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

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_当代科学技术哲学

一、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

1.科学技术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

（1）科学技术的社会化

科学技术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过程的一个方面。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活动看作独立自主的东西，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不仅是一个智力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科学技术”，而社会则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但科学技术在社会化，而且整个社会也在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从近代之初的小科学转变为现代的大科学。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历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发展过程。1961年美国物理学家S·温伯格最先指出，现代科学已从小科学变成了大科学。他说：“当历史纵观20世纪的时候，她会看到科学和技术仍是这个世纪的主题。她会从大科学的丰碑——巨型火箭、高能加速器、高能量研究反应堆身上，看到当今时代的象征，犹如从巴黎圣母院看到中世纪的象征一样。”⁽¹⁾1963年，美国科学史家D·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阐述了“大科学”的概念。他指出，由于现代科学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科学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现代科学的规模巨大，社会对科学的投入巨大，使我们只能用“大科学”一词来称呼它。小科学指历史上那种传统的以增长人类知识为主要目的、以个人的自由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大科学则具有与此不同的鲜明特点。第一，大科学是大规模社会建制化的科学，是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过去的科学研究，主要以个人自由研究为主，现代科学研究已成为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其规模越来越大，已发展到国家规模甚至国际规模。科学技术的社会系统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它的社会支持系统也日益扩大和完备。社会对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管理和对人、财、物各方面的支配和支持能力形成社会的“整体科技能力”。现代社会整体科技能力的形成，标志着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它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子系统，是整个社会建制不可或缺的部分。大科学不仅规模大、建制大，而且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大，其经济、社会的效益和战略意义更大。大科学是科学、技术、经济高度协同的科学。第二，大科学是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科学，是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相结合的产物。当代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已经汇合到一起，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现代科学的发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技术为它提供的研究手段，同时现代技术的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现代科学为它提供的理论基础，另外，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对象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互相交叉，已很难在科学与技术之间画出一条截然的界限。科学技术的一体化，还表现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过程更加集约化及其周期的日益缩短上。第三，大科学是系统化、整体化的科学，是科学整体化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渗透，与社会科学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批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的交融和渗透，使传统的社会科学逐渐严密化、精确化，也使科学技术更加社会化，即不但能更好地响应社会需求，及时向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物质产品，而且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了解、重视和支持。第四，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的管理者已成为规模巨大的社会阶层，他们在以自己的科学技术活动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还以他们的知识、思想、方法和精神以及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参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为社会文化的背景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科学技术产业化。首先表现为新的科技成果导致新的社会产业形成，新科技革命导致新产业革命。近代以来，四次科技革命导致了四次产业革命⁽²⁾。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由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和将要导致一系列新兴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如生物工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智能机械产业、软件产业、超导体产业、太阳能产业、海洋产业等。其次，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表现在科学技术自身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产业。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科技知识产品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技术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研究已成为一个全社会规模的、具有独立结构的、能够持续进行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完整系统。

③科学技术与教育和经济一体化。现代的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随着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从不同的侧面走向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一体化。现代的科研机构已经不是单纯出科技成果的单位，而是把科技知识生产与人才智力生产和技术产品生产结合起来的联合体。现代大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教育中教学与科研和生产脱节的情况，使培养人的智力的教学与创造科技知识的科研和生产技术产品的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把大学办成教学、科研、开发的综合体。现代企业已发展成为以科技为先导，以人才为基础，以产品为支柱，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生产经营型主体，是把物质产品生产和科技知识生产、人才智力生产结合为一体的综合体。

（2）社会的科学技术化

社会的科学技术化（scientificalization‐technicalization of society）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过程的又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切方面，从而引起了生产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维方法、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物质生产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和革命。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体系中，科学技术已不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处于一切生产力形式、过程和因素中的首位，是构成生产力诸要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因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社会科学技术化的最重要的标志。

②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科学技术化。现代科学技术在向社会生产力诸要素渗透和物化的同时，也以崭新的高科技产品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的物质生活日益科技化。如衣食住行的高科技化，交往、休闲、学习的信息化以及劳动方式的自动化、智能化等。社会精神生活的科技化是指科学技术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了更多、更高水平的科学知识，而且也使人们学会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使社会的精神生活更富于创造性，更积极向上，充满生机和活力。

③未来社会是科学技术社会。社会的科学技术化，通过生产和生活的科技化，最终还将表现为未来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科学技术社会。当代学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种种理论，如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生态文明社会、智能社会、网络社会等⁽³⁾，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未来社会信息化、生态化、智能化、空间化的趋势和特点，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因而都从各个方面说明未来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科学技术社会。社会科学技术化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引起社会的生产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的深刻变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它又促进着社会政治法律思想、伦理思想、艺术思想、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变革，推动着精神文明的进步。

2.科学技术社会运行的不平衡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既有时间上的不平衡性，又有空间上的不平衡性。

（1）在时间上的不平衡性：“指数-逻辑曲线增长”理论

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在时间上是不平衡的。它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D·普赖斯所提出的“指数-逻辑曲线增长”理论。1961年，他在《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以科学杂志和科学论文为科学知识发展的重要指标，分析了从1665年世界上出版的第一份期刊——《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以来科学期刊的增长状况。他发现，1750年全世界出版的科学期刊只有10种，到1800年增加到100种，1850年为1 000种，1900年是1万种，到1960年达到10万种。由此，D·普赖斯得出结论：科学杂志每隔50年数量增加10倍⁽⁴⁾。同时，D·普赖斯又对文摘杂志增长进行推算，发现从1830年出版第一种文摘杂志以来，文摘杂志“也遵循同一增长规律，每半个世纪增长10倍”⁽⁵⁾。据此，他得到了科学知识“按指数增长的规律”，即著名的“普赖斯曲线”。这一曲线的普遍数学形式为

Y＝Ae^kt。

式中，Y代表现有的科学知识量，A代表初始的科学知识量，k是常数，其值由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力水平以及其他因素决定，t代表时间，一般以年为单位。

这个规律是一个经验统计规律，其统计依据除了科学出版物，还有科学家人数、科学研究经费等项指标。统计结果表明，这些指标基本上都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D·普赖斯指出：“科学与技术如此迅速的发展，一直是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我们非科学机构的发展速度的”，乃至“以10年到15年为一周期就趋于翻一番”⁽⁶⁾。

但是，指数增长曲线只是一个理想的数学模型，它没有考虑到许多复杂因素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影响。事实上，科学也绝不可能无止境地按照指数规律增长。因此，D·普赖斯在1963年出版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又通过对指数增长曲线的修正，进而提出了“指数-逻辑曲线增长论”⁽⁷⁾。

按照“指数-逻辑曲线增长论”，科学知识总量是随时间呈S形变化的（图17-1）。其制约条件：一为指数增长的基值，通常是零；二是增长的极限值，超过这个极限值，曲线将失去惯态。所谓极限值实际上是指科学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科学知识总量呈现出饱和状态，这就标志着科学革命的临近。也就是说，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知识的增加呈指数增长，而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知识的增加则呈饱和状态。

图17-1　指数-逻辑曲线

D·普赖斯的指数-逻辑曲线增长论揭示了科学技术社会运行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有限性和无限性，勾画了科学技术社会运行在时间序列上的规律性。它解释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现象，为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科学中心与技术中心

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不仅在时间上是不平衡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不平衡的。如果取一历史的横断面，就会发现某个国家的科学特别发达，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如果作纵向观察，这个科学中心又不固定在某一国家、某一地区，而是发生过多次转移的。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最先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他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提出“科学的主流”即“科学中心”的概念，并给出了“科学中心”在世界范围内随时间流动的概貌。他写道：“现代科学的主流从巴比伦人传到了希腊人，又从希腊人传到阿拉伯人，再从阿拉伯人传到法兰克人”，而德国的科学是在“18世纪从法国和荷兰科学移植过来的”⁽⁸⁾。他还指出科学在其时间进程中，“科学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是与世界范围内商业和工业活动密切相关的。

1962年，日本神户大学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在《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一文中运用历史比较法和数量分析法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中心转移的这一规律性现象⁽⁹⁾。他以科学研究成果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发展水平的指标，利用赫旁萨的《科学技术编年表》（1956年）、韦伯斯特的《人物辞典》中4万名科学家的传记，历年来发表在刊物上的重要科学文献，以及1901—1960年间21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资料，作出了这样的发现：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超过同期内世界科学成果的25%作为它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志，那么，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是按如下序列作历史转移的：

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3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

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现象，亦称为“汤浅”现象。它告诉人们：一个国家保持科学兴隆期平均为80年左右。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科学规模的绝对下降，而只是表明另一个国家的科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更为迅速。

与科学相似，技术的社会运行在空间上也是不平衡的。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公布，全球有46个地区（城市）被评为技术中心。这46个技术中心排名如表17-1所示。

表17-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全球46个技术中心

续　表

46个技术中心分布在22个国家，其中美国13个，英国4个，德国3个，法国、芬兰、瑞典、澳大利亚、巴西各2个，日本、韩国、爱尔兰、加拿大、新加坡、挪威、南非、突尼斯、印度、马来西亚、比利时、丹麦、以色列各1个；中国有3个，分别是台北、新竹和香港。

全球技术中心的评定是由2000年《有线》杂志咨询了各地政府、工业和媒体界人士采取打分制评定的，其标准有四个方面：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训熟练工作人员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能带来专门知识和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影响；人们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获得风险资本以确保好点子能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事实正是这样，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很高，如果它能实现转化，创造了社会价值，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级的技术中心。

科学中心与技术中心及其转移的研究结果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运行的不平衡性，说明了科学技术运行不但有时间上的序列性，而且也有空间分布上的广延性，它为预测世界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3.科学技术社会运行的动力

关于科学技术社会运行的动力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内在论”与“外在论”的分壤。“内在论”以美国著名科学史家G·萨顿和法国科学家A·柯瓦雷等人为代表。主要从科学技术内部考察科学技术的发生与发展，强调科学技术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忽视科学技术的外部因素。G·萨顿是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以毕生精力撰写了《科学史导论》这部巨著，他运用实证主义的编史方法研究科学史，把科学史看作是知识的理性积累，是最新理论在以往相继出现的大事年表，以及对既有观测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A·柯瓦雷在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一书中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外在因素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运动、理论结构、问题和方法等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要从科学技术自身中去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外在论”以R·K·默顿等人为代表。R·K·默顿是G·萨顿的弟子，他于1938年发表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开创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史研究。他受到B·赫森和M·韦伯的思想影响，论述了英国17世纪清教主义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促进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时还论述了工业生产、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对科学技术的促进。其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越来越转向外史。

但是，在真实的科学技术历史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¹⁰⁾、“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¹¹⁾。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单纯强调内因或外因的单因论是片面的、不足取的，是不能认识科学知识增长的规律的。

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运行的“内在论”与“外在论”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统一起来。1968年，T·S·库恩在《科学的历史》一文中写道：“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¹²⁾他所提出的基本概念——“范式”，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结合。“范式”除含符号概括外，还包含信念、价值、范例等成分。英国学者V·玛斯特曼在她撰写的论文“范式的本质”中指出，T·S·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构成范式三部分组成。形而上学范式主要指“信念”、思维方式等；社会学范式指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惯例和成规；构成范式则指科学理论体系本身，一个范式要有获得过重大成就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基础⁽¹³⁾。这一论述，反映了T·S·库恩主张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相综合的观点。

1984年，英国学者C·波义耳在其出版的《人、科学和技术》一书中强调指出：“科学技术不能被认为是在社会之外的；相反，它们置于社会之中，且受各种政治、文化的偏爱的强制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和其他团体一样是社会存在者，并受到同样的社会和经济压力。”“科学和技术可以说是沉浸在社会的海洋中，海水浸透了它们就像浸透了一块海绵。”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1992年W·比耶克和J·劳主编的《技术形成／建构社会：社会技术变迁的研究》一书，该书将技术纳入社会分析的框架，用“无缝之网”形容技术与社会相融合的关系。

确实，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大系统中，就是在社会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互渗透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也只有在这种交互作用中才得以发挥其功能的。尽管如今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庞大复杂的系统，但它依然“沉浸在社会的海洋中”，依然离不开社会诸因素的交互作用。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各门学科之间、理论与实验之间、科学理论的内部，以及科学与经济、生产、政治、哲学、宗教、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之间，都处于纵横交错的、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之中。

4.在国家层次上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国家创新系统

（1）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

国家创新系统（system of national innovation），是一个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1987年英国著名学者C·弗里曼最先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他给出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是：一种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其活动和行为是开发、引进、改造和扩散新技术。C·弗里曼所定义的国家创新系统，实质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

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给出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开发、引进、改造与传播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我国，一般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骨干部分是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广义的国家创新系统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图17-2）。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应用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四个子系统，所以，国家创新系统包含着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

图17-2　国家创新系统示意图

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创新系统是由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其核心部分是科研机构（包括国家科研机构和部门科研机构）和教学科研型大学；技术创新系统是由与技术创新全过程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技术创新是指学习革新和创造新技术的过程），其核心部分是企业；知识传播系统主要指高等教育系统和职业培训系统，其主要作用是培养具有较高技能、最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知识应用系统的主体是社会和企业，其主要功能是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知识传播系统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知识应用促使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现实生产力。

（2）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要素和运行机制

国家创新系统有六个基本要素，即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行为主体的内部运行机制、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创新政策、市场环境和国际联系。

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企业、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各级政府等。企业是研究开发的主体，是创新投入、产出及其收益的主体，因而在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

行为主体的内部运行机制是决定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系统由构成系统的要素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所组成，各个要素的自身优化是系统整体实力的效率的基础。企业、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都具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运行效率的提高，从而保证国家创新系统整体效率的提高。

行为主体间有效的联系和合作是与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密切相关的又一重要因素。创新资源在行为主体间高效的流动，有助于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效益，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整体效率。

创新政策是指能对创新活动产生影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通常分为供给、需求和环境等几方面的政策。创新政策与国家的科技政策、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等有密切的关系。

市场环境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背景。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对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国家市场的发育程度、规范程度和运行效率，对国家创新活动的规模、效益、效率等都有重要影响。

国际联系是每个国家的国家创新系统与国际大环境进行资源交流的重要环节，也是每个国家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进行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途径和方式。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各国的国内市场日益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因此，对各行为主体而言，国际联系更具有参与国际大市场竞争、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意义。

（3）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

国家创新系统具有创新活动的执行和评估、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财力、信息资源等）的供给和配置、创新制度与创新政策建设、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

①创新活动的执行和评估：以企业为主体，同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一起，从事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中介机构为创新提供良好环境。政府可根据国家的目标，采取组织重大创新计划和项目、组织产学研合作、推广创新成果、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多种形式，促进创新活动。

②创新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以市场为主体，市场和政府联合发挥作用，生产、提供和配置创新资源。创新资源系统应包括有利于创新活动的财政金融管理体系、创新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体系、创新信息服务体系和创新资源的分配体系等。

③创新制度与创新政策建设：国家创新系统应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的工作包括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知识产权的保护、社会保障体系、创新风险系统、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规范创新主体的行为等。

④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创新系统应能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包括国家科技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情报信息基础设施等。

由此可见，国家创新系统作为一个由与创新活动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它的行为和相互作用促进了国家的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