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英文短语同时都可以缩写为STS：一个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一个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对于把前者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缩写为STS或STSS，并不存在争议；而对于后者学界的争议较大。有的学者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元勘”（刘华杰、吴国盛）等：有的学者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学”（曾国屏、刘立）等；有的学者根据其内涵和涉及的研究范围主张译为“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郭贵春、成素梅）等。事实上，“在内涵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是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特色，有不同的重点，形成不同的风格”[17]。按照国际翻译惯例，对于机构、组织、一项事业可以直译和使用其缩写词而不必解释其含义的惯例，编者主张直接使用英文缩写词STS。在国外，STS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领域既有别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与人文观照的哲学领域，又是一个有别于现存常规学科的学科群，是大学、研究机构名称、课程、正规高等教育和学位教育的一项独立的社会与学术事业。该领域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属于哲学分支）、科学社会学（属于社会学分支）、科学学、科技管理（属于管理学分支）、科技传播（属于传播学与公共管理学分支）、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学分支）。作为学科，STS是以科学技术为对象，以自然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多领域为背景并突出其交叉性跨学科性的、开放性的软科学性质的研究与社会服务领域。
在国内，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来，已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部门，但是并没有像国外那样成为常规高等教育（学位和研究生教育）的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而是作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进行的。事实上，在国外，尽管STS是在70年代后期，费耶阿本德宣称“科学哲学只有伟大的过去，而不再有辉煌的未来”从而终结了科学哲学三年后兴起的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但是STS在来源上与科学哲学的或兴或衰并没有直接的联系。STS的来源存在三大传统：其一是韦伯传统或社会学传统（德国传统）。该传统产生的标志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于1919年发表的《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该书最早把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来看待，并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突出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自主性。该传统的硕果是常规的科学社会学学科的产生。其二是默顿传统或科学技术史传统（美国传统）。该传统产生的标志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于193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该文中，默顿直接把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来看待，通过大量文献的统计数据与分析，对17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科学兴趣的普遍转移作出了有实证价值的研究。它突破了对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形而上”阶段，为更清晰、准确地把握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范例。科学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国际专业刊物的诞生是该传统的重要成就。其三是贝尔纳传统或硬专家参与管理传统（科学家传统或英国传统），该传统产生的标志是英国科学家贝尔纳于1939年发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该书分“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与“科学所能起的作用”两大部分，分别从科学发展的历史状况、科学教育以及科学研究活动开展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外部条件、科学和战争、科学家的培训、科学交流与传播、科研经费的筹措、科学发展战略等角度，对科学的体系、结构、规划、管理和科学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贝尔纳传统虽同样把科学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同样只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宏观社会结构，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与技术知识产生的微观具体过程。与默顿传统不同的是，它更注重宏观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科学发展对社会、对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安全等因素的影响。贝尔纳传统为后人根据时代的变迁与社会实践的需要，开辟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因此，该书成为科学学、科技管理（包括科技政策与规划、科技传播、科技评估）等领域公认的奠基性作品。
STS强调的是“科技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又是一种新的教育观、科技观和方法论。它不仅对当代世界快速、稳定、健康发展和解决生态环境、资源、能源、人口等全球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18]。成立于1982年的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的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系，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具备从本科到博士层直接授予STS学位的院校之一。在其研究生培养计划中，重点放在科学、技术和社会中的道德和价值问题（即科技伦理学），强调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互动，结合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具体解答STS领域基于社会和环境变迁中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之类的基础性问题。STS系除直接具备授予STS硕士和博士学位外，还与经济系合作可授予毕业生EEVP（即生态经济学、价值观与政策，Ecological Economics，Values，and Policy）硕士学位[19]。美国大学中有10多个STS系，100多个STS中心和计划，在1000多所大学中开设了2000多门STS课程，培养了STS研究生和本科生，有全国性的学会和刊物[20]。在国内，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研究中心具有代表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STS研究中心在1993年5月正式诞生。它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把STS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引进后最早成立、并设置在全国最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内的STS研究中心。其性质是进行STS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学术性研究机构。宗旨为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智力优势，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使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科技革命相结合，为实施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任务有：①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基本理论研究；②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管理研究；③环境、资源、能源、人口等全球性问题研究；④国家安全战略研究；⑤有关科学、技术与社会资料的搜集、译介、整理；⑥进行咨询服务，开展地区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等。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中心主任负责实施研究计划，主持中心日常工作；中心是一个开放性共同体，中心的研究任务主要由专家、学者兼职成员承担；成立了由20多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当前人员为：中心主任：殷登祥，副主任：余谋昌；顾问：汝信、邢贲思、刘吉、李宝恒（已故）、龚育之（按姓氏笔划排列）；成员：童天湘、金吾伦、赵功民、胡新和、张武军、刘刚、孔明安（秘书长）、段伟文、林侠、李世新等。1998年至今，该中心出版了约17部学术著作，在已取得的STS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主持召开了3次国际会议，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学术考察，先后与来华访问的美、德、英、日、俄等国的学者进行STS学术交流。该中心在国内STS领域已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STS界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新世纪以来，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高科技与人文丛书”（6本，天津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生态文化丛书”（6本，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成果《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高科技与人文因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前沿——技术的社会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高科技伦理译丛”（7本）与“科技与社会丛书”（7本）。培养STS方向的博士生4名、硕士生2名。编辑出版了5期《STS研究通讯》；与《中国科技信息杂志》合办《STS专栏》，共出11期。
在地方上，自21世纪初起，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沈铭贤研究员与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文汇报等单位联合主持了多起STS学术沙龙和学术会议，积极推动STS研究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赵克的学术专著《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同期在上海获得软科学立项资助的11篇论文之一）和《科学技术的制度供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都是典型的STS型研究。
通过国内STS学界的努力，中国STS研究的水平与世界STS研究基本处于同等水平。最大的缺憾是，STS在中国大多还是作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开展工作的，尚未独立纳入了高等教育尤其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中，这种状况使该领域的学者与国际同行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和制约了STS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STS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注释】
[1]《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2]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3]陆定一：《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4]惠庶昌：《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红旗》1958年第4期。
[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0—263页。
[6]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
[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8]《化学通报》1974年第6期。
[9]北京大学红理兵：《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思想必须批判》，《相对论问题讨论》1970年第1期。
[10]具体分析，详见赵克：《新“科玄”之争的认识论根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11]李醒民：《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大陆科学哲学》，台北《中国论坛》1992年第23期。
[12]“走向未来丛书”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丛书的出版时间始于1983年，终于1988年，时间跨度6年。该套丛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了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走向未来丛书”计划出100种，到1988年共出书74种。
[13]赵克：《新“科玄”之争的认识论根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14]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认为：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并不是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而是越来越“疏远”的关系。
[15]魏屹东：《认知转向：科学哲学发展史上一次新的战略性转移》，参见李平等编：《科学、认知、意识——哲学与认知科学国际研讨会文集（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6]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2页。
[17]郭贵春、成素梅、马惠娣：《如何理解和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1期。
[18]殷登祥：《STS历史沿革及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http://www.cass.net.cn/file/2004081917522.html。
[19]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Graduate Programs in STS，http://www.sts.rpi.edu/pl/gra-duate-programs-sts.
[20]资料来源，http://philosophy.cass.cn/Subject.aspx?n=2009070609110390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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