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态势分析

第二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态势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演变过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内容，要正确引导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必须从研究客观现状出发，寻找转移规律，完善转移机制。根据最近对上海市郊区农村的典型乡、村、队和农户家庭进行的抽样调查，本节着重就上海市郊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阶段态势作一些分析。

一、上海市郊区农民已进入发展致富性的非农产业转移

上海市郊区农村人口密集，劳动力资源充沛，500万亩耕田上集结有近300万劳动力，劳均耕田才1.7亩左右，历来“人多地少”，尽管土地生产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农民人均分配水平低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形成了巨大的堆集。“农民排队等派工”，“争农活，闹矛盾”等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疏导劳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市郊区农村开始兴办农村工业，高度剩余的农业劳动力才得以向工业转移。当时它的转移动因，主要以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为主，兴办的也大多是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以达到职工自己能“有饭吃”为基本准则，因而它是一种寻求温饱生存的过剩性转移。但进入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它吸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高度过剩的状况已大为缓和。据市郊117个生产队抽样调查，农业劳动力有常年剩余的队仅占27.3%，且剩余量只有8.85%。季节性有剩余的队占47.2%，已经处于劳动力偏紧的队占29.9%。全郊区纯务农劳动力的劳均耕田已从过去的1.7亩增加到5亩以上，近乎超过了现有生产条件下的劳均耕田承担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却有增无减，且呈加速态势。据对1270户农户“六五”计划时期劳动力转移调查，前3年务农劳动力的净转移率均在7%左右，1983年递增至12.21%，1985年达到18.25%，转移量超过了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量，农村劳动力的从业结构已由农业为主，演变成工、副业为主，这充分反映出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已经发生变化，它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开放搞活政策下，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引导，它以寻求劳动力本身的劳动价值为前提，这说明价值规律已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发生了作用，从而也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进入到发展致富性的转移阶段。这一转折性的变化，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形态，启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根本变革的阀门，并且也为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必须对本地区内各产业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的适度容量进行宏观调控规划，研究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投放构成的比例关系，科学设计劳动力的行业配置，使它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吻合，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兼农半分离阶段

从上海市郊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初始实践看，“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方式作为成功的探索已得到“公认”。但是，就转出劳动力与耕田分离的状况看，要完成这个转移，需经过有序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演变。剖析上海市郊区的实践进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形态演变阶段，起始阶段以游离形态的脱农转移为主，第二阶段以兼农形态的半分离转移为主，第三阶段最终实现专业分工的全分离转移。上海市郊区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农业劳动力处于过剩阶段，转移的大都是净剩余劳动力，尽管在大忙时要参加一些农田作业，并仍由生产队分配粮草，但他们一般转出后都与土地游离，不再有继续承担种田的责任，所以，这段时期基本上属于游离形态的脱农转移。8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出量的急剧增加，这种转移形态逐步发生演变，以1983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为转折点，农业劳动力转移，普遍表现为兼农形态的半分离转移。这种半分离转移以转出的劳动力回归兼农为主要特性，其主要表现是家家农副工，户户小而全，非农劳动力兼营农业，务农劳动力兼营工、副业。据对10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非农业劳动力务农作业量约占农业劳动总量的30%，平均每个务农劳动力投入耕作时间相当于0.22个纯务农劳动力。在劳动力转移量较大的乡村，那些关键性农活、大忙季节的作业量一般仍主要由非务农劳动力承担。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兼业建制的动因：一是现行按劳动力平均承包耕田的家庭经营责任制形式，客观上把每一个农村劳动力都变成兼业者“脱农还带土，离土不离农”；二是粮食蔬菜等供应在农村还无法计划保证，农村商品经济及其系统尚不健全；三是郊区农民还有“吃自己种出来的放心”的自给经济的传统观念，他们把土地作为后方阵地，即“不想多种地，又不愿不种地”，兼业能平衡农民心理上的担忧；四是客观上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实行一次性转移的社会经济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概括地说，劳动力转移兼业建制的形成是农村的推力和拉力、非农产业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相互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兼业形态也适应于当前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个中间过渡形态。至于高度专业分工的全分离转移，目前在上海市郊区一些经济发达的乡村也开始出现一些生长点，有“家庭农场”、“农业车间”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等多种探索模式，通过对这些生长点的考察，实现高度专业分工的全分离转移，除了进行政策指导外，它需具备四个客观要求。一是区域经济已发展到一定发达程度，能有相当的积累增加农业投入；二是农业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并具有一支多种知识、技艺人才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三是农业劳动力要有转移去向，并逐步形成一支能适应土地规模经营的劳动力队伍；四是农田条件，作物茬口能适应现代化机械作业。从目前上海市郊区农村的现状看，较完备的具有上述四个条件的乡、村还不多，因而从总体上说，兼农半分离转移阶段还将在农村延续一定时期。也有为数不多的地区，凭借它们历史上的发展机遇，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农业生产管理已形成一套较成熟的规范劳动力转移也就有可能不经过兼农阶段而一次完成非农产业的转移。现有的一些专业分工形态的生长点，大多在这些地区产生。

应该看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游离脱农形态，演变到兼农半分离形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深入发展的标志，尽管兼农转移使转出的劳动力仍不同程度地受到耕田的束缚，但它能充分挖掘劳动力资源的潜在优势，激发农民生产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农村商品经济充分发育有着重要的催化作用，也为进一步推动高度专业化的全分离转移，开通了道路。因此，对目前劳动力转移量较大，务农劳动力已显紧张，以至农业出现相对萎缩的乡、村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去人为地控制劳动力的转移，而是在继续支持转移的同时，如何将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增加农业投入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兼农半分离转移加快向专业分工的全分离转移过渡，使郊区农业真正走上现代化、商业化、专业化生产的轨道。目前，上海市郊区农村已有16个乡和数十个村，正在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试验，这对摸索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经验也具有直接意义。

三、农民的“转移载体”出现多样化

上海市郊区农村劳动力初始阶段的转移，乡镇企业是近乎唯一的“转移载体”，表现为单一方向的转移。近几年来，随着城乡改革的融汇和深入，各种经济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尽管从绝对量上说劳动力的流向仍以乡镇企业为主，但那种绝对优势已显弱化趋势，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转向其他产业和行业的趋向逐渐增强。据对转出劳动力投向构成的抽样调查，1986年上海市郊区投向乡镇企业的劳动力比重已由1983年的80%下降为60%以下，且工业劳动力逆向转移的强度增加，净转入率由1983年的10.5%下降为1986年7.5%左右，而同期内投向其他行业的劳动力比重明显增大。据对商业、服务业的调查，1983年投入的劳动力比重为2.7%，1986年已达到8%以上，净转入率也由1983年的2.6%，上升为1986年的10%以上。同时转移意向调查表明，有30%以下的被询者，希望到城市和城镇，从事智能技术型工作和当合同制工人。这说明传统的转移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新型的“转移载体”正以较高的收入和自由度，吸引并容纳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

应该看到，农村转移劳动力投向的变化，以及产业间的交叉流动是活跃农村经济、活化产业结构的催化剂。它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否探寻这个规律，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上，预测农村各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大致趋势，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确定投资优化比例，以便适时适度地引导和促进单向转移向多元、交叉方向推进，这不但为农村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第三产业提供依据，也是人尽其才，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现实要求。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自主向非农产业转移

长期以来，上海市郊区农村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下，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控制极其严格，农业劳动力转移都必须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逐级审查统一安排，劳动者本人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其他就业门路可供选择。在所谓“大批大干促大变”的学大寨年代，农民除了有从事土地劳动的权利外，从事其他生产活动都可能受到粗暴的干涉，谁自找门路，谁就要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批判，搞家庭副业，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受禁止。自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农业向工业开放，农村向城市开放，城镇也向农民开放，单一组织型的转移，已被多渠道自主性的转移所替代。农业劳动力不但可以接受组织安排向非农产业转移，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特长，通过投亲拜师，招标承包，劳务输出等各种途径转向非农业生产领域，许多能工巧匠和有特种技艺的农民纷纷重操旧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还进入城市和城镇务工、经商、兴办各类服务业。这种自主性转移的重要反映，是个体和私人经济的迅速发展。据最近统计，上海市郊区农村个体户已达到77110人，比1980年增长了128倍，个体饮食业从1979年的67户增加到9785户，相当于国营集体网点的3倍，个体修理业达到7238户，相当于国营集体网点的5倍多，上海市区农贸市场个体商品经营量，在家禽、水果、水产等方面近乎于国营商品供应量，而且从经营范围看，个体和私人经济的服务领域，正在随着人民的物质需求的提高而相应拓展。

分析上海市郊区农民自主性转移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所给予农民从事各项生产活动的自主权，各类经济实体也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从而拓宽了农民选择“转移载体”的自由空间，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也推动了农民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中的农民，迫切希望加入现代生活的行列，形成了一股追求独立物质利益的潜在动力。应该看到，农民自主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充分发挥农民的聪明才智提供了机遇，它不但对搞活农村经济推动城乡繁荣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城乡个体经济的复苏具有直接影响。对目前这种“自主型”转移，不能完全撒手不管，任其自流，为使它能顺应经济发展的潮流，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当前尤其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采取有效措施，要求并帮助自由转移的农民继续种好承包的土地，不能搁荒，在自愿条件下，也应支持和允许土地转包；二是加强对社会经济行业的管理，健全机构，完善法规，为他们提高经营水平、扩大经营规模提供方便。与此同时，通过一定的政策调节，解除他们种田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全分离转移。

五、农业剩余劳动力本身在转移中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市郊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不断发展，劳动力转移的总规模已达到1/3以上，它不但使传统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裂变，也使多少年来劳动力在土地上形成的巨大堆积得到彻底消解。因而，就农村劳动力本身而言，在急剧的非农产业转移中，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演变态势。

（一）近几年上海市郊区农村劳动力总量正趋逐年减少

1980年上海市郊区农村劳动力总量为278万人，1985年已减少为263万人，绝对量减少15万人，年均递减1个百分点。据预测，到1990年，农村劳动力的总量仍将继续减少到250万人左右。一是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农村劳动力的后备资源相对减少。二是农村实行了退休制度，使一部分老年劳动者退出了劳动队伍。三是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因土地征用等原因进入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一态势为郊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在现有劳动力利用的水平上，上海市郊区要实现1990年、2000年的经济发展指标，在劳动力投入上将发生严重的紧缺现象。因而，从现在起必须把提高农村综合劳动生产率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加以明确，并在各行各业的生产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地域性偏差

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上海市郊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劳动力转移已经出现明显的区位差，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越来越多，已出现紧缺状况，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尚不够充分，于是郊区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由富裕地区流向紧缺地区，由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同时外地劳动力已经进入了郊区农村企业。据上海县龙华乡调查，到1986年，全乡已招聘外来劳动力1742人，遍及全乡80多个企业，占乡级企业劳动力的35.6%，其中来自上海市农村的有736人占42.2%，来自外省劳动力的有1006人占57.7%。应该看到，这种劳动力流动地区位差的出现是地区商品经济竞争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它是由地区间的贫富差异决定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应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凭借国家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后盾，积极扶持经济落后地区，促进其自身的发展，以在先富、后富的实践中最终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

（三）农业劳动力的素质需进一步强化

据抽样调查，一是转出劳动力的性别构成发生变化。1983年以前转出劳动力都是男性高于女性，到1986年男性已下降为40%，女性上升为60%，转出劳动力由男性为主变为女性为主。二是转出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1983年转出劳动力中15～34岁为46.7%，25～34岁为34.3%，1986年转出劳动力中15～24岁年龄组下降为32.31%，25～34岁年龄组已上升为45.3%说明转出劳动力主导年龄组的年龄增大。三是转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表现为下降趋势，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标志，对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1983年转移劳动力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2.9%，1986年下降为38%，而转移劳动力中具有小学化程度的比重则由1983年的26%，1986年上升为42%，这不但表现为转出劳动力的素质下降，也预示着农业劳动力队伍文化程度日趋下降的境况。

应该看到，上海市郊区农业劳动力本身素质因素的上述变化，是近几年实行较大规模非农产业转移的自然发展结果。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不但关系到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也直接影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影响农业的稳定和发展，也会影响各使用部门的工种安排、技术质量以至全员劳动生产率等诸方面。有人因此主张，上海市农村应适当控制劳动力的转移，稳定农业劳动力队伍以维护农业生产的需要。诚然，这种认识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从长远看，在农业劳动力素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即使稳定了现有的劳动力队伍，恐怕也难以担当起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历史使命，而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不可能在小生产的封闭环境中实现，因而，只有把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在新的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得到锻炼和培养，也许能较快地造就一批适应土地规模经营的农民企业家，以期对日益强化的农业劳动力实行群体替换，从根本上解决上海市郊区农业发展的劳动力问题。况且，上海市郊区农业家庭经营也明显暴露出其局限性，它取得产品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农业生态内部的有机物质与能量，远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日益增加的投入量，同时传统的家庭经营以一家一户为独立生产经营单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结合起来，征服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无法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最大限度地利用无偿的自然力，限制着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因而，问题不在于劳动力的这种变化本身，而在于针对这种变化，如何落实相应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在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使农业发生大的震荡；另一方面，各非农产业部门也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和部门需要，做好职业前补习，岗位培训等准备工作，以保证各产业对不同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使郊区农村经济在改革中能更好地协调发展。

六、非农产业转移使农业劳动力形成新的地域聚集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结构起点。上海市郊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实现产业转换的农民越来越多，但是，怎样才算完成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前几年人们一般都把“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入非农产业的农民笼统称为非农产业转移。但是，随着转移实践的发展，已有不少人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所谓农民的非农产业转移，不仅仅是产业转换，只有实现了社会身份的转换，才算是真正的非农产业转移。其实，这两种认识并没有多大矛盾，反而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上海市郊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践看，农民实现非农产业转移的道路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应着重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实行产业转换，这样就可避免劳动力盲目涌向城市，避免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弊端，不致使社会经济在变革中产生结构性紊乱。第二步，在农村新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再彻底放开城门和加速郊区小城镇建设，逐步解决完成产业转换的农民实行居住地和社会身份的转换。农业劳动力的第一步转移是第二步转移的必要条件，第二步转移则是第一步转移的必然发展。如果停留在第一步，就不能从根本上冲破旧的传统格局，如果否认第一步，片面强调一次完成多方面转移，这不但脱离了国情，现实情况也办不到，而且在实践中只会限制应有的转移规模的速度，抑制经济发展。因而，彻底完成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

就上海市郊区来说，农民第一步转移的实践发展，已对第二步转移提出了客观要求，大量实现产业转换的农民不但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层次性分布结构，而且使农村劳动力的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据1986年统计，上海市郊区农村乡级层次的劳动力已达到70万人以上，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7%。村级层次的劳动力达到75万人左右，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0%。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生产队转向村级和乡级层次，就自然形成了新的地域集聚。据调查，目前上海市郊区已有近60万农业劳动力进入了郊区各城镇，他们白天在城镇工作，晚上回农村居住，被称为城镇的“白天人口”。目前，在县城“白天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以上，在县属城镇达到50%以上。在集镇，由于乡镇企业大多围镇而建，“白天人口”则又是数倍于常住人口。长期以来，由于农民迁居城镇受到严格的户籍限制，这些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只好每天“钟摆式”地往返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上产生了不少新的矛盾，随着他们在城镇工作的适应和稳定，对迁居城镇、改变自己社会身份已产生了强烈的渴望，适时进行第二步转移已成为推进上海郊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新的突破口。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具有承受能力的上海市郊区城镇已开始办理农民自理口粮进镇的户口迁移手续，到1986年，已有2765人经公安部门批准正式居镇入户，统计为非农业人口，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权利，履行同样义务。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镇落户是深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种发展形式，它不但受到农民的拥护，也受到城镇的欢迎，这对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郊区城镇建设和实现郊区人口合理再分布，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市郊区目前已处于第一步转移与第二步转移的交替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向城市和城镇集聚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上形成的城乡经济的分裂，只有靠城乡一体化经济的发展来胶合，而城乡经济一体化必须以劳动力一体化为前提，它又只能从劳动力转移开始。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城镇，有利于打破城市的封闭经济系统，促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使城乡融为一体；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也是加快城市或城镇建设的催化点，大量农民进镇就会拉大城镇的规模，或在乡镇企业的集聚地形成新的城镇，农民踊跃集资兴镇已为上海市郊区城镇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农民进镇是缩小城乡差别的合口点，城乡劳动力的长期分隔是城乡差别的病根，农民进城有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和合口；农民进城转换社会身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推动农民阶层的分解和社会分工的发展。

综观上海市郊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目前正处于实现产业转换和实现社会身份转换的交替阶段。据预测到2000年，一方面还有近6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继续实现产业转换；另一方面，各类城镇将要吸纳60万人完成产业转换的农民迁镇入户。同时引导这两方面的转移，遇到的矛盾将会更多，因而它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以便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村劳动力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更深入具体的研究，使上海市郊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稳定发展中引出更深广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