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启示

鲍曙明

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引言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前后已经演绎成为国际性金融危机，其对全球经济冲击的余威至今仍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大多学者均是围绕次贷危机来展开分析，即次贷危机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进而发展成为国际性金融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观点是直接冲击较小，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不高，但间接冲击较大，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张晓欢，2009）。但是关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以及中国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目前还存在较大分歧，比如对于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国内外一直存在多种争论。事实上，当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背景进行系统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各种要素的流动性必然会不断增加，金融市场也必然会不断开放，目前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问题，未来也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国应积极审慎推进市场化、国际化，加强金融现代化管理和全球合作，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以保证和促进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的健康发展，并为世界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为此，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金融危机的深层次背景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对未来中国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探讨；第四部分是结论性评述，重点在于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背景

从2008年危机爆发过程看，美国房价下跌引发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全球（Keys et al.，2008）。所以，关于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大多围绕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各个环节问题展开探讨，即更多地从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探讨（张晓欢，2009；Adrian et al.，2008；Goldstein，2008；Lim，2008）。比如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次级贷款和股市泡沫的膨胀、金融创新过度而监管滞后、金融自由化和不当货币政策、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会计准则和华尔街职业经理人激励模式的缺陷等，还有比如负债、通货膨胀、全球房地产市场降温、经济下行周期、信息传递失真等其他原因假说，这大都是基于次级贷款危机或次级债危机视角。

而事实上，是次贷危机与其他危机一起促成了这次金融危机，次贷只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触发点，而不是其原因的全部（吴敬琏，2009）。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既要从当代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也要从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来考察。关于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剖析，分别是技术层次（技术创新）、产业层次（产业全球化）和制度层次（社会制度与文化）。

技术层次

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交易方式和速度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全球金融信息可以在每一个金融交易所同步显示，数目巨大的金融交易可以在瞬间完成，全球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可以24小时不间断交易。新信息通讯技术也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场网络化，使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据统计，互联网广泛应用前后，国际资本市场规模增速差距相当悬殊。国际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在1973年为622亿美元，在1979年达到1 450亿美元，年均增幅15%；而从1990年的4 276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5 139亿美元时，在基数不断增大的同时，年均增幅仍高达23.5%。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发达国家证券资本年平均流出入总额，1976—1980年间为476亿美元，而在1991—1994年间已增加到6 311亿美元。美国1970年的共同基金数为400个，资产总额约为448亿美元，到1994年则相应增加到5 300个和21 000亿美元（王元龙，2003）。而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调查显示，截至2006年11月底，美国共同基金管理的资产达10.281万亿美元，在全球基金市场占据了53%的比重，相当于美国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3%。

新信息技术加上新金融衍生工具，再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从而造成了国际性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遗憾的是，制度改革总是跟不上信息技术和金融业的发展速度，从而难以对金融风险进行全面控制。首先，面对新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有效的监管，随着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销售，金融风险和危机也迅速全球化。其次，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仍然采用多年前的美元“纸本位”制，与当今多元化的金融和经济格局已经不能协调。第三，随着现代化和国际化过程加速，原有监管体制存在严重漏洞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但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从而使管理失衡加剧。金融危机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而本次金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金融危机很快诱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这既反映了新信息技术和新金融衍生产品带来的金融风险的扩散，也反映了现行经济体制和金融监管制度等存在的诸多问题。

产业层次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迫于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等压力，美国传统制造业逐渐流失，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美国产业升级、替代加快，工作机会随之大量流失，居民收入和消费失衡，从而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如图1.1所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制造业就业人员比例同时下滑，说明相对于其他产业制造业处于不断萎缩过程中，而就业人员比例在90年代后的下降速度似乎更快，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来美国传统制造业的流失速度也在加快。制造业就业人数急剧减少，会对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产生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就可能会加剧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对消费和次级贷款等带来压力。

资料来源:《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http://www.gpoaccess.gov/eop/download.html）。

图1.1　1977—200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

其次，传统实体产业在萎缩的过程中，资金开始流向IT产业和金融市场，IT产业开始兴旺并产生巨大泡沫，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开始膨胀并产生了更大的泡沫（如图1.2，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程度），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也就越来越严重背离，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使金融危机诱导的经济危机成为必然。

资料来源:戴维·L.泰斯有限责任公司（www.prudentbear.com）。

图1.2　2000—2008年美国平均房屋出售价格

资料来源:《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http://www.gpoaccess.gov/eop/download.html）。

图1.3　1990—2007年美国国家收支平衡状况（贸易逆差）

作为经济支柱的传统制造业日益衰落，使美国经济从根本上受到削弱，加上严格的出口管制（Gao，2005）和“双赤字”政策，国际收支和全球货币体系失衡不断加剧（如图1.3和表1.1），这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表1.1　美国总债务占GDP比重及外债占联邦私人债务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1995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表B89，http://www.gpo.gov/fdsys/pkg/GPO-ERP-1995/pdf/GPO-ERP-1995.pdf《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表B89，http://www.gpoac-cess.gov/eop/download.html。

第三，美国尽管拥有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但新产业尚未成为有力的经济支撑点，比如新能源产业、医疗生物工程、生命科学等都还在探索阶段，这就使投资、出口和消费失衡程度不断加大。当投资和出口都不能有效拉动经济时，消费便成为唯一的选择。如表1.2所示，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从1980年到2001年之这一比例一直在65%—70%之间，至2002年突破70%，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已达到71.6%，相反投资占GDP比重在维持低位的情况下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可以看出美国在储蓄率基本为零的情况下消费和投资严重失衡。

表1.2　1990—200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表79，http://www.gpoaccess.gov/eop/down-load.html。

制度层次

制度层次原因，即观念和体制上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与其政治体制相应的市场经济、在物质享受欲望激励下的过度信贷消费体系以及强大的劳工保护制度。在政府方面，美国缺少强有力的外部冲击压力条件，仅靠内部力量在短期内难以做出实质性改变，这不仅是金融危机的诱因，也是美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金融自由化经济

西方长期以来提倡市场主导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经济，导致宏观调控能力不断下降，这为金融危机带来隐患。首先，放松监管的法律环境为金融危机带来隐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管制，先后通过了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鼓励信贷等一系列法案（《1980年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取消了对第一留置权按揭贷款的利率上限；《1982年可选择按揭贷款交易平价法案》，允许对按揭贷款采用可变动利率（ARM）；《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取消了消费贷款的利息扣除规定，但保留按揭贷款的利息扣除规定），至1999年《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使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金融衍生品业务中，导致金融创新泛滥，金融衍生品激增，从而使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泡沫急剧膨胀，金融危机一触即发。其次，金融危机的触发点便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不当的加息政策引发的次贷危机（雷达等，2008）。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连续13次降息，至2003年6月美国一年期利率由6.5%降低到1%的超低水平，并在这个低水平持续了近一年之久，低利率和充裕的银行信贷导致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次级贷款顺势蓬勃发展进一步膨胀了房地产泡沫（Papadimitriou et al.，2006）。为了抑制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共加息17次，利率由1%升至5.25%，不断上升的利率水平导致房地产市场降温，房地产价格下跌，交易量急剧萎缩，次贷危机便顺理成章。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制度和政策的自由化是美国金融衍生品过度创新的直接导因，而金融过度创新和监管的不匹配则催引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而不当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次贷危机的催化剂。而面对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政府缺少有效的决策机制，在市场主导的经济体系下已经显得有心无力。

信贷消费

作为本轮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信贷模式已经成为其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特征。低储蓄、先消费、后还贷的信贷消费方式造成了面上繁荣，消费增长成了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对GDP的拉动已达70%左右。美国储蓄率1984年为10.08%，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创下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2007年，美国金融部门债务激增到GDP的114%，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26%，信用卡、车贷、房贷的规模也节节攀升（见图1.4，图1.5）。2007年年底，家庭部门负债率增至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较10年前的90%上升40多个百分点。债务危机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到达一定程度，金融危机爆发也就只是时间问题（Michael，2008；Reinhart et al.，2008）。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图1.4　1965—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联储。

图1.5　1980—2007年美国消费者债务余额

劳工保护和工会制度

西方制度中的劳工保护和工会制度，历史上曾在就业的公平、正义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制度使员工的工资、福利过高，造成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在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这种制度使美国在传统产业领域逐渐丧失了竞争力，进而对西方现行的劳工保护制度和工会制度带来了很大挑战。研究表明，工会经常能够通过谈判协商和集体行动，把工资提高到竞争水平以上。据Lewis（1986）估计，在个人和工厂特征相似的情况下，工会与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差距在12%到20%之间。还有学者推算，1970—2001年间，美国工会与非工会工人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7.1%。根据Freeman和Medoff的研究，1974—1977年，美国整个私营非农业部门和制造业所属部门，有工会企业的劳动成本中福利比例明显更高，并根据1970—1980年902个私营企业的数据分析表明，工会大致降低了16%的价格成本利润和19%的资本准租回报（Freeman，1984）。据Budd（2004）的研究，工会会员也更可能获得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所以，在美国劳资关系模式下，工会明显提高了工会会员的工资和福利，非工会成员也在一定程度上搭工会组织所挣工资和福利的便车，雇主就面临劳动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罢工威胁以及罢工损失（于桂兰，2008）。另外，相关研究表明，通用汽车破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员工工资和福利太高，而员工工资和福利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会势力过大。总之，美国的劳工保护和工会制度使企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使美国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面对全球化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从而加剧了产业流失。

未来中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加快，全球经济格局及国际产业竞争力也在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发现，部分现代金融危机诱因已经在中国开始滋生。这些趋势也可能是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必然所趋，如果不采取一定防范措施，极有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与改革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技术层面

中国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在加快，互联网发展、金融资产规模及国际化程度也均在不断提高。

互联网与金融业发展迅速

随着新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中国互联网和金融业发展十分迅速。如表1.3所示，2000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为2 250万人，2008年已经增长到29 800万人，9年间增长了12.2倍，从2001年到2008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3%。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业也发展迅猛。从金融债券来看，2000年中国的金融债券为30亿元，2008年已经达到20 852亿元，9年间增长了694倍，其中2003年突然从90亿元增长到了2 226亿元，从2004年到2008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8.9%，目前仍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从有价证券及投资来看，除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增长率有所下降外，也基本上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1998年中国有价证券及投资为8 112亿元，2008年已经达到65 302亿元，增长了近7.1倍，期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4.9%。

表1.3　中国历年互联网及金融业务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提供数据整理计算绘制。

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

金融国际化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交易国际化、金融机构国际化和金融监管国际化。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从金融市场和交易的国际化进程来看，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多及人民币地位的上升，我国必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事更多种类的金融业务，同时深圳、上海等城市也必将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而努力。从金融机构国际化方面来说，数量和种类均在迅速扩展，截至2007年底，我国累计设立了12家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和3家政策性银行，组建了124家城市商业银行、113家农村合作银行和17家农村商业银行。同时，我国还形成了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54家信托投资公司，73家财务公司、10家金融租赁公司、9家汽车金融公司及2家经纪公司、106家证券公司、59家基金管理公司、346只证券投资基金、177家期货公司、8家保险集团公司、102家保险公司及9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此外，还有29家外资银行在国内营业性机构达440家（于桂兰，2008）。从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资产数量来看，1998年为461.8亿元，2006年已经突破1 000亿元，虽然个别年份的环比增长率为负值但总体上呈不断增长趋势。从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来说，随着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必将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金融管理现代化加快

现代创新的信息技术与金融衍生工具迫切需要金融管理现代化。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的金融风险十分复杂，不仅存在行业层面、国家层面的风险而且还存在国际性的巨大风险。行业层面的风险主要涉及各种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带来的风险，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往往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使风险迅速扩散。国家层面的风险主要涉及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中长期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体系的监管措施和力度等，这些相关政策和措施的漏洞往往是金融危机潜在因素滋生的重要原因。国际性分风险主要涉及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全球化和国际协调机制，这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最难以控制的风险，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纸本位”货币体系暗藏巨大风险，金融全球化使金融风险的扩散性大大增强，而目前尚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国际协调机制。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外部环境及相关制度还存在较大的障碍，距离真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我国金融高级人才极度缺乏，对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还不十分熟悉，对金融创新管理也过于严格，渐进的金融国际化策略又致使我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显得不够协调。因此，面对国际国内不可抑制的金融现代化进程，我国金融管理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产业层面

产业升级与区域转移

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传统产业改造及新产业的出现，产业区域转移主要是指某一产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开始面临美国曾经发生的产业升级与区域转移问题。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有多种原因，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它们的共同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以及逐步显现的能源短缺等，而能源短缺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成本的上升。中国的不同区域间在能源供给、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些方面同样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产业的区域间转移自然就会出现。

如图1.6所示，从1978年到2006年的工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成本是逐年上升的，并且在90年代上升速度较快，2006年的职工平均工资相比1978年增长了33倍多，每年增长幅度也较大。从本世纪初到现在，平均工资额持续增大，增幅也基本维持在14%左右，总体上稍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如图1.7）。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经济专家认为，当劳动力成本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幅度时，在一定时间内会对一国产业竞争力产生较大影响。

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6　中国劳动力成本及其增长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7　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

我国是能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的剩余可开采量均仅占世界的7%左右，按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开采年限仅为80年、15年和3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30年、45年和61年。但与之相对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高能耗，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国。如表1.4所示，在所列的六个国家中，我国单位GDP能耗虽有下降的趋势，但始终排在最高位置，如果说韩国、美国和日本的单位GDP能耗低是由于他们是发达国家的原因，但印度和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也比我们低，说明单位GDP能耗高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国走的是能源利用率低下的粗放型发展道路。

表1.4　中国与部分国家单位GDP能耗对比（吨标准煤/万美元）

资料来源:依据历年《国际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近年来，沿海地区部分产业有着升级的迫切要求，部分产业也出现了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并且一些本来可以投资到中国的资本流向了东盟等国家，投资中国的资本也出现外逃现象，这均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能源的短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必然对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失衡调整带来严峻压力。（项俊波，2009）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与能源日益短缺等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就必然要求对可能产生的经济运行风险和金融风险提高警惕。

产业失衡与国民经济失衡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有两方面:首先是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是8.4∶37.3∶54.3，而对应的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结构是11.3∶48.7∶40.0，说明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偏低，三次产业结构失衡严重。同时，从表1.5来看，也能看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失衡，第一产业偏离度为正，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偏离度均为负，并且三次产业的偏离度绝对值均较大，说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严重偏高，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严重不足。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吸纳不足，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内需难以提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会加大整个国民经济失衡的风险。

表1.5　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就业人员比重与产业增加值比重之差）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2008《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

投资消费失衡与虚拟经济不断扩大

投资消费失衡是指投资比例过大而消费比例过小。如表1.6所示，在三大需求中，2006年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41.3%和39.2%，但出口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所占GDP的比重则分别高达52.2%和36.8%，这说明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和外需拉动，最终消费支出比重过少。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经济发展中暗藏生产过剩危机，容易使流动资本向房地产和股市、债券市场流动，虚拟经济膨胀风险就会增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也会减弱。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已经由1990年的3.75%持续攀升到22.93%，并且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

表1.6　投资、出口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及三大需求的贡献率

（单位:%）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制度层面

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宏观管理能力下降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市场调节的依赖程度也大大增加，相应地宏观管理能力必将不断下降。首先，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整体上呈不断攀升趋势。如图1.8所示，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89年的3.86%提升到2006年的20.20%，民营经济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14.58%提高到2006年的43.88%，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由1995年的45.56%提高到2006年的70.03%。其次，据《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测定，2001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为69%，已经超过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水平（60%）。说明我国市场经济基本已经确立（截止2006年，世界上已经有66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度和市场依赖度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出口额居世界第三十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6%，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FDI）输入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达到6%，也居世界首位，目前FDI和对外贸易额已占GDP的60%左右，国际收支失衡也随之不断加剧（见表1.7）。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深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将不断增强，我国经济调控对市场的依赖度将不断提高，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也就将不断增大。

资料来源:周立群、谢思泉主编:《中国经济改革30年/民营经济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77页。作者根据以上文献数据整理绘图。

图1.8　1989—2006年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表1.7　中国国际收支项目情况（1982—2007）（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家外汇管理局。

信贷消费规模迅速增长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中国信贷消费规模出现了极速增长局面。衡量消费信贷规模，信用卡的发放数量是一个标志。从1985年第一张信用卡诞生，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信用卡累计发卡量达9 976万张，较2006年增长69.95%。其中，工商银行占据23.44%的市场份额，2007年信用卡发卡量增加1 291万张，增长率为123.3%；招商银行排名第二，2007年信用卡发卡量为1 034万张，两家银行的同比增长率均超过100%。截至2008年3月底，信用卡发卡量10 472.96万张，占银行卡发卡量的6.6%，同比增长92.9%。截止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信用卡发卡突破1.2亿张。截止到2008年6月底，信用卡发卡量为1.3亿张，同比增长83.6%；信用卡信贷总额6 931.73亿元，同比增长68.4%（《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信贷消费迅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对收入预期高估及金融风险意识偏弱等原因，一些大城市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北京的家庭债务比例高达122%、上海家庭债务比例高达155%，已经超过了2003年美国的家庭债务比例115%。青岛、杭州、深圳、宁波等城市家庭债务比例分别达到95%、91%、85%、79%，天津最低为44%（刘建昌，2007）。消费信贷的剧增必将会对个人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债务风险。

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相应制度缺失

金融相关技术与金融产业规模发展很快，而相应的制度却严重滞后。从国际层面来说缺乏有效的国际监控与协调机制，将会给我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带来巨大风险。从国内来说，我国使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将不断增多，金融资产的规模也将不断增长，但相关制度却严重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缺乏对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对新国际金融衍生工具容易产生错误认知，也缺乏对有益金融工具的拓展，从而对建立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结构产生了较大的阻力；二是金融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比如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对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业务尤其是新业务缺乏严格的界定，监管也就没有明确对应部门及手段；三是汇率机制的市场化进展还存在较大疑问，相关法律法规很不健全；四是缺乏对虚拟经济发展的监测机制，对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五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缺失，农村金融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均较为缺乏，从而使农村金融的发展较为缓慢，十分不利于促进农村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当前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加快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相应制度也面临着日益巨大的挑战。

宏观经济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格局面临新的调整。本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深层次原因就是全球经济失衡，其主要特征是以美国和欧洲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中心国家存在货物贸易的巨大逆差，以中国、印度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外围国家存在巨大货物贸易顺差，而国际资本却由于当前的货币体系等原因逆势而上流向资本充裕的国家。金融危机后，全球开放国家均遭受重创，虽然短期内不会改变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但世界经济体系必然要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必将给世界各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主要面临以下冲击，一是当前逆差国进口能力迅速下降，作为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中国，就需要迅速拉动内需或扩大投资，内需拉动需要时间，所以快捷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中国的投资消费失衡现象进一步恶化；二是金融危机下，大宗商品的价格有了短时间的下滑，但长期来看随着大宗商品的刚性增长及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必将大大减小我国外汇资产的购买力；三是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预期，除了会使我国外汇资产缩水外还会使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四是在金融危机下，由于中国经济运行被持续看好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资本冲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加上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诸如4万亿投资计划等实实在在的措施，通货膨胀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结论及其对中国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国际性金融危机，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次贷危机爆发，我们从技术层次、产业层次和制度层次对金融危机的深层次背景进行系统分析发现，美国金融危机与技术创新、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以及当代国际环境均有着密切联系。从技术层次看，现代信息技术及金融衍生工具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使金融风险隐患大大增加。其基本作用机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及衍生工具的创新与经济全球化一起大大加速了资本要素的流动，在分散风险的同时大大扩大了金融风险，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却相对滞后，并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风险控制体制，从而造成管理失衡，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从产业层次看，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美国传统产业不断转移，而新产业还未能成为强有力的经济支撑点，投资便流向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资本又流向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虚拟经济比例不断上升，实体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使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其基本作用机理是经济全球化下美国产业不断向外转移，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滞后造成国际收支失衡，从而加大了金融风险。从制度层次看，提倡金融自由化和市场自由主义，低储蓄高消费的信贷消费模式以及传统的劳工保护和工会制度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其基本作用机理是，金融自由化和市场自由主义使经济运行过度依赖市场，深入人心的信贷消费模式产生过度信贷消费加剧了经济失衡，传统的劳工保护和工会制度使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损害了产业国际竞争力，而这三个方面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隐患及蔓延时难以及时做出有效调控，造成宏观调控失衡，从而使金融危机风险进一步加大。

中国经济对外的依赖程度短时间内还难以改变，而中国金融市场也将不断开放。结合未来中国与全球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随着要素流动性的不断增大，目前西方国家出现的事情，未来也可能在中国发生，部分金融危机的诱因已经在中国慢慢滋生。从技术层次看，导致美国金融危机主要诱因有信息技术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搭上全球化的快车，而相应制度改革却严重滞后。反观中国的情况，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加速是面临的必然趋势，中国之所以对金融国际化严格管制，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相应制度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旦中国加速金融国际化进程其制度方面面临的挑战十分巨大。从产业层次看，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有美国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导致的传统产业国际转移、传统工人收入及购买能力下降（收入消费失衡）、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巨大、产业倾斜等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及投资消费失衡等。反观中国情况，上述情况均可在中国找到对应的现实现象或潜在趋势。从制度层次看，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有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而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信贷消费规模急速膨胀和工会及劳工保护制度等。反观中国情况，中国经济的市场依赖度在不断增大而宏观调控能力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下降，中国的信贷消费规模增长速度极其惊人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债务危机，中国技术、产业和金融制度等不同程度的滞后十分明显。因此，随着要素流动的不断增大，目前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未来也有可能在中国发生。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科技创新与全球化的两面性

先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存在很大问题，无论是先进技术、先进发展方向还是所谓先进制度均有其两面性。首先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全球化的两面性。先进信息技术的使用大大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金融国际化扫清了障碍。产业全球化大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当先进技术与过度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相结合并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时，金融风险便在全世界金融业范围内迅速膨胀并成为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其次是市场制度的两面性。市场机制可以高效率地配置社会资源，凡是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均是有着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并且随着对市场依赖度的增加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会随着下降，这样当政府遇到一些危机情况时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从而错失最好的控制机会，导致危机愈演愈烈。因此，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在积极进行市场化改革时，不可以完全模仿西方的路径，而是应该有所选择地加以吸收运用。

经济模式与社会制度、文化应多元化

首先是经济模式的发展应该多元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信贷消费模式是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隐藏着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如果其他后进国家也盲目模仿美国的信贷消费模式，可能就会加速经济的崩溃，尤其是当虚拟经济的比重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比重时，问题可能会相当严重。其次是制度、文化应多元化。西方的制度、文化有其优越的一面，也有其非优越的一面，比如深入人心的信贷消费文化会大大促进内需的增加，也可能是未来每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趋势，却容易产生债务风险，也容易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还有以美元为核心的“纸本位”货币体系，需要其他强有力的货币与其一起构成多核心，才能一起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才能在更深层次上消除掉一些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

积极推进国际化并寻求国际合作

面对来势汹涌的金融危机，面对市场发展与金融的国际化进程，我们没有选择进或者退的空间，只能是全面推进市场改革与金融国际化，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样的趋势未必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所以只能是因势利导，争取将隐藏的风险降低到最小。在此过程中，必须积极寻求全球合作，因为国际化的冲击力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必须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国际化的协调机制才能完成。所以在金融危机面前，我们必须积极和其他国家合作，通过合作才能取得共赢，才能使中国及全球尽快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建立其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高速时期，是深化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进一步融入国际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制度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保证和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大持续发展，并为世界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首先，部分金融危机的诱因已经在中国开始滋生。中国需要加强全球合作、积极推进金融国际化，加强金融现代化管理，建立其具有全局意识的经济风险防范体系。在宏观政策、经济结构、金融机构和相关配套措施等均存在很大问题的情况下，不能贸然放松或放开对外汇管制、利率控制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管制。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推行稳定和审慎的货币政策，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都与不合理的货币政策有关。另外须牢记，加强金融监管并不等于过分严厉的监管，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和国际化并不等于放慢或拒绝金融创新和国际化。

其次，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与区域产业转移，并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测。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是经济风险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解决产业结构问题有三个重点。一是要从平衡国内外贸易入手，不断扩大内需，这可以通过扩大公共产品的投资和提高个人消费能力两方面入手；二是要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针对不同的地区要有不同的策略；三是协调地区间的产业结构，促进区际产业转移；四是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控制虚拟经济泡沫，以防虚拟经济和实体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第三，积极推进市场机制改革，改进宏观调控能力，并加强信贷消费监控。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要相辅相成，但加强宏观调控绝不是停滞市场化改革，也不是刻意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阻碍了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及运营效率的提升，因此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其次，不仅要注意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还应认真研究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并积极而又慎重地推进汇率机制的市场化。最后，要加强信贷消费监控。信贷消费的迅速增长，既会加大消费者的负债风险，又可能加大银行不良债务的风险。消费信贷要发展，但在相应制度立法等方面要及时跟上，加强对信贷消费的监控。

第四，力求创建中国特色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未必就能真正服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全球经济体系的多元化也许更能有利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所谓的先进技术和优良制度破坏性也许更大。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注意，我们不能一味地在各方面都力求赶超西方，要充分认识到现存先进经济体系显露的问题，落后的经济体系也许有后发优势，有更多的机会，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其次，要加速融入国际化体系。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才更符合人类发展的利益，争取为建立新的多极经济、政治体系多贡献出中国的力量。最后，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存经济体系存在的危机，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和平衡经济结构，尽快创建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多元化经济、制度和文化发展方式，从而为全球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贡献我们相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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