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作为一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综述

跨国并购作为一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综述^[1]

●　肖卫国¹　袁　威²

(1，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企业进行国际扩张时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选择适当的进入模式，例如合资、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出口、特许经营等。其中，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模式。本文主要评述了在全资拥有子公司的情形下，跨国公司在并购和绿地投资模式之间决策的研究文献，并讨论和比较了这些文献用到的主要理论视角。在此基础上，本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现有研究的实证结论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后续相关研究提出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　绿地投资　进入模式　研究综述

一、引言

跨国并购长期以来是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种重要选择。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世界大多数区域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以及企业全球竞争的加剧促进了跨国并购的迅猛发展，同时，跨国并购的全球区域分布及行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高达1.637万亿美元，比2000年的最高峰约少21%^[2]。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大幅下滑，相比2007年少了35%^[3]，但以中国、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跨国并购却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引起了全球广泛的关注。

跨国并购的动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并购相同，但其国际化特点，例如不同国家经济文化结构、制度环境的差异(Shimizu et al.，2004)给企业带来了一些独特的挑战。企业从事跨国并购会面临诸多国内并购并不具备的风险，比如外籍负债(Zaheer，1995)和双重文化适应(BarKema et al.，1996)等，特别是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并购方如何实现管理协同和经济协同是决定跨国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企业寻求跨国并购需要考虑包括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相关影响因素。国家与行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并购方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有着显著的作用，例如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资源禀赋、文化特性以及拟进入行业的竞争特点等。在跨国并购交易过程和后期整合阶段，并购方需要考虑文化冲突、被并购企业人才流失以及被并购企业的异质性(firm heterogeneity)等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Volker，N.，2007)。Shimizu et al.(2004)和Slangen(2007)对跨国并购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模式的相关研究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此外，Shimizu et al.(2004)还详尽地评述了跨国并购作为动态学习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方面的研究。

以往大部分文献是在FDI的框架下，以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1975)和国际生产折中论(OLI)(Dunning，1993)为理论基础，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跨国并购这一进入模式，这类研究侧重于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和风险，并认为交易成本在最小化风险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近年来有部分文献开始以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学习过程(Barkema and Vermeulen，1998;Vermeulen and Barkema，2001)为理论基础，从战略管理、企业异质性以及产业结构等视角来研究跨国并购进入模式，注意力也开始转向跨国并购的过程和后期运营的结果。交易成本理论和OLI对跨国公司采用并购模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仅能提供非常有限的解释，后续的研究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基础和采用新的研究视角。

二、跨国并购作为一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概要

企业进行国际扩张时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选择适当的进入模式，例如合资、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出口、特许等。如果企业决定全资拥有子公司，那么企业就需要在采用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模式之间进行决策(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0;Harzing，2002)。尽管这一决策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合资(JV)和全资拥有(WOS)之间的决策(Brouthers and Hennart，2007;Cho and Padmanabhan，1995，2005)，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某些相关性，从而使得两种决策的决定因素和相应的实证结果缺乏可比较性(Slangen，2007)。同样，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的决策过程与低控制模式和高控制模式的决策过程(Chen et al.，2009)，或者资源投入程度的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是混杂的。本文评述的范围首先集中于在全资拥有子公司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并购和绿地投资之间决策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由于不同程度的所有权提供了特定的控制能力和地位，特别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当前还不具备所有权控制机制，其组织控制成本在对外投资决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也涉及关于跨国并购(区分了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的所有权程度)和其他模式之间决策的研究文献，例如Anand和Delios(1997)、Chang和Rosenzwerg(2001)、Meyer(1998)等考察了并购(包括完全并购和部分并购)、绿地合作投资和全资拥有的绿地投资等模式之间的决策;Eicher和Kang(2005)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贸易、FDI或者并购之间的最佳选择;Hennart和Reddy(1997)比较了绿地合作投资与完全并购的影响因素，并考察了决定跨国公司偏好其中一种模式的决定因素。表1给出了关于跨国并购作为一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典型文献以及研究特征。

表1　跨国并购作为一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概要

续表

注:上述文献均采用Logit回归模型作为实证研究方法;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仅列出了对应每个理论基础(视角)的典型文献。

三、各种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预测

进入国际市场意味着母公司在特定东道国的特定行业建立子公司，影响其模式选择就涉及母公司、子公司、行业和国家四个层面的因素。准确理解这四个层面的决定因素就要求考察其使用的理论基础或视角。现有的实证研究文献大多采用OLI理论和TCE理论作为理论基础。OLI理论涵括了大多数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解释变量，大多数实证文献要么侧重于一部分变量，要么在既有的OLI框架下添加一些新的变量，这使得OLI理论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例如Dunning(1993)将企业战略整合到OLI框架中，将其与所有权优势结合起来进行统一处理;Dunning(2001，2003)将组织学习与经由战略联盟学习创新融入OLI框架解释FDI的动态发展。TCE理论在部分文献中被视同于OLI理论中“I”(Slangen，2007)，但对一些跨国并购新现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并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也比较方便做实证研究。如表1所示，关于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模式决策的实证研究文献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等。下文主要讨论和比较这些理论基础，以及应用这些理论基础做出的模式决策预测。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源自国际中间投入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可以通过跨国并购得以有效的化解。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在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两种模式的选择决策就依赖于其可以利用或获得的中间投入品的成本比较。而这些成本的比较可以显示出母公司与投资企业、目标行业以及东道国特征有关的竞争优势。

在企业层面，由于并购涉及一揽子要素的交易(张小蒂，2004)，包括外国市场知识、品牌等，并购方需要支付未来收益的资本化价值，这使得并购的收益一般来说要小于绿地投资(Larimo，2003)。当交易要素内嵌在企业中时，通常很难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即使能够获得，其交易成本也相当高。拥有这类要素的企业通常选择绿地投资模式，其原因主要如下:可以充分利用它达到生产或者研发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屏蔽这类要素的扩散;相反，缺乏这类要素的企业则会选择并购来获得。企业的跨国经验、异质性特征、多元化程度等交易成本因素同样对模式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当企业缺乏进入行业产品相关知识时，跨国并购提供了一条获得这些经验知识的高效途径。缺乏东道国成功经营经验的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并购来获取所需的当地经营经验，而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更可能选择绿地投资(Larimo，2003;Brouthers＆Brouthers，2000)。企业的资源流动性存在异质性特征，一些资源能力如市场营销、分销渠道等并不能完全自由地跨境流动(Anand＆Delios，2002)，通过绿地投资获取这些资源能力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而并购使得企业可以实现自身流动性资源与目标企业的非流动性资源很好的互补(Volker，2007)。Zejan(1990)提出靠并购实现多元化的企业在谈判和整合并购业务单元的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减少了兼并的成本，因而更加倾向于跨国并购。当跨国公司的经营业务仅限于几个行业时，其并不具备先进的管理控制技能，进而倾向于绿地投资(Larimo，2003)。

在行业层面，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两种模式时间层面的差异，绿地投资耗时一般很长，拟进入行业增长越快，绿地投资的机会成本就越高。而且，当拟进入行业是垄断性行业时，潜在进入者与在位者的博弈往往导致潜在进入者采用“追随领导者”作为最佳的战略。因而，企业倾向于直接并购来缩短进入时间。此外，绿地投资会增加当地行业的供给，而跨国并购模式不会，行业供给的增加会导致行业竞争加剧，压低产品利润，进而使得企业偏好并购当地企业。

在国家层面，文化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向国外分支机构转移组织管理惯例的成本越高(Hennart，1997)，文化差距使得这些管理惯例的转移成本大幅度增加，因为被并购企业可能不能迅速地适应新的管理惯例，而绿地投资并不存在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当文化差距较大时，跨国公司更加偏好绿地投资。然而当文化差距过大时，跨国公司可能会选择并购当地企业以获得东道国经营的本土合法性(Brouthers＆Brouters，2000)。

(二)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倾向于遵循先前环境中的规则和范式以获得合法性或者减少外籍负债。基于制度理论，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面临着内外部(东道国和母国)的双重一致性压力(Zaheer，1995)，即全球整合与本土响应(Slangen，2007)。在不利的外部制度环境下，跨国公司实现子公司组织结构、行为和管理操作等与外部环境同构的压力增大。文化距离和政治风险(东道国政府管制)代表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文化距离同时也代表了跨国公司的内部环境。有效的制度环境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和增强其竞争优势，而且政治风险和文化距离与跨国并购模式决策和绩效表现有相关关系(Brouthers，2002)。Hennart和Reddy(1997)发现政府管制越严厉、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采用绿地投资模式而不是跨国并购模式。然而，子公司还面临着与母公司组织范式同构的内部制度压力，因为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组织惯例，例如战略决策方式、冲突解决策略、人力资源惯例实践和道德准则(Slangen，2006)。Harzing(2002)在制度理论的框架下解释了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对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认为服从全球化战略的子公司遭受到强烈的内部一致性压力，服从跨国本土化战略的子公司则存在很强的外部一致性压力，因而采用全球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模式;反之，采用跨国本土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绿地投资模式。这是因为绿地投资允许跨国公司一开始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有利于实现跨国公司内部的一致性，而且子公司在初建时就可以作为母公司的一个镜像，至少在关键组织结构、政策和管理流程上更容易接近母公司。而由于目标企业置于东道国特定环境，并购目标企业比较容易实现外部一致性。绿地投资允许跨国公司一开始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有利于实现内部一致性。而由于目标企业置于东道国特定环境，并购目标企业比较容易实现外部一致性。

(三)组织学习理论

组织学习理论假定复杂环境中涌现的大量事件和观念能够加强企业的知识基础和技术能力，而且在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决策过程中，企业更加关注知识经验的学习和知识基础的加强。在多个国家和多个行业经营有利于企业知识经验的学习。Barkema和Vermeulen(1998)提出跨国公司通过跨国经营经历已经学到了大量技能技巧和在外国运营的经验，因而更可能放弃跨国并购而选择绿地投资进入模式，因为跨国并购不能提供额外的学习经验。然而当业务所涉及的行业非常多时，跨国公司可能转向偏好跨国并购模式。这是因为广泛多样化使得跨国公司不能完全理解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导致控制体系呈现出松散的“M”形，从而降低了知识在部门之间的传导效率，制约了组织内部的学习过程(Barkema＆Vermeulen，1998)。因此，企业对绿地投资模式的偏好可能与企业多样化水平呈现出非线性的倒“U”形(Peinado＆Boulard，2009)，这意味着当企业进入不相关行业且没有相关国际经验时，相对于新建和并购，企业可能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跨国公司先前学习到的模式选择经验也会影响跨国公司后期进入模式的选择。Padmanablan和Cho(1999;2005)认为具备跨国并购或绿地投资丰富经验的跨国公司可能会选择相同的模式，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性。Barkema和Vermeulen(1998)认为企业寻求跨国并购来扩展企业的知识基础，因为通过绿地投资模式开发企业知识基础会产生路径依赖进而导致组织惯性;相反，跨国并购拓宽了企业的知识基础和减少了组织惯性(Shimizu et al.，2004)。

在国家层面，东道国的整体创新体制同样也会影响到企业知识基础的加强和知识经验学习，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企业仅仅将技术研发活动放在母国对于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远远不够的(Demirbag et al.，2009)。这样，企业为了获得技术研发所需要的资源，可能更加倾向于并购当地企业，以增强企业的知识基础。

(四)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跨国公司的模式选择决策受企业资源基础以及能力特征的影响，关注现有资产的利用和资源的增加来创造新的资源，进而将企业资源禀赋与可能的国际增长路径连接起来(Luo，2002;Meyer，2006)。而关键的资源就是默会知识^[4](tacit knowledge)和内嵌在企业中的特定知识。转移知识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层面，跨国公司在需要转移的知识基础上选择跨国并购或者绿地投资模式。Elango(2005)区分了实物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从知识基础资源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模式决策，提出实物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容易跨境转移知识和竞争力，偏好绿地投资模式;而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很难转移大量的默会知识，偏好跨国并购模式。与这一观点类似的有Anand和Delios(2002)、Volker(2007)。Volker(2007)将企业资源区分为流动性和缺乏流动性两类，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得到的结论与Elango(2005)大致相同，即资源能力缺乏流动性使得企业更加偏好跨国并购模式。然而企业对这类知识或能力的利用和扩充形成了两条独自的路径，即将跨国并购的动机分为资源利用型(resource-exploitation)和资源增加型(resource-augment)^[5]。当拥有特定技术或资源优势时，拥有高R＆D强度^[6]的企业将偏好新建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以保护和利用其技术所有权优势(Hennart＆Park，1993;Larimo，2003);相反，低R＆D强度企业将会寻求并购具有互补资源的目标企业。当企业通过并购寻求互补性资源时，模式选择决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资源和对企业原有要素组合的互补特征，以及在目标企业的内嵌程度(Shimizu et al.，2004)。例如当企业主要对目标企业的部分资产感兴趣时，仅当这部分资产能够与其他不感兴趣资产分离开来时，企业才会选择并购模式。而能否将感兴趣的资产剥离取决于目标企业的组织形式，如果这些资产广泛分布于组织中而且严格内嵌，更为理性的选择则会是合资模式(Hennart＆Reddy，1997)。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其FDI的动机是双重的，即进入发达国家寻求战略资产和进入发展中国家利用所有权优势(Luo＆Tung，2007;Demirbag et al.，2009)。而且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并购所需的战略资产作为跳板(springboard)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跳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进入模式决策中既不路径依赖也不路径演化(Demirbag et al.，2009)，呈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此外，企业的相对投资规模也影响其模式选择。当投资规模较大时，绿地投资模式需要庞大的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在给定期限内仅靠招聘和培训很难满足这一需求，因而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直接并购外国企业;反之，采用绿地投资模式(Hennart and Park，1993)。

(五)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模式选择决策受到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拟进入产业是受东道国严格保护的垄断性产业，由于绿地投资会增加该产业的产品供给，企业会遭到在位者的报复性竞争和扩充产量、降低价格的策略威胁(Caves，1996)，因而跨国公司更加偏好于跨国并购模式，尽管并购通常会遭到东道国政府的反对。同样，企业的进入模式决策受到拟进入行业的产业结构特性的影响。如果拟进入行业处于成熟期，增长较为缓慢，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并购模式。而快速增长的行业能够容纳产能的快速增长，此时绿地投资是合理的选择，另一方面，快速增长行业使得企业可能采用并购来较快地获取市场份额和利用现有机会。Brouthers和Brouthers(2000)发现了并购偏好与目标行业增长率的负向线性关系，而Anand和Delios(2002)使用行业增长速度作为控制变量，发现它与并购偏好成弱的正相关关系。影响进入模式的一个重要行业特征就是该行业是否处于摇篮期，这直接关系到是否存在合意的并购目标企业，不然企业就只能选择绿地投资模式(Slangen，2007)。此外，行业进口强度越大，企业对独立经营成功的信心越大，进而偏好绿地投资模式。行业的需求易变性越大，企业越偏好跨国并购模式(Elango，2004)。

(六)各种理论基础的一致性

进入模式的选择并不是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而是最大化交易所创造的价值(Meyer，2009)。交易成本理论关注的是转移资源的成本，而组织学习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更加关注转移资源带来的知识、资源基础增加和创造的收益。尽管出发点不同，这三种理论至少在企业R＆D强度、多样化程度、相对投资规模影响模式决策方面存在共识。同样，制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模式决策的解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企业内外部一致性压力与管理协调成本相对应。例如制度的差异(社会文化、政府管制、经济体制等)造成企业内外部一致性压力增大，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模式会面临更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在东道国展开业务的成本相当高，从而企业更为偏好跨国并购模式，因而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在跨国经验、文化距离等影响模式决策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产业组织理论仅仅关注拟进入行业的特征，从行业层面的因素来探讨模式决策，有利地补充了其他理论基础的不足。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与表1中的典型实证研究文献对应，表2列示了这些文献的实证结果。其中，所有解释变量被分成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三大类。从表2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角度，不同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混杂的:某一特定因素与跨国并购偏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呈现负相关关系，统计上不显著或者非线性关系。此外，由于各种文献对各种解释变量的表达不一致，本文在列示中忠于原文本意予以统一，并省略了部分较少使用的变量。

在企业层面，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跨国公司的R＆D强度的实证研究结果都显示出其与绿地投资模式偏好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很多技术性资产通过并购实现内部转移的成本很高(Hennart＆Park，1993)或者这类技术性资产的转移很困难，制约了组织内部学习过程(Barkema＆Vermeulen，1998)，从而使得高科技企业相对于并购来说更偏好绿地投资模式(Brouthers＆Brouthers，2000)。而当拟进入行业的R＆D强度很高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认为企业更加偏好并购模式，技术性资源可能更多的是默会知识，内嵌在特定员工和企业中，且相当缺乏跨境流动性，并购当地企业是获得这些内嵌知识的高效途径而且可以有效地规避高R＆D强度行业存在的产品差异化壁垒(Elango，2005)。表2中所有实证研究结果都证实了投资规模与跨国并购的正向关系，即绿地投资规模较大时，企业一般难以满足新建企业对管理人员、财务资源等的需求，因而一般偏好并购模式。然而一些实证研究却显示母公司规模与跨国并购不存在显著的关系(Hung＆Tang，2008)。对于企业多样化程度，现有的实证结果是混杂的，这主要是因为学者应用的理论基础大多不相同，倒“U”形关系似乎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Demirbag et al.，2009)。与其相关的投资产品相关度的实证研究大多数支持了与跨国并购呈负相关系的假定，然而基于制度理论的研究，绿地投资容易产生组织路径依赖，企业因而偏好跨国并购来增加企业知识基础和减少组织惯性。但是制度理论所预测的路径依赖并没有得到实证检验的证实，现有结果是混杂的。遵循跨国本土化战略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跨国并购、遵循全球化战略的企业更加倾向于绿地投资这一论断还没有经过实证检验(Slangen，2007)。跨国并购相对于绿地投资来说是时间成本经济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可以及时把握涌现的市场机会，大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进入时间(虚拟变量)与跨国并购的正向关系。

表2　跨国并购作为一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结果

续表

注:①Hennart和Park(1993);②Barkema和Vermeulen(1998);③Brouthers和Brouthers(2000);④Harzing(2002);⑤Anand和Delios(2002);⑥Larimo(2003);⑦Elango和Sambharya(2004);⑧Elango(2005);⑨Peinado和Boulard(2009)。“+”表示与跨国并购倾向正相关，“－”表示与跨国并购倾向负相关，“N”表示统计上不显著，“U”表示U形非线性关系。

在行业层面，现有的实证结果没有给出明确的东道国行业集中度、增长速度与跨国并购偏好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不同文献所研究的行业大多不相同，而且行业特征使得一系列复杂因素被纳入企业的进入模式决策，例如潜在进入者与在位者之间的博弈，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在东道国产业结构中的位置、消费者偏好的转移以及目标企业的可获得性等。

在国家层面，文化距离和东道国政府管制被普遍认为与跨国并购偏好呈负向关，Brouthers和Brouthers(2000)所提出的观点(当文化距离很大时，企业可能会选择跨国并购来获得本土经营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

五、现有实证研究的问题和改进

(一)变量的度量问题

度量是否准确直接影响了实证检验，导致所期望的关系统计上不显著或者各种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例如对企业跨国经验的度量，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出口比率、跨国经营的国家个数以及跨国经营的年数，而以这些方式度量的跨国经验更可能与绿地投资模式和跨国并购模式呈现同方向的相关关系，而且隐含了从不同国家、每年学习到的经验呈线性关系或者等同的假设。相反，对这两种模式决策有影响的跨国经验可能来自于企业先前绿地投资或并购的成功或者失败经历，实证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企业如何内部化先前经验优势和是否产生组织路径依赖上。然而成功经验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失败经验的数据通常无法知晓，而且大多数跨国并购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都使得精确度量跨国经验非常困难。用跨国公司绿地投资分支机构和并购分支机构来大致描述跨国经验可能会更好。众多实证文献对R＆D强度的描述也大不相同，例如行业、母国的研发支出与销售额的比率作为替代变量，而使用跨国公司自身的研发支出与销售额比率可能会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对文化距离和政府管制的度量也需要改进，Drogendijk和Slangen(2006)考察了不同文化距离度量方式(Hofstede，Schwartz，管理人员感知)对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提出Hofstede和Schwartz所度量的文化距离分值越高，企业越偏好绿地投资模式，而且统计上是显著的，而管理人员感知方式的检验效力较低。此外，现有实证研究对企业资源能力的度量也过于粗糙，例如使用企业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员工工资总额来描述实物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密度，或者资源能力的流动性，这种近似是糟糕的，一方面名义价值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工资总额也很难反映出人力资本密度。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出于篇幅的考虑不一一列举。尽管实证研究存在数据可得性约束，后续相关研究仍应尽可能的精确度量所使用的解释变量。

(二)模型设计问题

大多数实证研究存在一些模型设计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样本涵括了多重东道国或者多重母国以及多个行业导致实证检验出现系统性偏差。在样本期间，不同国家的不同行业对并购的管制是动态变化的，这导致使用整个样本期间数据的实证检验失真。尽管部分实证文献使用了国家、行业、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这些不利影响，然而0-1双变量仍不足以刻画东道国战略行业管制政策的动态变化，而且根本无法区分虚拟变量是影响了模式选择还是影响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策的谈判结果(Slangen，2007)，因而区分样本期间管制较为宽松的国家、行业和管制严格的国家、行业，对于实证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2)其他一些跨国并购壁垒因素(例如无投票权的股份)虽然无法度量，但是会降低跨国并购决策的实证检验效力。

(3)某一因素可能只有结合其他因素才会与跨国并购偏好存在显著的关系，这就要求进行大量的联合检验。例如当考虑企业战略时，投资产品相关度可能会与跨国并购呈现不同的关系，因为投资产品相关度与企业的全球战略布局是密切相关的。当采用全球化战略时，投资产品相关度较高会导致企业可能偏好绿地投资模式实现，而采用跨国本土化战略时，投资产品相关度较高会导致企业偏好跨国并购模式。

(4)现有的模式决策实证研究都是静态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跨国经验的增强，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可能随着时间不断变化(Shimizu et al.，2004)。例如大多数跨国并购附带期权，期权价值的变化对企业跨国并购决策的影响有待于后续的实证检验。

六、结论与后续研究建议

跨国并购是企业国际扩张时的一种重要战略，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形式之一。本文主要评述了现有关于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模式选择的实证研究文献。不同的文献应用不同的理论基础得出了混杂的实证结论，但在影响模式决策的因素方面，各种理论基础部分一致，而且互相补充，有力地支持和扩展了当前主流的OLI理论。

后续的实证研究除了进一步扩展理论基础以外，还需要改进变量度量模型设计方面和考虑一些其他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如下:

(1)20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交易迅猛增长，如何完善跳板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相比跨国并购，绿地投资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和耗时较长，投资时机和模式选择应该同时决策(Pennings＆Sleuwaegen，2004)，而现有实证研究将投资时机作为控制变量，暗含地假定了时机决策在模式决策之后。

(3)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债券收益率、汇率和股价指数等)同样对跨国并购决策有重大影响(Vasconcellos＆Kish，1998)，当东道国宏观经济不景气，股指大幅下跌时，东道国对并购的管制倾向于放松从而使得跨国并购较容易实现。

(4)企业的模式决策与所有权决策的先后顺序是一个重要方面^[7]，Ruiz-Moreno et al.(2007)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模式决策应该在所有权决策之后，因而已经确定的所有权作为先决条件就应该进入企业的模式决策。

(作者电子邮箱:wgxiao@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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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Entry Mode:A Review on Current Research

Xiao Weiguo¹　Yuan Wei²

(1，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School，Wuhan，430072)

Abstract:In pursui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for firms is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entrymode，such as joint venture，greenfield investment，cross-bordermerger and acquisition(M＆A)，export，licensing.Cross-border M＆A has been becoming themost popular entrymod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cently.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rategic decision between cross-border M＆A and greenfield investm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wholly owned subsidiar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used，

examining why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btained have often been inconsistent，and offer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commendations to guide future researches．

Key words:Cross-bordermerger and acquisition;Greenfield investment;Entrymode;Literature review

【注释】

[1]本文的研究得到了武汉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项目的资助。

[2]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8: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an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New York and Geneva，2008:4．

[3]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9: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New York and Geneva，2009:10．

[4]Polanyi(1967)将知识分为两类，显性和隐性(explicit and implicit)。显性知识是一个可以记载(codefiable)或者是可以解释的(explainable);然而隐性知识是默会(tacit)的或者不可记载的，其主要通过经验来理解和掌握。显性知识有益于通过语言、手册或者计划蓝图等在员工之间传播，它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因为其根本原则能够很好地被理解。隐性知识植根于个体或者社会团体中，包括很多不能清晰表达的因素，例如个人信仰、看法和学识。

[5]Anand和Delios(2002)区分了容易跨境流动的资源能力和内置于特定市场的缺乏流动资源能力，将并购的动机分为能力寻求型(capability-seeking)和能力利用型(capability-exploiting)。

[6]通常用企业或者所处行业的R＆D支出与销售额的比率来表示。

[7]目前，企业模式决策和所有权决策之间是否相互独立还没有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