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加尔布雷斯

前面谈的制度学派的三个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后，在20世纪40年代也出现几个追随凡勃伦的制度主义者。从50年代开始产生了新制度学派，直到现在它仍是美国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主要代表人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1908—）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31年毕业于安大略农学院。1933年在美国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次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34—1939年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师。1940年在美国政府工作，先后任过物价管理局的副局长和代理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等职。1949—1959年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1961—1963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印度大使。1973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1975年退休。

加尔布雷斯的主要著作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1929年大崩溃》（1955）；《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没有把握的时代》（1977）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出现；尤其进入70年代后，“滞胀”问题爆发，于是改革制度的呼声甚嚣尘上。在经济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它忽视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探索；也不考虑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面对滞胀问题又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越来越同当代的重大问题毫不相干”。加尔布雷斯也说，美国的凯恩斯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和矛盾方面已破产，解决不了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必须在新方法的基础上创立“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从此新制度主义者便以改革家的身份活跃起来。所以，新制度学派是在资本主义多种病症并发，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历史背景下，为缓和资本主义矛盾而提出“新”的改良主义方案的学派。

新制度学派与前面所讲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制度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在分析方法上，都强调要运用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方法；都从人们的心理出发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都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说成是主要由制度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政策上，都要求进行结构改革；都主张国家在权力结构、收入分配、价格体系等方面进行调节。它们的差别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别。前期的制度学派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现在的技术革命的经济发展，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较小等）为垄断资本服务；新制度学派则根据二战后的新情况，更加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来为垄断资本服务；对大企业、大垄断组织中出现的计划因素予以极大的重视。此外，比起前期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更加注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力图剖析资本主义的病情，提出比较具体的处方。因此，新制度学派在理论上比前期制度学派似乎更系统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也更能迷惑人一些。

加尔布雷斯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被称为“开明派批评家”。他在批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时有两个否认：第一，否认经济成长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第二，否认市场机制是分配资源的有效手段。

加尔布雷斯的观点主要阐明于他的“三部曲”著作中：《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这三部著作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吹捧为：继凡勃伦之后，对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做出最精辟的分析的著作。第一部书抨击那些把经济成长和更多的产出视为一件大好事情的保守观念，要人们重新调节价值标准，重视卫生、健康条件的培养。第二部书描绘了由企业及管理它的技术结构阶层支配着社会经济运转的梗概，强调技术革新对生产的影响以及大企业对计划化的促进和形成。第三部书论述了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经济计划，使社会公共利益胜过私人利益，实现收入均等，权力均等，消除二元体系，进入“新社会主义”。

这三部书总起来说，有几个主要特点：①公开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由此被资本主义卫士视为“异端邪说”或激进派言论；②强调国家对经济干预，由此被划入开明派；③批判凯恩斯学说只注意“量”的分析，提出“质”的分析，即结构分析的重要性，强调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平等和幸福等问题；④从研究个人经济行为转移到研究集体行为；⑤排斥演绎法，采用研究现实材料的归纳法。

加尔布雷斯证明，由于现代技术人类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变成现实，但是丰裕并不带来幸福，因为人们还在相信那种稀缺的教条，继续追求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私有产业经济创造了额外的需求，部分是由于风尚和竞赛，部分是由于生产者通过广告和推销手段的鼓吹和劝说。高水平的生产会导致高水平的欲望和需要，而多方面的需要依赖于它们被满足的过程。加尔布雷斯称此为“依存效应”（dependenceeffect），由此来控制有理性的消费者。认为如果生产者能够决定或者有力地影响消费者的抉择的话，他们相应地也有力量决定自己的抉择，从而通过生产操纵市场。于是“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自行调节的市场就不过是扶植和使大企业扩张的一种伎俩。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可以操纵市场的大公司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公司是由它的最高层人员来指挥。实际上权力已经转移，是由能够操纵现代生产和市场、拥有科学技术的专家阶层来做出决策。这个阶层包括经理、科学家、工程师、经营管理人、会计师、律师、经济师等。他们形成一个统治集团，被称为“技术结构阶层”。技术结构阶层所热衷的事情，是企业的生存、成长、稳定和扩张；利润最大化已不是它主要的关心方面，或者说已放在次要地位，因为他们只要求一般的甚至最低的利润。由于不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生产者针对消费者需要的灵活的市场调节就会被摈弃。所以，保守派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的经济情况。

加尔布雷斯还认为，大公司由于害怕风险，需要一种既是增长的、又是稳定的市场。这只有应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实现。因此，政府必须成为技术结构阶层的主要合作者。另一个次要的合作者是教育制度，因为大公司需要经过训练的专门人才和先进科学，而这笔巨大的开支是由政府承担的。最后一个小合作者是工会。有了它的帮助，就可以通过集体协议为大公司取得劳动的正常供给起到保证作用。

在这样一个丰裕社会中，受到重视和被强调的是个人需要，遭受冷遇的是公共部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驾着私人轿车，沿着拥堵公路，驶到公共公园；公园如此拥挤，谁也不会承认他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丰裕的社会中。

整个社会向着不合理的目标推进：消费者越来越在生产者的不停的销货鼓吹和劝说下去追求更多的新产品；而先进的技术却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失业和可能的失业人群；政府的政策继续把经济推向更高的产出水平；能够获得优先权的社会支出项目是军事需要、特殊研究和发展计划（现在是新能源和空间探索）。

在加尔布雷斯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分析“二元体系”问题。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又彼此有联系的经济体系：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即所谓“二元体系”。前者是由若干大公司组成的、有组织的计划经济体系；后者是由无数分散的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组成的、受市场支配的市场经济体系。前面说的“生产者主权”“技术结构阶层”的统治，只存在计划体系范围内。计划体系有权支配环境，因为权力在集体手里；市场体系一般则是受环境的支配的，因为权力归诸个人。加尔布雷斯说：“计划系统企图对它的经济环境加以控制；它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就。市场系统抱有同样的愿望，但是进行时方式比较显露，所获的成就也差得多，结果一般说来，一个系统可以支配环境，另一个则依然被环境所支配。”

计划体系虽然在大企业、工矿和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重工业部门中占统治地位，但是在农业、服务行业、中小企业中仍然是市场体系占主要地位。两者是对立的，又是互相需要的。由于市场体系资金力量薄弱，技术更新缓慢，信用条件较差，控制价格无力，因此屈服于计划体系市场力量的支配，在两者的交换关系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遭受到计划体系的剥削。加尔布雷斯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局面必须予以改变，使社会经济回到人类崇高的目标上来。

如何改变现状呢？首先是实行“结构改革”，即改革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着重点是实现权力均等化，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提高“市场体系”的权力；一方面降低“计划体系”的权力。权力均等化要求双方在交换关系中，都对价格有同等的控制权。其措施是：政府一方面对大企业实行管制；一方面利用财政金融手段协助中小企业，使它们不致遭受价格波动的危害。

对于“崇高目标”的实现，加尔布雷斯在他的三部曲的第三部里，包括所谓的“新社会主义”在内，提出收入和财富平等的主张。其办法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除实行价格管制外，对工资、薪金和利润也进行控制；同时，还要对大企业进行“整肃”，把主要供应军事需要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然后进一步把许多不大集中的经济部门，如卫生保健部门之类也实行国有化。他提出，要充分利用大企业已经提供的计划经营的好处，包括计划生产和销售，使经济朝着公共利益的目标前进；再随着其他计划的实行，包括“过强过弱的产业”的社会化，就可以保证公共利益战胜私人利益。

加尔布雷斯认为，要使上述措施能够顺利进行，只有建立一种新的信念制度，使人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视当前经济的客观现实，不再去重复过去陈旧的教条。这样，就会使一种新的人民运动获得政治权力，通过民主的政治变革产生出“新社会主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内容，有一些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更多的部分充满了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描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依然是资本家发号施令，拍板定案；“技术结构阶层”只是一批被雇用的知识分子，资本家对他们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哪有什么统治权力！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是一切资本家即使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也不松手的奋斗目标，哪里是只满足最低限度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人所共知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哪能用什么“计划体系”的大公司和“市场体系”的小生产者的矛盾来代替它和掩盖它！他虽然提出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要实现什么“新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改革不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只是寄希望于建立新的信念制度。加尔布雷斯抱着这种玄想，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嘲笑他是个“空想家”。

然而，也必须看到，加尔布雷斯承认资本主义在高度工业化之后出现许多新的弊病，公开指责大企业（垄断组织）对小生产者的剥削，但他提出了收入和财富平等以及实行某些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的国有化主张，虽然这些主张是改良主义的，但仍不失其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