列传》。

[2]《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本传。均不再注。

[3]《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

[4]《史记·儒林列传》。

[5]《论衡·超奇》。

[6]《春秋繁露·顺命》。下引该书仅注篇名。

[7]《离合根》。

[8]《深察名号》。

[9]《玉杯》。

[10]《五行相生》。

[11]《天地阴阳》。

[12]《阴阳位》。

[13]《五行之义》。

[14]同上。

[15]同上。

[16]《汉书·儒林传》。

[17]《汉书·儒林传》。

[18]《史记·太史公自序》引。

[19]例如《春秋》隐公元年第一条:“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曷为先书‘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曷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20]《精华》。

[21]《深察名号》。

[22]同上。

[23]同上。

[24]《玉杯》。

[25]《深察名号》。

[26]同上。

[27]《实性》。

[28]《深察名号》。

[29]同上。

[30]同上。

[31]《实性》。

[32]《为人者天》。

[33]《度制》。

[34]《精华》。

[35]《精华》。

[36]《王道通》。

[37]《盟会要》。

[38]《保位权》。

[39]同上。

[40]《正贯》。

[41]《楚庄王》。

[42]《立元神》。

[43]《十指》。

[44]《通国身》。

[45]《俞序》。

[46]《考功名》。

[47]同上。

[48]同上。

[49]《立元神》。

[50]同上。

[51]见《楚庄王》。

[52]《重政》。

[53]《重政》。

[54]同上。

[55]《玉杯》。

[56]《王道通三》。

[57]《基义》。

[58]《为人者天》。

[59]《奉本》。

[60]《度制》。

[61]《楚庄王》。

[62]《论语·颜渊》。

[63]《韩非子·忠孝》。

[64]《经法·道法》。

[65]《基义》。

[66]《二端》。

[67]《为人者天》。

[68]《执贽》。

[69]《论语·里仁》。

[70]《玉英》。

[71]《天道施》。

[72]同上。

[73]见《汉书·董仲舒传》。按《春秋繁露》中有《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一篇,内容大体相同,当为同一件事。此语在该篇中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74]《玉杯》。

[75]《玉杯》。

[76]《论语·卫灵公》。

[77]《仁义法》。

[78]《仁义法》。

[79]同上。

[80]《必仁且智》。

[81]同上。

[82]《仁义法》。

[83]《五行对》。

[84]《玉杯》。

[85]《精华》。

[86]《玉英》。

[87]《天道无二》。

[88]《史记·太史公自序》

[89]《史记·太史公自序》。

[90]同上。

[91]肖黎:《司马迁评传》,第238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92]《汉书·扬雄传》。

[93]《后汉书·班彪传》。

[94]《史记·太史公自序》。

[95]《史记·孔子世家》。

[96]《史记·太史公自序》。

[97]《史记·儒林列传》。

[98]《史记·太史公自序》。

[99]同上。

[100]《史记·太史公自序》。

[101]同上。

[102]《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

[103]《史记·秦始皇本纪》。

[104]《史记·楚元王世家》。

[105]《史记·太史公自序》。

[106]同上。

[107]《史记·孔子世家》。

[108]《史记·陈涉世家》。

[109]任继愈:《中国哲学》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0]《史记·货殖列传》。

[111]《史记·太史公自序》。

[112]《汉书·昭帝纪》。

[113]《史记·货殖列传》。

[114]《盐铁论·相刺》,下引《盐铁论》仅注篇名。

[115]《贫富》。

[116]《备胡》《救匮》。

[117]《本议》。

[118]《错币》。

[119]《刑德》。

[120]《申韩》。

[121]《授时》。

[122]《刑德》。

[123]同上。

[124]《论诽》。

[125]《诏圣》。

[126]《杂论》。

[127]同上。

[128]《申韩》。

[129]《遵道》。

[130]《汉书·礼乐志》。

[131]同上。

[132]同上。

[133]《新序·杂事卷五》。

[134]《新序·杂事卷五》。

[135]同上。

[136]均见《说苑·建本卷三》。

[137]《经学历史》,第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8]《说苑·辨物》。

[139]《汉书·艺文志》。

[140]参见《新序》诸篇。

[141]参见《说苑》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