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管理学派”到“儒学管理哲学”

在成君忆和曾仕强红遍中国以前，有一批学院派的学者对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现代价值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从苏东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派”、黎红雷教授的“儒家管理哲学”、葛荣晋教授的“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到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探索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是东方管理学派的创立者。

他旗帜鲜明地高举东方管理学派的大旗，非常系统地提出了东方管理学的构想，在世界管理大会等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为东方管理学摇旗呐喊，以东方管理学为名出版了大量的高水平的管理学著作，并且在复旦大学以二级学科申请到东方管理学的硕士和博士点，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

一个以“东方管理学派”命名的管理学派在国际管理学界已经昭然成型。

苏东水教授在《东方管理学》一书的总序中说：“以中国管理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世界管理界众望所归的灿烂新星，无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巨大经济潜力的释放，还是世界华商的经济起飞，其背后都有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支撑。”

早在1976年他就在复旦大学开设了“《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研究”的系列讲座，1986年公开发表《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此后，他相继问世了《中国古代行为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经营学说》、《中国管理通鉴》、《东方管理学思想研究》和《东方管理学》等大量的东方管理方面的著作。

苏东水将东方管理的主要内涵总结为“三为”，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和人为为人”，他将东方管理的管理要素总结为十五个方面，即“十五要素说”。这十五个要素分别是：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道，客观规律；变，随机应变；人，以人为本；威，运用权威；实，实事求是；和，以和为贵；器，重器利器；法，依法治企；信，无信不立；筹，运筹帷幄；谋，预谋决策；术，巧妙运术；效，高效廉洁；勤，勤俭致富；圆，圆满合理。

自1992年以后，苏东水教授多次参加世界管理大会，提交了《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等论文，他的东方管理理论受到了世界管理学界的关注。

在苏东水教授周围，形成了一个东方管理学派。

杭州商学院院长胡祖光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颜世富博士都出版过关于东方管理学的专著。1994年胡祖光教授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了《管理金论——东方管理学》，此后相继出版了《东方管理学导论》和《东方管理学13篇》等著作。

黎红雷教授创立了儒家管理哲学。自1993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东方管理智慧》、《儒家管理哲学》和《管理之道》等关于儒家管理哲学方面的著作，他被誉为大陆研究儒家管理哲学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关于儒家管理哲学方面的题目。他现在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黎红雷教授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把握管理的。他认为，中国哲学在先秦时期把治理国家、治理社会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治”就是“治理”，早年各国用“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后来用“management（企业管理）”，20世纪末21初整个世界流行用“governance”。现在这个“治理理论”是全世界最热门的理论，如：企业治理，公司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全球治理。对于这种活动，以前我们古人用“治”；后来用西方的“管理”，把原先的“治”又译成“管理”；现在西方用“governance”，我们又用“治”来译“governance”。可见在中国“管理哲学”与“治理哲学”是没有明显区别的，“管理”就是“治理”，它们的本质和基本行为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治道”与“政道”是紧密相连的。“治道”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法，它首先是一种基本的理念——如何看人、如何看社会、如何看国家。“道”是对人、社会、国家乃至对宇宙的根本理解，在“道”之下才可能有“技、艺、术”一类的东西。“技、艺、术”的东西都是“用”的东西，而“道”是“体”的东西。把两者截然分开，不利于挖掘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中国哲学是一种有本体的哲学，首先有“大道”，然后才可能有“治道”。“治道”不仅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更是一种本体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管理”的看法是一种哲学的思维，通过一种普遍的思维找出管理之道。

“管理”就是人类为了一定的目标进行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现代的管理科学从20世纪泰勒开始，都把“管理”理解成是“管人”。中国的管理哲学则是从“管自己”开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己正人”，“内圣外王”，没有“内圣”就不可能有“外王”。“管自己”是中国的管理哲学的出发点，“管自己”就是“管我”；那么“我是谁？”“我是人”；“人是什么？”“人性是善是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管理活动的基本前提，中国管理哲学对此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智慧资源。中国注重“内省”，然后是通过自己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中国的管理本体也在于人的自我反省。能管好别人的人，也就是把自己修养好的人，这就是“修身为本”。

黎红雷认为“修身”只是管理的起点，不是管理的全部。中国的管理强调“管自己”，强调“修身”，这是优越于现代管理科学的地方。但是中国人过分强调修身，过分强调“管自己”，因此“内圣”相当发达，“外王”则相对薄弱。孔子奠定了儒家的基本原则——“内圣外王”；孟子侧重发展了“内圣”；荀子侧重发展了“外王”。先秦儒学是孔孟荀三者并举、三者并重。但唐代的韩愈认为：荀子不是纯粹的儒家，是“大醇小疵”，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包括宋明理学。

葛荣晋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穷数年之力写出了《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一书。

他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两套管理模式。在“无为而治”模式中，包含了道家的“顺其自然”，儒家的“修德于己”，法家的“治吏不治民”和“黄老”的“治大不治小”。在“有为而治”的模式中，则包括了儒家的“柔性管理”，法家的“刚性管理”和兵家的“智慧性管理”。他说，现在的管理学讲的多是西方管理思想和西方案例分析，而对中国管理思想和成功案例则知之甚少，造成中式管理在世界管理学中的“失落”，培养出来的人只知“哈佛”不知“老祖宗”，顶多算是半个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