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是美国20年代旧制度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新制度学派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又反对货币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流派，以现代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面貌出现，因此被正统经济学家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但它的影响却不小。

新制度学派是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和凯恩斯主义衰落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特别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即“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直居于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但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另一方面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仍然频繁发生，各种社会问题十分尖锐，所以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却无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问题，不考虑技术进步对制度演化的作用，不能对资本主义世界所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滞胀”问题无能为力，这就标志着“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纷纷登场，新制度学派也是其中之一。

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中的“凡勃伦传统”一脉相承，没有根本区别。所谓的“凡勃伦传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批判正统的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2）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改革资本主义社会。

这两点为新制度学派所继承，但由于新制度学派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情况下来同正统学派及其他学派抗衡的，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这就必然使新制度经济理论具有某些新的特点。旧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之间的区别，“大部分是20年代和60年代之间的区别”^[1]。新制度学派比早期制度学派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诊断”和揭露，对政策的批评更加直截了当，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

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eth，1908—2006）、包尔丁（K．E．Boulding，1910—1993）、格鲁奇（A．G．Gruchy，1906—1900）、科姆（G．Colm，1897—1968）、海尔布罗纳（R．L．Heilbroner，1919—2005）、沃德（B．Wald）、贝尔（D．Bell），以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英国经济学家甘布尔（A．Gamble）、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1903—1981）等人。他们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包尔丁的《组织革命》（1953）、《经济政策原理》（1958），海尔布罗纳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1970），沃德的《经济学错在哪里？》（1972），还有缪尔达尔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1968）、《反潮流：经济学评论集》（1973）等。1958年，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演进经济学协会”，并创办了理论刊物《经济问题杂志》。

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

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一样，并不具有严格、统一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它的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理论都自成体系，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注重从制度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协调。他们还着重从结构变化方面来推测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提出挽救资本主义的政策建议。应该说，他们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标准方面，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的。

1．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应该是制度。这一点，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观点。他们所说的制度，既包括各类有形的机构或组织，如国家、公司、工会和家庭等；也包括无形的制度，如所有权、集团行为、社会习俗、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等。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批评正统经济学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是研究所谓“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并且把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截然分开，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封闭式”学科。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是“开放式”的，研究对象不能只局限于经济问题，还应该研究正在变化的经济制度以及与经济有关的一切事物。

2．演进的、整体的方法，是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共同研究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家批判了正统经济学所用的静止的和机械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总是处在由于技术的不断变革而引起的持续的演变过程中，所以经济学要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经济研究中演进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可以研究制度的演变以及制度演变过程中各种因素的摩擦和冲突。新制度学派也反对把个人从社会和历史中抽象出来，以孤立个人的经济行为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演绎法。他们认为，在经济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传统经济学的个人（家庭）和企业，转移到处于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总体，这就是强调与演进方法相联系的整体的方法。

3．新制度学派质疑正统经济学的价值标准，认为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都只注重经济价值而忽略经济以外的其他价值。以经济增长为例，正统经济学家都认为“产品越多越好”，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志，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经济增长是增进了人们的幸福呢，还是增进了人们的痛苦？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成比例，经济增长不仅不能解救资本主义，而且还给后工业社会造成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国内资源浪费、城市管理腐败、收入分配不公、个人独立性丧失等等。新制度学派要求重新确立经济政策目标，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和产品的增加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再以经济增长本身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新制度学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价值增长怀疑论”。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新制度学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观点。

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加尔布雷思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名哲学家、教授、作家、杂志编辑和外交家。作为经济学家，他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在《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等著作中，最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工业化以后社会”的问题，创立了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1．企业权力结构论。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100年前甚至5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研究不应该无视这种变化。以美国为代表，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新的大公司（成熟的公司）不断出现，但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原有的企业）仍然存在着，因此美国的企业结构是“成熟的公司”和“原有的企业”并存。

虽然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但它们是分散的，只能听命于市场的供求力量，没有能力去操纵价格和支配消费者。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规模庞大、技术复杂、投资巨大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的雄厚实力又来源于企业权力的转移和公司新目标的形成。

不同规模的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各个公司规模的大小不同，其规模越大，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小，组织的权威就越大。就那些成立已久的极其巨大的公司来说——我把它们称作成熟的公司——组织的权力是绝对的。”^[2]原有企业规模较小，权力掌握在股东手中；成熟企业规模很大，权力从股东手中转移到了新的“技术结构阶层”即“专家组合”手中。因为权力属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有者，而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专门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权力也就转移到了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手中，而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是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故权力也就掌握到了他们组成的“专家组合”手中。另一方面，由于继承关系、遗产税、慈善行为等等的发生，也大大分散了持股比例，导致股权越来越小。

企业权力掌握在股东手中时，股东目标就是企业目标，就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权力转移到“专家组合”手中时，“专家组合”的目标就成了公司的目标，这一目标就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专家组合”目标有保护性目标和积极性目标：前者是要排除外来因素对“专家组合”作出决定的干扰，追求适当的利润，因为从利润最大化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股东而不是专家组合，追求适当利润既不用承担过多的风险，又不致使股东卖掉股票；后者是保持企业的发展与稳定，从而使企业有较高的增长率，扩大公司规模，增加技术结构阶层的收入。

2．二元体系论。加尔布雷思从企业权力结构论中引出了二元体系论，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当中存在着二元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所谓计划体系，是那些有组织的、由若干大企业组成的经济，它们有权控制价格，支配消费者，从而用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并且和政府关系密切。所谓市场体系，是那些大量分散的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组成的经济，它们受市场力量支配，无法控制价格和支配消费者。市场体系所使用的动力、燃料和机器等是计划体系提供的，计划体系是市场体系产品的重要买主，所以两者相互依赖。但计划体系力量强大，市场体系力量弱小，两个体系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二元体系的存在，是现代资本主义这个“丰裕社会”仍然存在贫穷、罪恶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首先，它造成社会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计划体系中的生产发展过快，而市场体系中的生产却十分落后。其次，它造成两个体系间人们收入不平等。计划系统向市场系统购买产品和劳务时，可以压低价格；而向市场系统出售产品时，可以抬高价格，再加上计划体系和政府关系密切，使两个体系的得益不均等，大企业富裕，小企业贫困。此外，二元体系还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例如因汽车、化工、塑料等产业过度发展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军火生产膨胀（这些产业都属于计划体系），但公共服务部门落后、城市衰败等。

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必须对资本主义二元体系进行“结构改革”：第一，加强市场体系的权力，基本途径是运用政府的立法和经济措施，提高市场体系中那些分散小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其保护能力。例如，应当使市场体系中的小企业主一般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使他们联合起来，加强同计划体系的议价能力，稳定产品价格。第二，减少计划体系的权力。例如，通过政府立法和经济措施，限制计划体系中大企业的过度发展，管制计划体系的价格，不使计划体系的目标侵犯公共目标，防止他们损害市场体系中中小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他认为，政府应当鼓励市场体系中还没有成立工会的那些部门迅速组织工会，通过工会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消除两个体系的工资差别。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和增加它的权力，抑制计划体系的权力和消除它对市场体系的剥削，可以使两个体系的权力和收入实现均等化。

3．信念解放论。正统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当作“公共目标”，但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二元体系下，资本主义进入“丰裕社会”的同时却带来一系列弊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影响。于是他提出“公共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要，考虑公众的利益”^[3]。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人们从正统经济学家所造成的错误信念中解放出来，把注意力集中到“质的分析”上来。凯恩斯主义等正统经济学家都只注重“量的分析”，认为商品生产越多越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而加尔布雷思认为，商品生产并非越多越好，比如香烟生产越多，得癌症的人也越多；酒生产越多，得动脉硬化的人也越多；汽车生产越多，交通事故也越多，空气和环境污染也越严重。

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信念解放”，就是指摆脱当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对政策目标的解释，以及企业高级经理们和政府官员们对“经济增长”的宣传影响，使人们从一切错误的信念下“解放”出来，重新树立对“人生”的看法，选择“生活的道路”，确立应当争取的正确“目标”。“信念解放”是他整个社会改革计划的重要的起点。

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缪尔达尔的一部分经济理论，在本书的第十二章已经作过介绍，这里简要介绍他的一些新制度理论。

1．“循环累积因果联系”理论。缪尔达尔认为，正统经济学家沿袭了约翰·穆勒以来的观点，把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截然分开，避开价值判断问题，只重视静态分析，忽视社会平等问题，不关心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是实证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的平等和经济的进步。他运用整体性的方法，对经济、社会和制度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某一个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社会因素的变化，后者反过来又加强了第一个因素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的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各个因素之间不是守恒或趋于均衡，而是循环运动，而且是一种具有累积效应的运动，这就是他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理论。缪尔达尔认为，这个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

缪尔达尔指出，事物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不仅存在着上升的循环累积运动，即“扩展效应”，也存在着下降的循环累积运动，即“回荡效应”。扩展效应的例子如某个地区兴办了若干工业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其发展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周边地区的发展又反过来加强了这个经济中心，实际上就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回荡效应”的例子如缪尔达尔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提到的问题：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导致黑人就业困难、收入比较低，使得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而黑人的贫困和缺乏教育，又反过来加强了白人对他们的歧视，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缪尔达尔认为，由于存在着“扩展效应”和“回荡效应”，国际贸易会加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发达国家技术先进、产品价廉，所以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廉价的进口商品必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从而导致该国经济遭受打击，使社会经济衰落。显然，在缪尔达尔看来，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是“回荡效应”，所以并不像正统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国际贸易的扩大必然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只有在两国工业化水平比较接近时，国际贸易才是互利的。

2．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主张。根据“循环累积因果联系”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产量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制度、政策等方面，因此改革要考虑方方面面，而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发展中国家社会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下列改革主张。

（1）权力关系的改革。缪尔达尔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权力掌握在特权集团手中，包括地主、实业家、银行家、大商人和高级官僚等，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关心国家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国家的发展，首先要改革这种权力关系，把权力从特权集体手中转移到下层大众手里。

（2）实现工业化、重视农业的发展。缪尔达尔认为，“从一开始，工业化就成为不发达国家进行发展的首要目标”，但为了扩大就业，“更加重视农业是大势所趋”^[4]。而工农业可以相互促进。

（3）实行土地改革。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所受到的最大阻碍是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度，限制了耕者的劳动机会和积极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此必须进行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如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组织合作农场或土地国有化等。

（4）节制生育。缪尔达尔看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人口压力吞噬了摆脱贫困的努力，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不顾根深蒂固的成见和许多流行的错误观念和侥幸心理，下定决心制定强有力的政策节制生育。他认为，必须这样做，“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如果计划生育失败，就会严重打击发展的希望，而在许多大的国家，那简直就是大难临头”^[5]。

（5）教育改革。在缪尔达尔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不但不能促进发展，反而阻碍了发展。他提出要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初级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采取鼓励高等学府的毕业生到贫困落后的地区去等等措施。

（6）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用计划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促进社会过程的上升运动。但是，他反对正统经济学家把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型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反对在不平等条件下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要置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对新制度学派的简要评价

新制度学派继承并发展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以经济学“异端”的面貌出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主流和正统经济学观点展开了批评，提出了自己从制度方面进行分析的各种理论观点，在经济学诸流派当中独树一帜。首先，它扩大了经济学科研究的领域和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仅研究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狭隘观点。其次，新制度学派提出了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即社会发展并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要，考虑公众的利益。以这个“公共目标”为标准，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比如产业结构失调和贫富悬殊、环境污染、城市衰败等等，都是非常深刻和中肯的。最后，新制度学派突破了正统经济学只强调均衡的调和主义态度，敢于揭示矛盾和问题，比如认为自由贸易没有给贸易国双方带来利益，全球化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等。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的理论研究，使人们开始思考市场经济运行背后的制度因素。市场经济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还包括与其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传统经济学家把这些制度安排都当成是既定的前提，这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时，麻烦还不是很大，因为发达国家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其他制度也比较完善。但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经济问题时，如果忽略市场经济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传统，将造成巨大的失误。而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因素和文化传统，是不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就像空气对人的重要性一样：平时没有人注意空气对人的重要；只有在那些缺少空气的地方，我们才会意识到空气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特别流行的原因。

不过，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毕竟不具有严密而完整的体系，它们更多地注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对于制度是怎么演变的、为什么是这样演变而不是那样演变却不能很好解释，从而他们的一些政策主张也很难实现。比如关于结构改革的主张，要靠政府力量来限制计划体系的权力、加强市场体系的权力，实际上等于要取消垄断企业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在计划体系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前提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新制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只能是一种“异端”的命运，不能真正取代正统经济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