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继承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大影响。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加尔布雷思，还有美国的格鲁奇、贝尔、科姆、鲍尔丁、海尔布罗纳、沃德，瑞典的缪尔达尔，英国的甘布尔，法国的别鲁等人。
加尔布雷思新制度经济学是逐渐形成的，内容繁杂，它主要包括：“抗衡力量”概念、“丰裕社会”理论、“新工业国”、“新社会主义”等。
一、加尔布雷思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1．“抗衡力量”概念
这个概念是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垄断的。在此之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张伯伦（1899年—1967年）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1903年—1983年）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根据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垄断者或垄断厂商是一种商品的惟一卖者，他能控制产品的销售量，从而能够控制价格。没有垄断因素的竞争则是完全竞争，也就是没有一个竞争者或者竞争厂商能够控制商品的销售量，从而能够控制价格的那种竞争。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现象是非常少的，一般情况是“垄断竞争”。按照张伯伦的说法，“垄断竞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厂商颇多，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剧烈的竞争；二是存在所谓“商品的差别”，这些差别可能是由于产品本身品质上的改变，如技术的改变、新的式样，或原料较好，也可能是由于新的包装或装潢，还可能是由于服务的迅速和有礼貌，做生意的方法与众不同，或地点不同等。总之，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一切商品都是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垄断，因此，这些有差别的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全都是垄断者。但是，张伯伦同时认为，产品差别虽然是造成垄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要受到不完全代替品的竞争，因而使垄断和竞争相“混合”，就是说，使每个人既成为垄断者，同时又成为竞争者。张伯伦把这些人称为“竞争的垄断者”，把这些力量称为“垄断竞争”。
琼·罗宾逊同样认为，纯粹垄断和纯粹竞争是两个“极端”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完全垄断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而只有“不完全竞争”。
张伯伦和琼·罗宾逊都企图把垄断说成是罕见的现象，竭力否认垄断的存在，否认垄断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企图以此抹杀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垄断时代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否定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否定垄断组织的统治。
但是，他们的这些理论，同3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根本不符。现实情况是，生产和资本愈来愈集中在一小撮大垄断资本家手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垄断统治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忍受。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竞争理论”（或“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只分析了许多卖者之间的竞争，而没有着重说明销售者或生产者人数很少的那种市场。因此，他们感到这种理论已不能说服群众来为垄断辩护了，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来。
2．“丰裕社会”理论
战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广泛流行“全民福利国家”理论，一批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希克斯、托宾等人，都大肆鼓吹这一理论。长期以来，加尔布雷思热心宣传这种“理论”。早在1958年，他就认为美国已进入一个“丰裕社会”的时代了。加尔布雷思的所谓“丰裕社会”，其实就是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全民福利国家”。
“丰裕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1）“收入均等化”
收入均等化，贫富悬殊现象的消除，是加尔布雷思鼓吹的“丰裕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或内容。加尔布雷思写道：“福利国家的经验是非常短暂的。贯穿全部历史几乎都是很贫困的。只有在欧洲人居住的一个小角世界上的最近少数几代是例外，这种例外在人类存在的全部期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特别是在美国，才有巨大而十分空前的丰裕。”他甚至说，现在，美国已经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比饿死的还要多”，富裕到“特别是男人，有时故意把衣着穿得破烂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为降低，低收入者的情况已“急剧改善”，似乎由于生产量激增的结果，“不均作为经济问题的兴趣已趋下降，很少比这更明显的事了。这在美国尤其如此”。(2)
（2）“社会福利”
所谓“社会福利”或“公众服务”，是加尔布雷思鼓吹的“丰裕社会”的另一重要标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卫生保健、家庭补助、养老金，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社会服务和设施。加尔布雷思认为，失业救济使一个人在失去工作时购买力仍然可以受到保障，养老金和残废保险可以保证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们仍然具有购买力，其他社会福利支出也是如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有了这些社会福利，就能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人就能享受相当好的物质生活。加尔布雷思主张增加一些社会福利事业，说什么美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是不均，而是在收入趋向平均的情况下，一些人乱花乱用，国家没有把这些钱通过“销售税”征来用之于公众“福利事业”。然而，他又认为高额失业救济金会导致懒惰风气，建议实行所谓“商业循环分等补偿”，就是说，当失业增加时，失业补偿金应该增加，而当接近充分就业时，失业补偿金应该减少。
（3）“充分就业”
所谓“充分就业”，是加尔布雷思鼓吹的“丰裕社会”的又一重要标志。加尔布雷思只承认短期失业或结构性失业，认为这是在充分就业和工作机会充足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偶然变化，或由于对教育水平低的人比较有较少的需求，所造成的失业。这些人只要肯花功夫去找，一个人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断言美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失业”，而是不善于利用“空闲”来从事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目前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人的道德上精神上的危机。
（4）“经济安全”
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丰裕社会”里，一切太平，经济不安全已经消除了。在他看来，“经济安全”表现在下列几方面：①“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初起，工商业家致力于消除或减轻这种不安全的来源。由单一的企业来垄断或全部控制供给从而控制价格是最终的安全。”就是说，垄断组织“有减轻竞争经济中固有的不安全的效果”，垄断程度越高，经济越安全；②政府的救济和福利基金可以保护“个人免遭经济上的不幸”，失业保险、养老金和残废金等是工人“经济安全”的保证；③由于政府的公共开支和农产品价格补贴，农民也可“免受与竞争市场价格相连的不安全”。即使是小工商业者，由于各种“立法”也可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总之，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意见，“丰裕社会”是“经济安全”的社会。
3．“新工业国”
加尔布雷思自称他的《新工业国》一书是《丰裕社会》一书的进一步发展。他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以“成熟的公司”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系统”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系统与国家的关系如何？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将是怎样的？加尔布雷思在这本著作中正是分析了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企图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但是，由于站在为垄断资本辩护的立场上，他得出了完全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他认为，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社会经济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变成所谓“新工业国”了。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美国，几百家大公司，几乎提供商品和劳务的一半。这些大公司组成“工业社会”或“工业系统”，它们决定着现代美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加尔布雷思为了美化大公司，把“成熟的”公司（即大公司）同“企业家的”公司对立起来，认为“企业家的”公司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特点，那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而“成熟的”公司是当前美国的特点，它们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摆脱市场的影响。加尔布雷思还说，传统概念或传统智慧所反映的不是“成熟的”公司，而是“企业家的”公司的典型情况，因而必须重新审查传统经济学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现在经济理论（即他自己的理论）中发生的革命，就其意义来说，并不亚于“凯恩斯革命”。
4．“新社会主义”
（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理论的一个特点，是企图从社会经济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趋同”（或“接近”）。加尔布雷思断言，这种“趋同”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的结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工业系统的不同技术组织形式。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下列共同趋势：市场被计划所代替；大公司及“专家组合”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国家调节总需求以保证居民有最必需的购买力、保持价格和工资的稳定；国家在培训人员方面的作用加强，等等。
（2）二元系统与“新社会主义”
在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一书问世后不久，事实就已表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是按照“新工业国”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发展。在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即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新工业国”里，仍然是生产无政府状态，各大公司无止境地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而且经济危机愈益严重，“停滞——膨胀”长期并存，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这种情况使得加尔布雷思不得不在其新的著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加以考虑，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改和补充。加尔布雷思在这本新的著作中实际上承认了所谓“新工业国”的破产，确认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不单纯由“工业系统”所组成，与之并存的还有“市场系统”，在这两个系统中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加尔布雷思用这些矛盾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过程的许多现象，并以克服这些矛盾为己任，提出了所谓“新社会主义”。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以“二元系统”理论为基础，要知道什么是“新社会主义”，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二元系统”。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现代美国社会由“计划系统”（在《新工业国》一书中称之为“工业系统”）和“市场系统”组成。这就是加尔布雷思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二元系统”模式。
（3）乌托邦改良方案和国家干预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是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什么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来源于希腊文ou（乌）和topos（托邦）。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乌”是没有，“托邦”是地方。所谓“乌托邦”，就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和虚构，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历史上，出现过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各个阶级的“乌托邦”，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是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只有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要实现“新社会主义”，除了通过提高市场系统的地位和扩大它的权力，消除计划系统对市场系统的剥削和抑制它的权力，使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均等化”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主张实行累进收入税制；二是建议采取下列各方面措施：国家为了社会利益而非为了“计划系统”的拨款；反对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保证各部门协调发展；三是国家调节总需求；四是教育与培训职工；五是控制工资与价格。
5．信念解放
加尔布雷思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者，提出那么多“新概念”、“新理论”，编造的“改革”方案，莫不由“信念的解放”而来。他写道：“进行改革时首先要争取的是，从已有的信念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不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动员公众，为了他们自己的目标而反对专家组合和计划系统的目标。后者在它们的目标与公共目标最相适应这一信念的保护下，将继续追求它们的目标。不均等的发展、不均等收入、政府支出的不均等和不合常情的支配、环境的破坏、有歧视性的、效率低的稳定政策将继续存在，因为这些所反映的，将继续被认为只是偶然的、特殊的差错。而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些在“计划系统”下是必然的，必须有信念的解放，进行改革才可以克服。
加尔布雷思认为，“信念的解放是改革工作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问题，这一工作中的其他方面都取决于这一点。所以难对付是因为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权力是绝对权威性的；当信念的力量发挥到极点时，什么也动摇不了它。”(3)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打破信念。
怎样才能打破信念呢？
第一步是揭露这个神话的根源。
第二步是把使这种神话得以持续存在的那些手段指出来，并使之归于无效。
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手段，就是经济学、教育制度、广告宣传的说服工作、政府的政策。他认为，近年来，对新古典学派经济学所长期灌输的一些信念已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反抗。对于当代重要人物的智慧，也表示了越来越明显的怀疑态度。人们一旦看到，广告以及其他商业上的说服工作的用意是使他们服从计划系统的目标，使他们不为他们自己的目标服务，就大有可能使说服工作将不再生效。
但加尔布雷思认为，信念的解放尽管已经开始，可是迄今为止还存在着严重障碍。而且，无论如何，加尔布雷思不会破除对资本主义的信念。
二、格鲁奇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格鲁奇的主要经济思想
1．格鲁奇的比较经济思想
格鲁奇是西方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在其主要著作《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他对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类型，世界各种经济制度的结构、职能、成就、问题及前景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形成了他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理论。这一理论旨在颂扬资本主义，诋毁社会主义。他的比较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经济制度的定义
格鲁奇认为，制度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概念，可用于许多不同的方面。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点。“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制度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所有的制度，都是思维的产物，它可以是真实的，如垄断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等，也可以是虚构的，如“乌托邦”。任何制度，都有发生作用、发挥机能或运行的结构和方法。这些制度，可以分为静态制度和动态制度。静态制度是机械的或均衡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不涉及变化；而动态制度则是进化过程或发展的综合，它强调变化和发展。格鲁奇指出：“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要求人们注意根本改变这些制度的力量和这些变化中制度的运动方向。”(4)也就是说，在动态制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使制度本身发生根本变化，或使制度的发展方向发生根本变化的各种因素。
经济制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经济制度的定义是正统的或传统经济学家的主张，这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范围缩小到本质上仅仅是“选择科学”或“效率科学”的地步，同时用经济组织代替经济制度。按照这种定义，经济制度被当作包括各个参加者按照规章和规则从事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组织安排的综合体，其主要任务是解决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格鲁奇认为，“这个定义没有新的内容……是建立在把经济制度当作静态平衡或均衡的基础上的”，它“没有考虑导致经济制度发展或在它们的结构和职能方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力量”。广义经济制度的定义考虑到导致经济制度发生变动的动态力量，因而“经济制度是各个参加者的组织发展的复合体”，对这种制度的研究应该同时从两种观点即从均衡的观点和过程的观点出发。“当作静态平衡或均衡的经济制度与当作动态的或发展过程的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对经济制度的分析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即时点分析法和时期分析法。在既定的时点上分析经济制度，可归结为均衡的方法，这种方法假定经济制度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保持不变，主要考虑存在的任何经济中，基本的问题都是使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去实现国家的目标。同时，也都会出现三个问题：①应该生产什么品种的商品？生产多少？②这些商品应如何生产？③这些商品在需要购买它们的家庭和其他组织之间应如何分配？由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制度。
（2）经济制度的分类
关于经济制度的分类，不同的经济学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一般有两种模式、三种模式和四种模式等不同的方法。格鲁奇根据经济制度的定义及对经济制度的结构和职能分析，将当代经济制度分为四种类型：①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如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②成熟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如瑞典、挪威和工党执政时的英国；③发达的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如苏联、东欧国家和南斯拉夫；④不发达经济，包括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的现实经济。
经济制度之所以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是因为其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首先，自然环境对经济制度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资源和气候等，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如美国和中国，土地面积辽阔，自然资源丰富，高度的自给自足可以和经济发展的高水平结合在一起，而那些自然资源有限的东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则不能成功地采取这一政策。如果要发展对外贸易，地理位置则相当重要；其次，影响经济制度本质的重要因素，是它们的历史和文化状况。每个国家都是历史和文化连续的统一体，这种连续的统一体，构成国家经济制度的总框架。如美国社会是开放的、民主的社会，而苏联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社会，这些差异与这两个国家极不相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关，其中包括各种由来已久的传统、习惯、观念、信仰和评价标准；第三，影响经济制度本质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其思想体系中达到了顶点。思想体系，是观念、信仰和评价标准的复合体，因而是行动的刺激，它引导个人和集团努力去适应自然和文化的环境。重要的思想体系，关系到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当一国的许多重要利益集团都持相同的思想体系时，就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体系，如苏联、中国等，这样的思想体系对经济制度有很大的影响。而在没有官方思想体系的国家，如美国，思想体系对制度的决定影响很小；第四，公共机构的组合是影响经济制度形成的另一因素，它构成国家的社会组织，并表现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经济、法律和政治的安排。
（3）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格鲁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以下几个应注意的要素：第一，财产主要归私人所有。当然，这并不排除政府对某些财产，如一些公用事业的占有，但大量的生产资料仍属私人所有；第二，私人企业通过使用私有财产来积累私人收益或利润，这种追求私人利益的动机与扩大社会福利之间并不矛盾，相反有可能促进社会福利；第三，财产的占有者和利润追逐者必须是同一个人或团体，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方向和水平也负有主要责任。经济的积极性基本上不是来自国家，而是产生于个人和私人团体。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要素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决策机构上的分权制；以市场机制为主提供决策的协调和信息；物质刺激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基本手段。
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完善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模式，主要有：有调节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模式，即国家实行适当干预以鼓励竞争；有指导的或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干预的范围较大，且带有全面性。
第二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格鲁奇看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经济制度基本上是私营的，只有关键性的工业，如煤炭、钢铁、运输、电力、煤气和通讯等实行国有化；对所有的私营工业或企业都实行监督，土地国有，政府对土地价格的提高征税；保留了所有形式的私人收入，如利润、租金、利息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不太注意建立工业民主、消灭阶级差别和消除集中的私人财产和势力等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模式并没有消灭私人企业制度。尽管如此，它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实行国家计划，同时扩大经济控制系统；而且，这一模式实际上改变了国家商品和服务总量的分配，它将国家经济的许多剩余从高收入集团转移到低收入集团。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是走向更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更少的社会主义。
第三种，共产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格鲁奇指出，共产主义经济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动员的共产主义经济；正统的或斯大林主义的命令经济；改革过的命令经济；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这四种模式具有某些共同因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都信仰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实行一党制或垄断性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则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上实行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同时在财政、金融、人事、管理体制和消费政策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这几种类型的经济尽管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其不同之处。动员的命令经济又称乌托邦、动员的共产主义经济，如1918年—1920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卡斯特罗政府的古巴等就是代表，尤其是后者更为典型。这种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尽快地从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共产主义目标，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强调高度极权主义，一党专政，同时又非常强调全体人民的自力更生，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的、非物质的或“精神的”刺激；强烈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协调是通过国家、地区和各级计划实现的；各级领导人严密控制国家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强调不断革命、不断斗争、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创造平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经济发展是周期的而不是直线的，它在高经济增长、低革命热情与低经济增长、高革命热情之间曲折盘旋。
正统的命令经济是指斯大林当政时期特别是1928年—1953年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主要关心迅速工业化和建立强大的军事国家，这一目标是通过投入大量的成本和劳动力，既不注意经济计划的平衡的最优化，也不讲经济效率，只求高水平的强制经济增长而实现的；重视工业资本的积累，消费者继续保持低水平的生活，重视工业，轻视甚至忽视农业和贸易；经济计划完全由最高当局决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极其有限；经济基础是严格计划的生产制度，与之相适应，有着高度集权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这种模式曾经盛极一时。因为，只要人民贫穷且缺乏教育，同时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很少接触，就能够很成功地维持这一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现在正逐渐向一种更加灵活、更加注重效率和消费者福利的体制转变。
改革过的命令经济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在不触动党政官僚权力结构的情况下使经济更有效率，一些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仍由中央当局决定；改革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方面，企业管理者拥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人们的消费自由和职业自由有所扩大；改革不能削弱党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企业之间组成横向联合团体和纵向联合团体，这些团体采取康采恩、托拉斯或卡特尔的形式；逐渐由正统命令经济模式中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向集约式经济发展；日益关心和重视经济科学。
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主要存在于南斯拉夫、匈牙利和1968年改革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其主要特点有：放弃了大部分中央计划，撤销部一级建制或减少其数目，其计划职能大部分下放给行政区、地区性计划机构，中央政府只制订大的宏观经济总体计划，而不再制订任何详细的实物或供应计划；基本的经济机构是工人自治的合作社或集体，它选举自己的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自由经营，各企业在价格基础上进行自由竞争；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开放经济，其国内生产技术、成本和价格要与世界的技术、成本和价格相比较，比较自由的贸易促进了与西方非共产主义国家企业的合资和合作经营。同时，开放的、面向市场经济的创立，也引起了与西方市场经济相类似的重大经济问题，如失业、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均、经济波动等等；政治机构将同广泛的经济自由结合在一起，即建立一种分享的“多元化社会主义”。
格鲁奇认为，各种模式的着重点是完全不同的。动员的命令经济强调斗争和不断革命，因而在创建无阶级的平等社会的斗争中，寻求幸福和满足就成为人们的理想。改革过的命令经济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合理性或效率上，全体人民都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成为人们的理想，但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强调的，是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自由的社会，理想的社会是用有效率的、生产力高的经济制度来支持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自由。在这几种模式中，动员的和改革过的命令经济以社会主义大国为后盾，影响较大。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趋势是，随着共产主义经济日益工业化和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动员的经济可能演变为分散的经济，
第四种，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
格鲁奇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按人口平均的产量低、生活贫困；人口增长快，失业率高；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严重不均；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并受世界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第二，试图通过计划在短期内改变经济缓慢或没有增长的状况，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遵循哈罗德一多马模式，重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第四，要求扩大公营部门的范围，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4）经济制度的成就
比较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就，是比较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格鲁奇看来，比较经济的成就，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比较经济学家关心不同经济制度成就的比较，是为了寻找完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制度的途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许会分析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以便能够从其他制度中学习一些能够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其次，经济学家对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就进行评价，是为了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优越。
比较经济的成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顺利地实现它的个人和社会目标或爱好的问题。由于经济成就涉及到用技术或效率实现某一目标或某些目标，也就是说，经济制度的目标为成就提供了衡量或评价的标准，因而成就和目标的关系极其重要。但是，国家的一些目标有时同另一些目标是互相冲突的，一种目标的实现要以牺牲另一目标为代价。只要经济目标互相冲突，国家就必须决定如何安排这些相互冲突的国家目标。不同的国家可能会追求不同的目标，因而不存在一个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共同标准。这样，经济学家就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目标或评价标准是优于或劣于另一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或评价标准。这就是说，判断或评价经济制度的成就，有时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成就的标准并不总是容易制定。有些标准如经济平等、稳定和保证等标准，可以根据某些统计数字来计量，但是，有许多标准如经济自由、机会均等、经济的进步性或对变化的适应性等标准，则并没有数量的根据，不允许简便的计量。
格鲁奇指出，不仅评价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成就是困难的，而且比较各种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就也是困难的，甚至更困难。首先，各国的资料在可靠性、有用性及其包括的范围等方面，不大一样；其次，世界上一些较重要的经济制度如美国和原苏联的经济制度，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上和思想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比较这两种制度的经济成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问题，也很难探讨两种制度成就差别的原因；第三，在所有的国家，劳动和资本的效率，都受经济和政治因素互相作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不容易计量的。
评价或比较经济制度的成就虽然困难，但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引起经济制度成就变化的国家目标，也是值得注意的。有些集团提倡采用经济零增长和人口零增长这样的国家目标，因为他们相信，所有国家未来的幸福都依赖于世界人口、商品和服务质量的稳定水平，以及对人类福利的最佳分配。“这些世界性的目标，在西方工业国家中看来正在出现，在后工业社会中将显得更加突出”。(5)
（5）经济制度的趋同现象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经济制度可能趋向同一的理论(6)。某些制度分析家断言，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趋同前景；另一些人则认为，在经济方面会有许多趋同现象，但在思想和政治方面不存在任何这样发展的前景；第三类分析家深感在经济和非经济方面都已产生了很多的趋同现象。格鲁奇赞同第三类分析家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在其发展中都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或时期。在西方和东方的两种经济中，长期的发展不断地把这些经济推向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上，经济结构和职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出现，提出了它们有可能趋向某种共同的工业模式的问题。在工业国家中，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具有共同特点的结构和职能的发展。比如，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抑制了市场的自发势力，并在经济活动中进行了大量的政府干预，甚至采用了国家计划；而一些实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如中国等，则放弃了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形式，注意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力量，允许市场力量影响经济资源的分配，正逐步走向有限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这两种经济制度由极不相同的思想意识支持，这些思想意识对国家制度的性质可能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格鲁奇指出，“①现实的经济制度可能趋向同一，成为某种中间的或统一的制度；(7)工业化的逻辑可能适用于所有沿着工业化道路、朝着成熟工业制度模式前进的、处在不同阶段上的现实的经济制度”②，这两个与经济制度有关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格鲁奇虽然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可能趋同，但他也看到这种现象会受到思想、政治和文化因素的限制。尽管如此，但从长期来看，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些经济问题将推动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联合行动。这些问题包括稳定国际金融制度，对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分配世界自然资源的有限供应，抑制人口增长和保护国际环境等。强大的压力正在迫使世界上的各个经济体系采取联合行动去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格鲁奇指出，解决这些问题所取得的进展不大，不久的将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采取更有效行动的前景也并不美好。但是，只要国际经济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各国的联合行动就是必要的。在创立世界计划的过程中，比较发达的国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只有当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稳定状态时，它们才能承担这个责任。如果它们用稳定的经济发展作基础，就可以保证财富和收入在世界范围内更公平地分配。这时，富裕的发达国家将出现一种强调人和自然的协调、而不是人对自然利用的新的社会伦理观。这种伦理观的创立必然对世界上竞争的经济制度提出挑战，从而创立一种新的协调的生活方式和世界性的社会。也就是说，各国经济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迫使各国采取联合行动，而只有当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时，这种世界性的联合才是可能的。
2．格鲁奇的制度经济思想
格鲁奇不仅是一个比较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新制度主义者，他的比较经济学可以看作新制度经济学的一部分。他在对其他流派，尤其是传统经济学的思想进行介绍和评论的基础上，对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和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作了详细的评论，并对制度主义经济学进行了综合和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制度经济思想。他的制度经济思想是对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化和发展。
（1）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格鲁奇认为，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制度可以是社会现象，如家庭、国家、工会等，也可以是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市场体制仅仅只是清楚地说明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一种机制，许多影响经济活动过程的机制在市场体制以外起作用。所以，对经济活动的广义理解应该超出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体制作用的分析。由于生产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文化影响在决定他们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解释经济活动就应该对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对文化理论的需要将制度主义者与传统经济学家区分开来，而文化的经济方面则使制度经济学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政治的、法律的、心理的、社会的方面相分离。
（2）制度经济学的定义
格鲁奇在介绍自凡勃伦以来的制度主义者关于经济学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当代（present－day）制度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定义。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不断发展中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以满足那些参与社会活动的人的需要”(8)。简单地说，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供应的科学。这一定义需要注意如下几点：第一，这一定义将经济学看成是表述文化方法的文化科学。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关于配置可供选择使用的稀缺资源的具有逻辑联系的制度，它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起作用；第二，这一定义把经济制度看成是以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出现的历史——文化的产物，其基本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一定量商品和劳务以满足社会活动参与者的需要；第三，根据这一定义，经济过程之所以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性质，是因为有许多因素，如人口统计的、地理的、政治的及其他因素等在起重要作用，但主要的因素是与科学进步相关联的技术变化；第四，这一定义涉及到了经济过程的开放性质。由于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的、社会——文化过程，因而制度主义者必然关心制度的未来。当代制度主义者认为，只有奠定经济学定义基础的过程的发展，没有最终的或必然的结果。当然，个人也许会使用其所获得的知识，将经济过程推向一定量商品和劳务能够改善或提高生活水平和个人发展的方向。但是，这一目标并不能保证实现。也就是说，经济过程不一定会走向某一预期的方向，而且，今天被认为表现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改善的东西，在未来也许不再是生活进程的提高；第五，根据这一定义，经济制度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技术革命，以扩大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量，提高生活进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障碍，但这些障碍居于次要地位，稀缺和效率是第二位的。所以，将经济学定义为“稀缺的科学”或“效率的科学”，过于狭窄，会忽视制度经济学定义的要点；第六，这一定义将经济学视为一种相互制约的社会或文化科学，从而使人们注意到经济问题的相互制约性质。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主义者将他们的科学称为政治经济学；第七，这一定义充分意识到了早期经济学家的贡献。如果抛开传统经济学家关于市场体制的理想主义观点，其技术的因素将仍然保留并得到进一步加强。
显然，格鲁奇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吸收和综合了前人的观点，同时，他试图将经济学定义为不同于物理和自然科学的文化科学，即将经济学“文化化”，因而将经济看成是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进程中的不断发展的文化过程，所有的个人都是文化的产品，所有的价值都类似于社会产品，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学更清楚地被看成是关于社会供应的科学。
（3）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
格鲁奇主张用文化主义方法代替传统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方法。他区分了广义的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与狭义的作为一种研究特殊问题手段的方法论。狭义的方法论包括事件研究、统计分析、历史阐释、比较研究等；而广义的方法论则涉及到理解或解释现实经济世界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反映了制度主义者的哲学观点或倾向，即将其经济研究的文化方法与其可接受的形式主义的或工具主义者的哲学相结合。文化方法与形式主义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社会及其经济分支看成是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格鲁奇指出，制度主义者关于理解外部经济世界性质的哲学的或文化倾向意义上的方法论，最好被描述为文化主义方法论。
制度主义者的文化主义方法论，使他们试图将经济制度看成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假设的、理想化的、高度竞争的制度。在格鲁奇看来，所有文化制度在性质上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制度，不管是整个社会或整个经济制度，是由组成总体或社会的、文化的制度整体的许多部分组成的，对文化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理解来自于对这一整体性质的理解，而对整体的理解则必须涉及组成整体的许多部分。也就是说，文化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现实经济世界的机能整体性质。此外，文化主义的方法论还注意现实世界的演进性质。他认为，个人、公司、工会、政府与诸如货币、财产、合同制度等世袭制度的混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其结构和职能随历史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受民主发展、政治事件、气候变化、科学进步、技术变化等的影响，经济现实只有通过将它置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才能被理解。因此，用文化主义方法论解释的现实世界不同于凡勃伦用“演进的方法论”所解释的现实世界。
格鲁奇的文化主义方法论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第一个批评是文化主义方法论缺乏传统经济学家方法论所导致的简洁和精确；另一个批评是文化主义方法论不能够用来对经济行为进行预测。格鲁奇对这两种批评进行了反驳。他承认文化主义方法论所得出的现实世界，不如传统经济学形式主义方法论所得出的现实世界那样严密和逻辑优美。但是，传统经济学家理想主义观点或接受形式主义的倾向，只是使他们将过多的理想主义观点强加于现实世界，而在现实世界中，在缺乏各种社会控制方案的情况下，理性行为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因此，形式主义方法论本身是无效的。关于经济理论预测力的问题，格鲁奇认为，运用形式主义方法论得出的高度逻辑的、抽象的经济理论，是远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因而希望这种理论被用之于现实世界时具有预测力是不合理的。另外，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是如此复杂，且易于受非理性活动的影响，要高度准确地预见经济活动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问题不是预测，而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以实现提高生活进程的目的。所以，制度主义者文化主义方法论提出的问题不是预测的，而是社会控制的。
（4）对价值问题的看法
格鲁奇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是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因为，它将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文化——人类的和实用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学传统示证的突破及进程示证的采用、经济学是一门社会供应科学的定义及演进的、机能整体的方法论等等结合起来，并使这些相互依存的主要特征在价值理论中达到理论顶点。
格鲁奇接受了大多数早期经济学家关于价值问题的分析，如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但他更注重使用价值。同时，他抛弃了理性人的概念而代之以文化人的概念。他认为，由于经济制度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而价值同样是灵活的、非绝对的，它需要不断重新估价。估价过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的、永无止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权力对文化和技术影响作出反应的个人，决定使用价值将由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价值组成。也就是说，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估价过程的不断发展的活动，而不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它强调实际的行为活动及来自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估价。
格鲁奇指出，他的价值理论中有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正如所有文化演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估价或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项目、产品或经济形势，也是一个永无止尽的、历史——文化的过程；第二，个人在决定一个项目什么时候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第三，在估价过程中，没有被发现的价值项目从来不具有静止的、最终的或绝对的性质，被认为有价值的是那些能够使个人减少矛盾冲突或压力、使他更有效地认识到个人发展的全部潜力以增加社会福利的项目、产品或文化环境；第四，估价标准是具有社会或工具性质的“最终使用或消费”的标准，它强调使用价值如何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5）新二元经济理论
格鲁奇对价值问题进行了分析之后，转而分析现代混合经济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结果，即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先进工业制度的职能或成就。
第一，先进工业经济的职能
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现代先进工业经济的职能都进行了分析。在现代混合经济的结构方面，所有经济学家都发现，在一些主要工业如钢铁、汽车、石油、化工及重型机器工业等行业中，存在着高度的集中。与此同时，在其他部门，如家庭农场、小规模制造业、零售业以及娱乐、法律、医疗等领域的个体部门中，却存在着大量小规模的竞争性活动。在职能方面，先进工业经济标志着巨大的经济不稳定、衰退的重复出现、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集中的工业中对价格的控制、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等，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现代混合经济不能取得可能发挥潜能的高水平的经济成就。
格鲁奇运用机能整体的方法，认为国民经济成就较差的主要原因是私人企业与有组织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同时政府又不能进行积极的必需的指导。私人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态度，造成了大量的经济不稳定、严重通胀压力的发展以及在国际竞争中的损失。他指出，美国经济已陷入严重束缚之中，大型工业企业已不能灵活地周转资金，国内大部分市场已被出口品占领。在对美国经济的分析中，格鲁奇反对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偏向企业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利益应高于私人企业及有组织的劳动者的部分利益，因而呼吁重新建立由国家和主要工业组成的三重委员会，以工业中的合作关系代替对立关系。
第二，从旧的二元经济到新的二元经济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先进工业经济成就的分析是根据二元经济进行的。旧的二元经济由加尔布雷思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现代混合经济是由计划的私人寡头垄断部门和无计划的竞争部门，即“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组成的。在这种旧的二元经济中，寡头垄断部门的大规模工业企业剥削了自由市场部门中小规模的竞争性厂商，因为大规模工业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能够控制供给者、银行、工会和消费者，同时也能将衰退期间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小规模竞争性企业。加尔布雷思的这种解释在1945年—1970年间被广泛接受，但自1970年以来，由于知识、电子、生物工程等科技的进步，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对先进工业国家的国际霸权进行了挑战，这种旧的二元经济被新的二元经济所取代。
格鲁奇指出，在美国和西欧等先进工业经济中，存在着二元经济活动：一是较早建立的工业，如钢铁、汽车、炼油、化学和重型机械工业等，这些工业采用的是自动生产线，为大量的蓝领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二是知识、信息等高技术产业及私人和公共服务事业，这些行业较少强调自动生产线，而更多地注重白领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风险资本的使用等。这种新的二元经济可以从人口统计的、地理的、工业的及社会的等四个不同方面进行分析。
第三，新二元经济体系中的平等和效率问题
格鲁奇认为，由于处于传统的衰退的工业部门和地区企业，工人及消费者感到，相对于那些在快速增长的信息和服务行业及发展地区工作的个人和企业而言，他们被剥削了，因而，新的二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平等问题。经济中的平等问题是一个较新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前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垄断是经济生活中罕见的现象，经济制度主要是竞争性的，竞争机制保证使每一个人根据其对产出的贡献获得合理的收入，因而平等问题并不严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大规模寡头垄断工业企业的出现，竞争性机制的不断衰退，尤其是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及其对西方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性的挑战等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平等和公平待遇问题显得特别突出。自由主义者和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平等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竞争经济的恢复，因而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一些具有传统经济学倾向的经济学家则提出，用可竞争性的市场代替传统的竞争市场模型，建立一种“可操作的竞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政府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格鲁奇不同意这些看法，他承认现代混合经济中小企业及其工人和消费者遭受了剥削。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说明。
第一，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平等问题与一系列事情，如利润、工资、价格和工作条件有关。格鲁奇十分强调小规模竞争性行业和大规模寡头垄断部门之间的差别。在存在数千个小生产者的竞争性部门中，利润、工资、价格等主要由竞争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自发决定，政府基本上不干预。而在大规模寡头垄断部门中，市场由大厂商和大工会控制，政府引导在这些部门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只有当企业管理者、工人、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合作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工人工资和消费者价格才能够被合理地决定，否则就会出现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企业管理者、工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的。
第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重要的问题是工资问题。如果价格上升快于工资，或者，如果一些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而另一些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工资决定中存在着公平与否的问题，因而决定是否提高工资的不是劳动稀缺程度，而是要求平等待遇的社会压力。在寡头垄断部门中，企业管理者和有组织的工人，有力量影响货币工资率的决定，如果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使该部门的工资提高，那么，其他部门，甚至一些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中的工人也会要求提高工资，以避免受到不平等待遇或相对被剥削，而不管该部门的经济状况如何，结果是所有工业部门中的工资提高，引起价格上升。而只要价格的上升快于工资的增长，就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宏观经济中，除了工资的决定提出了公平问题外，财产所有者（包括股票所有者）、工人都非常关心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之间的分割。如果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较大，工人反对，反之，利润收入者反对。
格鲁奇认为，宏观经济中的公平问题涉及到国家的税收制度。如果税收制度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那么，分别由财产所有者和工人得到的税后利润和工资也就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只有当所有经济利益集团达成一致协议，税收制度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态度对待所有个人和集团时，公平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第三，从国内外经济的角度来看，公平问题包括生活质量、为所有阶层提供平等机会、保护自然和社会环境、保存非生产性自然资源、在私人和公共用途之间分配国民总产出、减少贫困和消除劳动市场上的歧视、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和资金援助等等，所有这些公平待遇问题是福利国家追求的目标，即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平等对待所有个人和阶级。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努力采取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指导。目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采取措施，实行国民经济的指导，平等地对待企业、农场主、工人和消费者。格鲁奇指出，美国由于没有在国家水平上采取一致行动，许多个人和集团感到相对地被剥削了，而且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和其他个人和集团那样好的待遇。一些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在保守党的领导下作出了可行的国民经济指导，公开提出国民平等问题；另一些国家如日本、法国、挪威和瑞典则采用了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以使所有国民经济利益集团获得平等待遇。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利益集团联合行动以某种形式作出可行的国民经济指导时，平等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6）经济改革的主张
格鲁奇认为，由于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过程，这过程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其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经济制度中可能存在许多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同时，从旧的经济体系到新的经济体系的转移，经济制度高水平成就的取得，都要求进行各种经济改革。
第一，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
格鲁奇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由两个基本原则指导。第一，不能依赖私人市场体制提供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因为私人市场体制主要考虑的是获得高效率和高利润，而没有注意平等和社会优先权问题，即使在私人部门，小企业也难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大规模工业企业进行竞争；第二，社会福利原则。这一原则说明了有助于创造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有一个固定的基础，因为它们对效率和平等都有利。格鲁奇认为，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福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它有利于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减少工业冲突、扩大国民经济产出、提高生活质量等。因此，福利和平等一样是不断发展中的整个经济过程的一个方面。
在格鲁奇看来，经济改革的第一原则，即不能依赖私人市场体制提供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并不意味着否认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私人企业。实际上，在西方民主国家，甚至像法国、日本等正式采用国民经济计划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仍然来自于私人部门。因此，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及其相关改革，应该是使人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消灭它。另外，根据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原则即社会福利原则，经济改革应该是增强私人经济体制的力量而不是削弱它的力量。因为，这些经济改革可以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增加低报酬工人的收入，为退休工人提供福利。而且，从挪威和瑞典的实际情况来看，为支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负担，并没有减低个人刺激及劳动生产率。1980年，世界发达国家以美元计算的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瑞典排第二，挪威居第三，联邦德国、法国等都排在前列。可见，格鲁奇经济改革的总原则是不要触动私人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经济改革的目标
格鲁奇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缩小混合经济中传统的工业部门与新兴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差距”，新兴经济部门应该与传统的古老的经济部门分享繁荣和进步的利益。在他看来，两部门差距的扩大，对新兴高技术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福利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萧条的工业部门必将在住房、运输及工作条件等方面提出不平等待遇问题，因而这些部门与高涨的工业部门同时存在，不会为高水平的国家福利提供坚实基础。而且，劳动力人口从传统的工业部门向新兴的高技术部门及个人和公共服务事业的大量转移，只是恶化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差距；而当居住在高技术产业区的高技术决策者，与居住在传统工业部门集中的旧城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重新分离时，这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格鲁奇指出，美国人口的这种分离是技术性的，而不是种族的，取消种族隔离无益于差距的缩小。1945年以来的知识爆炸，已经将那些从高技术工业的增长中获益的个人与那些不能分享这些利益的人分离开来，因此，除非能够大大减少或消灭技术性的隔离，否则，美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再分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些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专长的人，将被教育、高价住房等与那些不能获得专业特长的人们分离开来。
第三，经济改革的主张
格鲁奇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张分为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两类。短期措施主要是对先进工业经济的结构和职能进行改革，包括减少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消除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而长期措施主要是对引起经济制度的结构和职能发生变化的改革，如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指导。
——税收政策改革
格鲁奇认为，美国在80年代实行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经济中非竞争性的寡头垄断部门。因为，这种税收制度中的财产收入税少于劳动收入税，为许多潜在可纳税收入提供了漏洞；个人收入税不是累进的，结果是使大多数税收负担转嫁给了低收入阶层。因此，他反对美国的这种税收制度，主张进行税制改革。具体办法是实行“信用收入税”，即对各种来源的收入征税；消灭所有的免税、减税和各种税收优惠；降低收入税的起征率，等等。在格鲁奇看来，如果给每一个纳税人一份税收信用，即努力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而累进地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则可取得税收制度中的进步。
——货币政策改革
格鲁奇认为，不仅美国80年代的税收制度是不合理的，而且美国80年代的货币政策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80年代，美国实行的是自由主义者以浮动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即在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利率偏高，而在衰退时期利率偏低。从长期来看，利率将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格鲁奇指出，自由放任主义货币政策的结果是，当利率高时，收入越高的阶级及获利越多的大企业，越能支付借贷利息，而且可以经常将高利率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收入越低的阶级和获利较少的小企业，则越无力借贷高利率资金。因此，“当代强调浮动利率的货币政策的不利后果，是对社会优先权和收入分配的扭曲”。当利率高时，许多社会和国家工程，如道路和公共建筑的维持，由于政府对增加公共税收负担的限制而不能实施。而且，即使在利率很高时，仍然能提供大量的高收入住房，低收入住房则因低收入家庭无力担负以抵押或租借形式支付的高利率成本负担而逐渐减少。同时，浮动汇率的货币政策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使之对高收入阶层有利而对低收入阶层不利。
由于货币政策存在种种弊端，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格鲁奇关于货币政策的改革有两个基本原则：不能指望私人市场体制提供适当的私人和社会需要；社会优先权的决定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而他主张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在促进经济稳定的过程中，财政政策起着积极的主要的作用，而货币政策则是被动的、次要的。因为，通过增加累进收入税，使利率维持在现有低水平，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稳定和对付通货膨胀压力，这样增加的税收绝大部分将由高收入阶层负担，收入分配也将由于低收入阶层负担较少的税收而变得更公平；另外，由于公共支出是合理的，增加的税收收入将有利于社会优先权。第二，建立一个反映社会需要的“公有社会的”标准来补充私人银行的利润标准。因为，即使银行利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时，仍然需要决定银行信贷是如何被决定的。在格鲁奇看来，当利率稳定在一个低水平时，银行贷款的分配并不完全由市场标准来决定，而是由社会或集团的标准共同决定，这样可以使银行借贷与社会需求更一致。
——收入政策改革
收入政策即工资——物价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用来对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格鲁奇认为，这种措施在实践中没有提出或解决现存利润和工资率是否公平的问题，它只分析工资和利润的进一步增加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将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当收入政策开始实行时，国民收入中企业利润和工资的份额对企业或有组织的劳动者都是不公平的。实践证明，有组织的劳动者反对1962年自愿工资——物价政策及1972年强制性的工资——物价政策。因为，收入政策开始时，劳动者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太小，这对他们的劳动来说是不合理的；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劳动者应得的工资份额却有一部分归于利润。因此，这种收入政策需要进行改革。
在格鲁奇看来，从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工资——物价政策的实践中，可以吸取以下经验教训：第一，收入政策应该成为政府各种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长期政策；第二，应该避免固定的工资——价格指导线，而是每年对这些指导线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时期的特殊经济环境；第三，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动者应该参加国家收入政策的制订；第四，政府在推行收入政策的过程中只是一个调停者，主要是为工业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动者双方提供有关国家经济现状和未来的信息。
格鲁奇指出，“收入政策的关键是，企业管理者和有组织的劳动者一致认为国家政策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合理的，而且双方一开始就实行合作。”(9)只要能够保证这种合作，收入政策才可能是有效的和长期的。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由于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严重的偏见，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实现初步的合作，因而收入政策在这些国家是行不通的、无效的。尽管如此，格鲁奇仍然主张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建立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更和睦的关系而奋斗。
——制度改革
20世纪初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垄断的出现，国民经济中寡头垄断部门拥有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格鲁奇认为，这种“企业霸权”的存在扩大了二元经济体系之间的差距，使经济制度难以取得高水平的成就，等等，因而必须进行改革。企业权力的克服既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一个长期问题。
从短期来看，克服企业权力的即时政策是要求商业企业的联邦特许，即将企业置于联邦而不是州的监督之下。商业企业联邦特许有两个主要的优点。第一，联邦代理机构容易对企业进行连续管理，能够获得统一的企业报告和生产进程；第二，能够在企业特许中加入一些标准规则以保护雇员的权力，这些规则包括工人领导、协商决策、工厂顾问委员会、雇员的权利法案等等。
从长期来看，企业权力的克服取决于工业民主和国民经济计划。因为，企业权力的存在对消费者主权和劳动者的利益提出了挑战。格鲁奇认为，消费者和私人大企业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种利益的不一致并不是由于大型企业具有反消费者的偏见，而是由于它们必须保证使其股票持有者获利。这样，消费者的利益或社会福利目标相对于企业的利润目标而言就显得不重要了。而当消费者主权受到工业企业主权的挑战时，不仅是这些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了什么质量或花色品种的产品问题，同时也是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问题；而且，它还提出了环境保护、提供适当住房和教育、对所有个人和集团实行平等待遇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民经济的指导。另外，劳动者的利益也因企业权力而受到威胁。美国自1981年推行自由主义的政策以来，减少了对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调节，许多企业利用这一机会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工会的权力，而劳动者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明确的方向，这也要求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国民经济指导或计划。
——国民经济指导
格鲁奇关于国民经济指导的改革主张，以对经济问题进行机能整体调节的方法为基础。这就是说，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提高社会福利和全民生活质量时，考虑的不仅仅是福利问题，孤立地考虑工业制度及其工会或农业组织等也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考虑许多因素，如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自然和社会环境、住房条件、劳动市场的限制、相关经济形势等，进行整体的指导和调节。因为，整体的意义要大于各组成部分之和的意义。格鲁奇认为，对国民经济的指导和调节确实阻止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这种改革并不是要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保存大量私人寡头垄断企业的情况下，保持寡头垄断部门中财产与劳动者收益的一致，实现企业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使竞争性部门和寡头垄断部门都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
——国民经济计划
格鲁奇认为，国民经济计划是突破大公司权力集中、提高经济成就、改善人类福利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在他看来，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决定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行为模式及收入和消费的不同分配。民主计划则是协调这些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将权力转移给公众的重要方法。他写道：“如果国家计划是成功的，它将结束通过立法、规定、法规等与企业和其他私人经济组织一致的优惠待遇……制度主义者呼吁加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以使他们能够与企业利益的权力相抗衡。这样，将创造一种利益的一致，即通过协商和调整，消灭权力的矛盾和冲突。”(10)民主计划不仅可以使企业权力分散化，而且还可以为私人企业提供情报、协调私人公司的活动、防止严重比例失调；同时，在开发经济资源、管理科学技术、影响生产和消费结构等方面起相互协调的作用，因而计划可以提高企业效率，提高国民经济成就和生活质量。因此，计划是国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形式，也是国有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国家计划工作现正在斯堪的那维亚各国、荷兰和法国很好地建立起来。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近年来也已转向计划工作，作为应付技术化社会中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手段。”(11)而且，随着经济制度危机的加强，计划的规模必定会加强。美国虽然由于多种原因，如没有积极的劳动党、劳工运动没有积极支持国民计划方案、政治中左派力量的缺乏，限制了对计划问题的注意等的影响，还没有实行国家形式的计划，但“赞成经济和社会计划的巨大热情正在美国发展起来”，因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在长期中是必然的。“制度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向美国公众阐明，制度的演进已使先进工业制度发展到了要实行更多的国民经济指导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成就的程度”。(12)
格鲁奇认为，制度主义虽然从传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经济学等学派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仍然是经济思想领域里的一个独立的运动，只有时间才能说明制度主义的未来。
三、缪尔达尔的新制度经济学
大家知道，缪尔达尔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与鲍尔、柯林、克拉克、赫希曼、刘易斯、普雷维什、罗森斯坦、罗丹、罗斯托、辛格和丁伯根并列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13)。同时，缪尔达尔又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1．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2．关于经济学存在的五种偏见；3．“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4．发展经济学说；5．社会改革论。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学与其发展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激进的制度改革，才能使其经济迅速发展，发展经济学中包括制度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制度经济学中也包括发展经济学的不少方面。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下：
1．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
缪尔达尔明确指出，实证经济学离不开规范经济学，并且每个经济学命题都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价值判断；批评了那种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他的这种批评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主流派经济学自称为实证经济学，即只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而缪尔达尔认为由于经济学家也是人，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以及结论，所以经济学不可能是无价值判断的。而且就社会科学本质而言，任何学者想要在进行理论分析过程中，将实证与规范强加区分，显然是件可笑且无意义的事。主流派经济学宣称他们在理论模型中成功地避免涉及价值判断因素，但却又在从事理论分析时，有意无意地引用众多价值观念在内，类似自相矛盾的处理遭到缪尔达尔的严厉批评。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推演始于观察实际社会现象，搜集各方面的资料，终于针对这些状况进行理论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无时无处不隐含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内。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学者在做研究时，将不可随心所欲任意决定模型的价值前提，而应在经济成员生存的周围环境、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中去寻找。惟有基于该项程序所获得的前提，然后就此前提对实际现象进行分析，结果才会具有意义，也惟有如此，理论才能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其次，缪尔达尔认为主流经济学太抽象，其假定太脱离实际，所考虑的变量太少。在他看来，现实经济问题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相互作用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一般化的办法将其简单地处理，应具体地对待，并充分考虑其社会经济环境。因此，他主张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同时要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经济作综合考察。他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批评是，它所研究的范围太狭小，局限于对很少几个条件进行分析。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逐渐成了只关心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技术经济学。
再次，对于主流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大量运用，他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主流经济学在引入数学分析工具及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后，研究范围已由早期的政治经济学，逐渐缩减成仅就经济因素进行探讨，而将其他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非经济因素全部视为外生变量。此外，为配合数学的使用，研究结果的确定和严谨，所有研究方式已趋向于抽象化的短期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如此一来，把凡是有关政治、社会文化或经济因素变动所形成的动态调整，即所谓动态累积分析完全弃置不顾。有鉴于此，缪尔达尔放弃传统静态理论分析，转而对体系内长期增长产生浓厚兴趣，但是他极端反对借用少数经济变量，来解释增长或发展现象，认为乃是体系内所有变量同时发生相互影响的结果。
2．关于经济学存在的五种偏见
在缪尔达尔看来，传统经济学存在五种偏见：一是将市场的职能加以神化，可能导致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经济不平等。缪尔达尔认为，市场自由的功能被神化，是经济理论的第一种偏见，以为只要任市场依自然力量而自由活动，则每一事物均将使人人得到满足，以为这就是平等。这个假定是不确定的，它不但未曾考虑到不平等的现实基础，也未考虑到市场自由必将导致区域性不平等和国际性的不平等；二是强调利益的协调而不注意利益的冲突。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以及部门分权与追求私利最大情况下，最后将可使体系内务部分的利益获得调和。换言之，不管经济发展阶段如何，私有部门永远是在和谐氛围下运行，“自由放任”措施将是最佳的政策纲领。此种美好的理想经过求证实际结果后，将会令人产生无穷遗憾。他认为传统理论隐含的前提对于事实，将会产生显著的偏误。就欧洲发达国家而言，在从事发展的过程中，曾由重商主义下的政府管制而转为“自由放任”，然后又回归于政府干预状况。这个历程揭示了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只有依赖协调，才能顺利运行。也就是说，体系内各部门的利益并非互补、独立或彼此一致，而是彼此冲突、充满矛盾的现象。经济学者若想运用以“和谐”为前提的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或分析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体系，势必将无法获得圆满且一致性的结果。同理，再就不发达国家而言，整个经济、政治及社会结构与古典理论的前提要求相去甚远，其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可行性及适用性更低。此外，传统理论先天具有下列潜在缺陷：①有关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部分完全无法适用于分析落后国家的贸易结构；②欠缺完整且有系统的经济发展策略。这两项缺陷造成传统经济学者对富国与穷国间日益扩大的真实所得差距的事实，无法给予合理且圆满解答，同时也无法提出任何解决良方；三是相信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的自然力自由作用下，经济体系会自行趋于均衡，以反国家、反组织的偏见而鼓吹放弃一切干涉，以为“国家”是“压迫”，而“资本”则不是“压迫”，应让它放任而行。缪尔达尔认为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坚持自由放任主义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西方某些国家已进入计划的经济阶段，一个发达工业国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需要有一个长期计划，甚至主张在未来把计划扩大到世界范围去建设起一个福利世界；四是坚持自由贸易，不承认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自由贸易紧接着自由放任，即市场自由，它是市场自由即自由竞争这个假定的扩大执行，也是利益和谐结论的具体实现，由国内走到国际而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并且说这不平等就是平等的自由竞争；五是注意均衡概念这一最不符合实际的假定。均衡概念可以看作是上述四种偏见的总后卫，是一个最不现实的假定，它代表一个方便的工具，以一个简单的方式，去解说经济体系中一切因素之间普遍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技术性而达到了目的性的宿命论，再也看不到“自由”与“平等”。这些偏见都是针对“平等”观念而设计的，它们要把经济学中的合理传统打碎，而又无法健全地保持不合理传统。因此，现代经济理论一经提到大前提上来考察，则无一不是偏见的产物。
3．“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
缪尔达尔针对传统理论（主要指均衡论和和谐论）的缺陷予以批判过程中，运用“整体性”方法，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说明体系如何发生进化。他以其独创的“社会过程理论”为起点，从而创立缪尔达尔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即所谓“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这个原理被认为是他对制度经济学派的一项重要贡献。缪尔达尔的“社会过程理论”渊源于卡塞尔的“社会过程”以及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两项理论。缪尔达尔认为，社会过程是社会关系的复杂变动与发展的过程。社会制度是社会过程发展的结果，要研究社会制度，必须弄清社会过程演进中的因素及其在演进过程中的作用。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经济均衡变动及其累积过程，也是社会累积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制度必须扩大视野，先对社会制度进行研究，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制度进行研究。基于这种认识，缪尔达尔提出他著名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该理论把社会经济过程看成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并对社会或经济环境内的各种因素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最初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具有强化作用的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引申变动，而这第一级的变动会使社会经济过程依最初变动方面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累积因果关系包括最初的变动、强化的引申变动及上下累积过程三个阶段，所以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均衡或趋于均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的循环流转，而是具有积累效果运动，是“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缪尔达尔认为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最初是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中提出的。他把社会变量的概念，譬如歧视黑人，以及对他们行为（技术水平低、犯罪、疾病等等）的偏见，应用到经济变量，首先是应用到所谓的“经济”和“非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去。这样，较好的营养、较好的保健、较好的教育、较高的生产率，从而进一步说明改善健康、教育和营养水平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把非经济变量纳入分析当中，开拓了众多的累积过程的可能性。而对于这些，传统的经济分析是不知道的，这就防止了单纯因果解释并避免给出包治百病的万灵丹药。在50年代以后的著作中，他在运用这个原理过程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循环累积运动分为上升和下降的循环累积运动两种，前者指“扩散效应”，即某一地区兴办了若干工业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它的发展，促进了周围地区的发展，使它附近地区的消费品生产不断发展。后者指“回波效应”，即某一地区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会引起别的地区衰落。缪尔达尔认为，从国际经济体系来观察发展，正是因为存在着“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国际贸易会加剧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因为发达国家采用新技术、产品成本低，比较廉价，所以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廉价的外来商品充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从而导致该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使社会衰落。很明显，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是增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回波效应”。所以，国际贸易并不总是对贸易国双方都有利。在他看来，只有在贸易国双方工业化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才是互利的。他还运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对人口、世界贫困等问题作了类似的研究。
四、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评说
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个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其理论和政策主张表明他们是激进的政府干预学派。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认为只有通过改革制度，才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的全面改善。
这个学派的政策主张，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决策产生过一定影响，有些值得我们借鉴。如借鉴该学派关于科技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张，促进我国的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加快高新产业的发展；应用整体的方法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完善宏观调控，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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