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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式管理学科化的理论探讨

时间:2022-06-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概念、体系与研究路径:关于中国式管理学科化的理论探讨 Conception,System and Research Approach:A Study of Discipline on Chinese-styled Management肖 俊Jun Xiao摘 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管理逐渐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概念、体系与研究路径:关于中国式管理学科化的理论探讨
Conception,System and Research Approach:A Study
of Discipline on Chinese-styled Management

肖 俊

Jun Xiao

摘 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管理逐渐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然而管理中遭遇的一系列问题使得管理者和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式管理问题。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国式管理还不能称其为一个学科,它的知识和理论还处于零散状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讨中国式管理学科化、体系化的可能与路径,讨论中国式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纠正当前一些人对中国式管理的错误认识。

关键词 中国式管理,概念,理论体系

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s close to the world advanced management.The managers and studiers have get eyes on the matter of the Chinese management as they had met a series problem.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done some good things,but it cannot call a discipline,its knowledge and theory are in confusion.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approach on the Chinese management’s discipline and system,and discuss its conception and frame of theory,and correct the comprehention on the Chinese management by somebody.

Keywords Chinese-styled Management,Conception,Theory System

近几年国内关于“中国式管理”的争论日渐热烈,这既有助于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检讨,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家在实践中更恰当也更有效率地运用现代管理理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文化环境,都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管理对象,由此可以说中国式管理(或者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共同面向市场、企业改革以及国际化进程使得中西方企业在管理思想和实践上的差异缩小,国外先进管理模式会更加广泛地被中国借鉴。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特性,决定了中国企业管理最终将是中国式的。中国式管理的核心导向是要形成融合中西方管理文化,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合中国企业应用的管理体系。其客观结果就是要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有别于美国或日本模式,并在国际管理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管理模式。中国式管理也是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发展的必然结果。”[1]然而,要归纳出中国式管理的特点和内涵并非易事,需要从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习俗、人际关系模式等等方面展开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研究,方能对中国式管理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一、“中国式管理”学科化、体系化之必要

多年来中国管理学自身的理论创新严重不足,使管理学沦落为一门不折不扣的实用“科学”。在中国目前的管理学前沿理论研究中,所谓的前沿要么是将西方最新的管理思想引介至国内,要么津津于个别企业的案例发现。整个管理学的理论领域依旧处在被殖民的状态。理论创新不足的根源在于管理学的知识结构过于单薄,过于依赖案例研究方法,而且其中潜含的唯科学主义意识也妨碍了管理学的哲学思考和伦理学探讨。

虽然管理学在西方也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管理学产生于现代西方学术环境中,不仅延续了求真的精神,而且受到孔德、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现代学术先驱所奠定的研究范式的影响,以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研究方式去从事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造。历经科学管理、心理与行为主义研究、现代管理学研究等几个阶段的发展,现代西方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已经比较完善,理论体系也搭建得比较宏大坚实。

西方管理学的研究历程大致由两个路径构成:一是演绎,即从理论到理论,从原理到原理,或者说是以某种有关社会管理的哲学原理为出发点,推导出有关企业管理的一般性原理和知识;二是归纳,即从个别到一般,从大量的经验案例中发现通则,归纳出一般性的管理原理和知识。由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行为主义方法的盛行,经验的方法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许多管理学家本身就是有经验的企业管理者。

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后,他们现今在经济繁荣程度、企业规模、企业管理水平、人员素质等方面都领先于世界。但是随着西方经济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也随之进入了后发展国家,并在管理理念上形成了一种殖民态势。一方面后发展国家的企业管理水平有了重要的转变和提高,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理论的笼罩而难有突破和创造。因为西方管理理论与其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是连为一体的,后发展国家若是过于主张自己的本土管理理念,难免会与西方理论形成冲突,进而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就是以美英为发展的模板,其西方中心主义甚至美国中心主义的意识是非常明显的。

东亚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引起了世界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儒学”(或儒家思想)是亚洲成功的重要因素,使得国际学术界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新的兴趣。这些研究中,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经济成长和企业管理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美国学者通过研究日本文化和企业管理后提出了“日本模式”,认为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西方学术界承认了“日本模式”的存在和价值,说明西方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任何成功的地方都可以有它独特的贡献,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来自西方以外的知识发现和理论贡献。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沟通越来越频繁,西方中心主义渐渐失去了过去的威势。亚洲的经济中心在东亚,东亚的经济中心在中国;亚洲的文化中心也在中国。“这个地区以富饶和勤劳著称,意味着在这个地区内社会文化是统一的。表面上确实如此:都是‘筷子文化’,都是蒙古人种,都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2],谈论中日韩新等国家的管理文化,是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的。

然而,要真正认识文化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也需要全面了解当代企业的实际管理状况。亚洲的成长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西方的管理学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及,现代的学术体系也使大批研究者得到了必要的学术训练,已经有条件开展基于亚洲实际的非西方的理论创造,从而及早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沼。

“中国式管理”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曾仕强教授的影响最大。然而,由于曾教授走的是咨询路径,没有就“中国式管理”进行学科化和体系化的建设开展工作,知识点零散,缺乏理论创造。长此以往,“中国式管理”将不仅得不到国人的认同,而且也不可能对现代管理理论有什么贡献。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尽早开展“中国式管理”学科化和体系化的探讨,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规范的学术方法将其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搭建起来,以严肃的研究成果来纠正当前对“中国式管理”的错误认识,这是一个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很急迫的问题。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针对亚洲的经济与管理问题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四种研究路径。第一种是以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许倬云等著名学者从哲学、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亚洲奇迹的文化根源。第二种是以萧新煌、李亦园、杨国枢等社会人类学者从中国人的心理、行为特性来思考管理问题。第三种是以徐淑英为代表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管理问题,带有一定的对策研究性质。第四种是以曾仕强和苏东水为代表的学者以发掘中国古代的管理智慧来启发现代管理。前三种是纯学院式的研究路径,后一种是咨询式的路径。

长期以来,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存在着视野狭窄、专业界限难以跨越的问题,这或许与一些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有关。其实多年来海内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许多可以借取的成果,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专业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管理学是一门开放的交叉学科,而研究“中国式管理”更需要综合性的知识结构,涉及专业领域很多,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从事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二、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与知识结构

学术界中尝试过学科化努力的是苏东水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起即努力创建“东方管理学派”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个“以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为基础,融合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成果的新兴综合型交叉学科”,“东方管理学派立足本土、博采众长、融合古今中外管理精华,现已形成一套‘三学’、‘四治’、‘五行’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将管理的本质归纳为‘三为’思想,将管理哲学概括为‘十五’要素”,形成了一门现代科学[3]。而且苏教授之东方管理学派学科化努力的结果是该专业被授予了博士学位点,成为正式的研究生专业[4]。尽管东方管理学派的理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已经预示了国内学术界正在发生的“理论觉醒”,已经意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的企业管理,需要融合创新。

(一)什么是中国式管理?

温元凯教授指出:“所谓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就温元凯、曾仕强等学者所说,中国式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管理,结合苏东水所说的“人为为人”,突出了管理的道德性,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提高自我修养,同时也在“安人”、“为人”,管理的目的道德化了。

温、曾、苏是当前研究、宣扬中国式管理的三位主要人物,他们的观点在海内外影响不小。从他们的言论和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表述中国式管理精神时基本上采用中国哲学中的词汇,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他们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若以现代学术要求来看,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概念,以及概括出来的基本原理经不住推敲。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式管理是一种现代管理,所使用的概念、所推导的原理必须经受现代管理的检验。“修己安人”、“人为为人”是传统的管理(社会治理)精神,在现代社会里的管理行为首先是为功利目的服务的,其次才考虑到道德问题。若将“修己安人”、“人为为人”作为中国式管理的全部内涵,那显然不够“现代”,漠视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其次,虽然学者们都有强烈的融合中西、并有所创新的愿望,但是怎么样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实现这种融合与创新,似乎还在摸索之中。略考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过程,可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必然伴随着剧烈的冲突。从概念发现来看,使用中国本土的概念来指称一种行为特点,应该更具有解释力。但是要使这个来自中国本土的概念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则需要进行认真而严谨的解释和验证。同样,从大量的中国企业案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通则(原理),要得到西方人的认可,也需要进行这样严谨的工作。

然而,并非所有的概念和原理都必须是本土的。如果某个西方概念在指称时并没有不够严密之处,而且也没有其他概念取代,那么使用这个概念也未为不可。

(二)知识结构

要建构起“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使“中国式管理”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知识内涵的、严肃的、符合学术规范的理论体系,需要综合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西方管理学、中国政治与管理思想、中国历史、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这些学科相关的研究内容包括管理哲学、管理文化、社会关系与管理、中国人的特征与管理、商业伦理与现代管理等。

从学科建设的目的来说,中国式管理要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就需要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了解国外管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在知识构成方面,注意融合中西、会通古今,使这个学科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开放性。

以下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须有所思考:

(1)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2)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如何处置?

(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如何解决?

(4)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论证中国式管理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5)对中国文化形态的把握是否准确,这需要相当好的知识基础和比较研究的能力,否则就无法认真地讨论文化批判和文化融合的问题。

(6)地方知识如何融进现代管理理论中,这是人类学中涉及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管理学中也同样存在,谈中国式管理必须思考来自中国的知识与发现是否能被现代知识体系所接纳。

笔者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对看似繁杂的中国式管理的知识面做了一个大致的归纳,将管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归拢在这五个主要方面。大体框架如下:

(1)管理伦理与管理哲学:这是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根基,是以西方现代经济学原理和管理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和研究前提、管理理论的一般性与地方性、中西管理思想尝试性会通。

(2)管理文化:这是中国式管理的表现形态,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管理文化融合的趋势、历史习俗和文化特征对现代管理的影响、传统商业精神与现代管理、来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中管理智慧与贡献的现代评估。

(3)社会人际关系与中国式管理:管理对象是人和人群,而中国社会的人际构成与西方社会有巨大的差异,管理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而中国人的一些行为习惯也与人际关系有关。

(4)中国人的素质特点与中国式管理:中国人的特性褒贬不一,心理学和人类学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有大量的研究,对完善中国式管理的具体管理方法是有帮助的。

(5)组织与中国式管理:传统组织的特点是权威主义,民众的特点是顺从,但是传统民间社会组织也有复杂性,其对现代企业的影响不小。

三、有关中国式管理的认识辨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曾仕强一直致力于宣扬中国管理智慧的价值,并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概念,在管理学界影响较大,相关的讨论也比较激烈。阅读了曾仕强的主要作品之后发现曾仕强对“中国式管理”所做的解释和主要结论存在严重的错误。然而在翻阅了其他学者的论述后,笔者发现曾教授的错误存在一定的普遍性。而这样的错误“学说”之所以流行,是与学术界在基础研究领域太过薄弱有关。

当前中国式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有:

(1)对“中国式管理”本身缺乏明确的认识。以为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的管理,或者以为中国式管理就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为内容的管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认识到中国式管理是一种现代管理理论,是用以指导现代企业的(也可以指导外国企业)。中国式管理理论是对现代世界管理理论的贡献,它的理论来自对中国企业管理经验的比较和总结。有学者说:“现代化管理是不能移植的,它在美国行得通,便是美国式管理;它在日本行得通,便是日本式的管理;它在中国行得通的话,便是中国式的管理。中国文化讲究人性与和谐,现代化管理与之结合便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境界。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国式管理。”[5]这就是对中国式管理缺乏认识的表现,中国式管理是以人为本,难道西方式管理就不是以人为本、就不讲人性与和谐?显然没有抓住本质。

(2)大量运用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而没有经过严谨的学术检验。因为要突出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价值,于是未经澄清便大量使用,只能在中国语境下才能理解它的含义,在其他语境下就不知所指。如曾仕强教授说:“中华文化,以孔孟为主流,参以老庄的自然思想,而对管理最具影响的,在其注重‘务实’、‘中庸’以及‘不执着’的态度,这同时也是中国式企业管理的三大特征。”,“我认为‘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忠恕之道’,构成了中国式管理的三个向度”,认为中国式管理的三大观念支柱是太极思想、把二看成三、中庸(合理主义)。熟悉中国典籍的人基本能够明白其意思,但是不熟悉的人就不太好理解了。

(3)多数研究者缺乏足够的素养,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文化缺乏足够的理解,于是出现了断章取义、人云亦云、曲解误解的现象。在讲解传统智慧时不够客观、严谨,有的研究者投听众所好,有哗众取宠之嫌。曾仕强说:“管理者如果有仁爱之心,就应该把情扩展到所有的人,替大家着想。要利用他的情,利用他的喜怒哀乐来管理,这才是合乎人性的管理。”有仁爱之心并不等于有情。中国人重情历来为许多学者所批评,将“情”运用到管理中,其实是对现代企业管理本质缺乏认知的表现。情需建立在关系网络之上,强调情就是要建立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显然是违背效率原则的。

(4)将古代社会治理的智慧运用于企业管理,夸大其现代价值。如曾仕强说:“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安人。一切管理措施,均以安人为衡量标准。由安己到安人,再促进整个团体的安。安人的历程,是由开心而交心,藉交心而共同关心,然后产生同心的一连串心与心的变化。安人之后,大家安分乐业。各自尽心尽力,求其变而能通;彼此将心比心,互助合作。管理措施,由‘有为’而‘无为’,中国式管理的终极,乃是‘无为而治’——自动化管理。”古代的政治思想强调治理,治理的理想境界就是“无为而治”。在企业中强调“有为”而后“交心”、“关心”,而后“人安”,看似一副理想境界,然而却是全然不可行的。安人是社会治理的目的,企业管理的目的是激励人,如果人人都“安心”了,企业内容没有了竞争,企业效率只会往下滑,最后谁都不会“安心”了。这样的解说不仅不符合企业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内容上自相矛盾。

“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优秀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一个企业如果将其优秀的东西挖掘出来与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这个企业就有希望。……因此,建立一个融中华民族文化优秀的东西和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于一体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势在必行。”[6]正如该学者说的那样,研究中国式管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然而,面对中国管理学的现状,一切工作必须从最基本的东西入手。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建设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研究,研究路径必须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引进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经验,不断比较思考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加强中外交流。目前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还无法与西方理论对话,但是随着研究和交流的加深,对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经验和中国知识将会对现代管理理论有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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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0]许倬云.从历史看管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1]温元凯.“解读中国式管理”.《今日中国》网(http://www.jinrizhonghua.com).

[2]S.G.雷丁.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第3页.

[3]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4]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89页.

[5]朱前星.试论中国式管理[J].集团经济研究,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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