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管理哲学

一、人本管理哲学

中国管理哲学的第一个层次是人本管理哲学，即管理要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普遍发展。

人本管理哲学可以分解为五个要素：人、勤、道、变、和。

（一）“人”

人即以人为本，这是人本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终极目标。在中文里，“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出自《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是指建立霸业的一种重要手段，显然管子的“人本”是工具论层面上的。此后，又有孟子的“民贵”等更接近现代人本哲学的观点。1996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三届IFSAM世界管理大会上，苏东水教授第一次提出东方管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人乃天”和“事人如天”，也即“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精神是站在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归纳出来的，因为东方的管理哲学中的确有这样的传统，或言潜在线索。但现实中的管理方法和操作可能经常与之相悖，即使在东方管理哲学的策源地中国也不例外。但最近几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重新意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最基本的执政理念之一，这种思想由上至下很快渗透到各级政府部门、各类企业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二）“勤”

勤是对人的一种要求，《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说法。在东方的传统中，不仅要求管理者勤勉为政，而且在一般民众中提倡克勤克俭的精神。勤与俭的关联也是一种东方特色的理念，同样作为对人的要求，勤在于激励，俭则更多体现为习惯和道德。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勤”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俭”的习惯却因为经济不发达而畅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不过自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等号召以来，勤俭立国、勤俭创业、勤俭持家的价值又越来越受到各级管理者的重视。

（三）“道”

道是一个内涵很丰富也很复杂的词。在管理学科中，西方管理学的先驱如法约尔、韦伯等人都是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管理的，但在他们之后，工商企业管理学一枝独秀、充分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成了管理学的代名词，直到现在冠名以“管理学”的教材和著作仍然是围绕工商企业阐述的。我们提出的东方管理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注重管理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普遍适用性和辐射力，把管理活动划分为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具体管理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但其中又蕴涵相通之处，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王充在《论衡》卷十四中也说道：“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中国的还有一句俗话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些相通之处就是东方管理哲学中的“道”。再进一步，“道”的载体是各种管理活动中的人以及人的行为，也即东方管理学是“以人载道”的，所以我们把“道”作为人本管理哲学的要素。

（四）“变”

变一方面也是对“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在把握“道”的基础上，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自我管理者）都要随时随地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采取变通的方法，去实现自身发展或为他人服务，当然这两者也是合一的。

（五）“和”

和即“和为贵”。人本管理哲学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普遍发展，但在这个终极目标之前，“和”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目标和保证。在竞争和对抗一类的管理活动中，“人和”乃制胜法宝，这无需赘述；在个人和组织的发展中，“和”也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历史证明，“以人为本”作为终极目标很容易走向极端，即个人主义、小团体的本位主义以及更严重一些的人类中心主义。欧美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很重视人的价值，很强调以人为本，但为什么一度出现比历史上更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小到家庭破裂、劳资紧张，大到战争和环境污染，但都有一个共同病灶，就是忽略了“和”这个中间目标的调节。现在，中国的领导层很重视“和”：在国内强调和谐和睦，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交往中，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天人”关系方面，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显然，这三个层面的“和”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组织的管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和”的要素是蕴涵在人本管理哲学之中的，只有做到“和”，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才能够不偏不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