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媒体“涉农”新闻报道的变革及动因

王润泽 王 洁

摘 要：改革开放后，大陆主流媒体在 “涉农”问题上的报道，相对数量和比重有所下降，一版的位置越来越少，报道中来自基层的声音也不多；新闻报道的内容、题材、数量、角度、文风等方面均有变化；媒体上情下传功能明显，下情上传作用缺乏。这些变化与国家农业政策、媒体改革、传统的农村通讯员制度以及农民接触媒体多样化等方面均有关系。

关键词：“涉农”报道；“涉农”政策；媒体变革

Abstract：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elative numbers and the proportions of“Agri－culture－related”news coverage in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have decreased．There are changes in contents，topics，numbers，angles，styles of writing and so on．Media do well in promoting policies， but not enough in conveying the grass－root voice．These changes are relevant to agricultural poli－cy，media reform，traditional correspondent system in rural areas and so on．

Key Words：“Agriculture－Related”News Coverage，“Agriculture－Related”Policy，Media

1977年11月28日，安徽省在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指挥下，在中国首次通过了关于农村改革文件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试行草案）》，后简称为 “省委六条”。这一文件实际上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伴随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农”“三农”等词汇出现，意指涉及农村、农业、农民的各种问题，也折射出农村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在这场不断深化的变革中，媒体起到了何种作用？媒体工作者是如何进行报道农村改革的，他们在报道中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到位的反应农村的问题与变化？在不算短也不算长的30多年间，媒体表达中的中国农村是个什么形象？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一、农村改革的战略步骤与基本特征

在中国大陆，媒体功能的工具性特征一直存在，如果不刻意强调其政党性，那么就可以看到其沟通政府与民众的 “通上下”功能一直被坚持和信守，当然这种功能的坚守是掩藏在涉农新闻报导内容和风格的大变化之下。因此要分析媒体报导的特点，必须先沥青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战略计划、阶段划分及其基本特征。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人认为，我国农村改革30年，主要是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保障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二步是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第三步是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据此，“文革”结束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 “涉农”政策的变化，可以基本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78年至1988年 （以下简称时期1）。农村改革初期的 “涉农”政策，主要集中在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上。中央在改革初期发出了5个 “一号文件”，其基本取向是 “破”，即突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此外也有 “立”，即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但 “破”是主要的。首个 “一号档”，明确了各种联产承包方式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这给了农民很大选择，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打破。接下来的几个 “一号档”，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 “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第二个阶段为1989年至2000年，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 （以下简称时期2）。1998年之前，“涉农”政策重点是抓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减轻农民负担和扶贫工作，仍然延续前一时期的政策特点。1998年之后，重点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如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等。

第三个阶段为2001年至2011年，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体系 （以下简称时期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从2004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明确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连续5年发出指导农村改革发展的中央“一号档”。这些文件的主题分别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其共同的特点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1]

而媒体的报道就是在这些战略部署下展开的，30多年来，媒体对涉农问题的报道还是发生了重要变化。

二、涉农报道的地位缓慢下降

1978年以来，大陆主流媒体的涉农报道的数量、所在的版面、稿件来源等数据显示，“涉农”问题的报导数量虽然大大增加，自采稿件越来越多。但媒体对 “涉农”报道的重视程度却有所降低，刊登在头版的 “涉农”报导越来越少。

研究选取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两家主流媒体作为样本。两报在全国主流媒体中，颇具代表，能整体反映出我国主流媒体对此报道的总体情况和趋势。[2]

（一）“涉农”报导绝对数量上升，但相对数量减少

从数量上看 （见图1），《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的 “涉农”报道并不平稳，呈逐步震荡上升趋势，个别年份有突出峰值出现。从1978到1994年，两家媒体 “涉农”报导数量变化不大，比较稳定。但1995年的 “涉农”报导数量激增，《人民日报》由120余篇增加至200篇，《经济日报》更是由60篇激增至210篇。之后 “涉农”报导数量有所回落，但报导量仍比1995年之前大。2004年两家媒体的 “涉农”报导再一次呈现了激增现象，达到1978年至今的最高报导数量。《人民日报》有320篇，《经济日报》则增至282篇。

图1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涉农”报导数量

从绝对数量上看，涉农报导是增加的，但考虑到两报扩版的历史，这一结论就要重新考虑了。《人民日报》版面由1978年的8版扩张到现在的24版，增加了2倍，但 “涉农”报导的数量却平均仅增加了1．5倍 （1978年至1994年平均每年 “涉农”报导为126篇，2010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涉农”报导为321篇）。同样，《经济日报》版面由1983年的4版扩张到现在的16版，增加了3倍，但 “涉农”报导数量仅平均增加了1．3倍 （1983年至1991年平均每年 “涉农”报导为70篇， 1998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 “涉农”报导为162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涉农”报导已渐渐游离主流媒体关注的重点。这一点还可以从该报导的版面位置上得到印证。

（二）版面

表1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头版刊登 “涉农”报导数量和比例

如表1所示，无论是 《人民日报》还是 《经济日报》，刊登在头版的报导占所有 “涉农”报导的比例[3]越来越低。《人民日报》从绝对数量到相对数量，均在减少，而所占比例更是由第一时期的19．7％降至第三时期的9．3％，下降了一半左右。《经济日报》绝对数量上虽然有变化，但所占比例也是直线下降，由第一时期的36．1％下降至8．6％，降幅近80％。可见，两家媒体对 “涉农”报导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离开头版，“涉农”报导大多被刊登在农村经济专版或地区新闻版中。版面位置的降低有复杂的原因，既有中央改革政策的调整，比如城镇各种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等的提升，也有报导观念的变化，媒体更多愿意将领导人的活动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

三、报道的自采率和专业性有较大提升

（一）稿件来源

从稿件来源的单位属性来看，《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的 “涉农”报导主要来自是三个方面，即由报社记者自编自采或评论员发表文章，新华社通稿或专稿，以及来自通讯员或者读者等社会公众的来信或撰稿。而从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出，媒体越来越多的采用本单位记者编辑的稿件。

图1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涉农”报导的稿件来源

如图2所示，《人民日报》自编自采新闻的比例由时期1的67．6％上升至时期3的89．6％，而《经济日报》也由时期1的83．3％增加至时期3的90．4％。与此同时，两家媒体却均越来越少使用新华社通稿或专稿，仅在政府发布重要 “涉农”政策，或重要领导人考察农业情况等新闻时转发新华社稿件。《人民日报》此类稿件比例由时期1的28．9％急剧减少至时期3的仅2．5％。除了该报自身的发展，记者资源越来越充足，报纸有能力也有意愿多用自采稿件外，也与从 “文革”中走出来的 《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分家，独立发展，自主性增强有关。而创刊时间较晚、没有历史包袱的《经济日报》，转发新华社稿件的比例则相对稳定。

（二）“涉农”报道的作者

从 “涉农”报导的个体属性来看，两家媒体的 “涉农”稿件越来越多由专业记者采写。如图3所示，《人民日报》“涉农”报导作者中记者的比例由时期1的87．3％上升至时期3的92．5％，而《经济日报》也由87．5％上升至90．7％，只是前者在时期3时有大幅度提升，而后者在时期2时就已经提升，从中也折射看出两报在自主性上的差别。

《人民日报》的 “涉农”报导作者中，除了专业记者的比例在上升，专家学者、官员或官方机构以及其他读者比例也在上升。这些学者或官员撰写的 “涉农”报导大多为针对农业或农村现状及问题的评论，或针对某一国家 “涉农”政策的理论文章，为政策的落实或制定建言献策。来自基层农村通讯员的稿件比例却大大下降，由时期1的9．2％下降至时期2的3．4％，时期3的样本中甚至没有一篇稿件出自于通讯员之手。1985年当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新疆尼勒克县农民通讯员邓吉祥的新闻稿后，这本身也成了新闻，不仅邓吉祥获得了该县新闻工作一等奖，而且还登上了 《当代传播》1986年第4期。多用专业记者的稿件，保证了报导质量，专业新闻工作者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采访写作方面，受过专业训练，比通讯员有不少优势；另外 《人民日报》各地记者站众多，能发表一篇文章并不容易，当然尽量使用本报记者的稿件，也是一个原因。

而 《经济日报》则正好相反，由官员或官方机构、其他读者撰写的 “涉农”报导数量降低，而由通讯员参与的报导数则有所增加，由时期1的1．4％增加至时期3的5．9％。

作为主流媒体，两报在涉农报导作者有一点比较相似，即加强本报专业记者的报导，这有利于报导的专业性和水平。但两报在使用专家、官方机构稿件和通讯员稿件上的不同倾向，则在于两报宗旨定位、报导理念与内部管理等比较复杂的因素。

图2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涉农”报导作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民日报》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三方稿源，如读者来信、专家或官员关于 “涉农”问题的评论或理论文章等；稿源的拓展，使不同声音得以传达，在这方面，作为政府最高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思路和定位有广纳意见的涵义，还是值得肯定的。而 《经济日报》使用其他稿源——特别是读者来信的比例则有所下降。

自1978年以来，中国整个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涉农问题已经不再是 “重中之重”，因此虽然此类报导在绝对数量上是增加的，但版面位置的降低，已经很说明其地位的下降；究其原因，中国改革虽从农村开始，但重点很快转向城镇工业和工商金融等经济领域，“涉农”问题不再占据主要位置，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逐渐减少。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在涉农问题上，中央级的媒体拓展报导领域和信息管道，力图从不同角度构建涉农方面的报导，并增加自采稿件、加强涉农报导的自主性，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四、宣传政策依然是报道的主旋律

中央政策的变化，是涉农报导内容变革的指挥棒。从数量上看，涉农报导深受国家 “涉农”政策和农村报导政策的影响，两次峰值的出现，均与此有关。199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199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 “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农副产品供应，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4]1995年5月20日至23日，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了 “部分省 （市、区）报农村报导座谈会”。会上，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提到，“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农业，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人民日报必须加强农业、农村报导，这次邀请部分省报搞农村报导的同志来座谈，就是要把各地农村报导的好的经验集中起来，使人民日报的农村报导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各省报的农村报导有个新起点”。[5]自1994年1月4日开始，《人民日报》每周一、四在二版上刊出农村经济专版，表明了党中央机关报对农业和农村宣传报导的重视。[6]

200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此 “一号文件”确立了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政策取向，被普遍认为是多年来 “含金量”最高的农村工作档。工作档包括减轻农民税收负担，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制定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等一系列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更直接、更明确、更有力的政策措施。[7]此外，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部署2004年宣传思想工作时指出，要大力宣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工作思路、主要任务和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注意做好解决 “三农”问题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宣传。[8]2004年年底，强调加强三农报导的指示越来越多，终于推出2005年的涉农报导高潮。

在涉农报导文本分析中，我们按照主题的不同，分为以下7类。一是 “政经社科文卫”，即全国或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农村政治改革情况、基层农村社会生活、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以及文化卫生发展状况等情况通报。二是 “政策规划会议”，即国家 “涉农”政策规划颁布、农业经济科技会议召开等。三是 “建言献策理论”，即评论国家 “涉农”政策效果、提出可行建议、理论层面探讨 “涉农”问题等。四是 “政府投入管理”，即政府投入资金发展农业、整治 “涉农”违法行为等。五是 “负面问题揭露”，即假冒伪劣农资之类的坑农行为等。六是 “典型人物报导”，即典型农民、农民企业家或基层村干部的事迹。七是 “前沿服务信息”，即前沿科技信息、农产品交易信息等。具体如图4所示，“政经社科文卫”类的 “涉农”报导占据主体地位，但相对于时期1来说，时期3的此类报导已有所减少。《人民日报》由68．3％下降至64．2％，《经济日报》则由58．3％下降至51．5％。但实际上，此类报导基本上是宣传地方建设成绩的，资料比较多，而宣传的主题也与当时政府农村政策相一致。

图4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涉农”报道主题

以典型人物报导为例，在不同时期，典型人物的报导也是与当时的农村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日报》初期的典型人物报导大多配合中央科技兴农战略思想，亦推广农业技术的农技员或基层干部为主要报导对象，如1980年9月6日的报导 《马文亮用学农专长指导生产》，1982年7月27日的报导 《庄稼 “卫士”——记河南栾川县农技推广站植保组长曹淑兰》，以及1987年6月6日的报导 《农民赵进学承包农技站成果大承担百多项科技试验均获成功》等。而到了新世纪，《人民日报》的典型人物报导则配合中央建设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为主，侧重于报导农民的新生活，侧重文化类，开辟了 “新农民风采”专栏，如2006年7月30日的报导 《办了家庭藏报馆，又张罗起乡村乐队——关老汉的幸福人生》，以及2007年4月1日的报导 《一对好伴侣两个 “粮状元”》。《经济日报》的典型人物报导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如1995年10月25日的报导 《吴杰——为农脱贫苦耕耘》与当时的扶贫惠农政策相关，而2010年7月1日的报导 《汤国林和他的 “三农”金融服务 “责任田”》则是与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相关。

虽然宣传性报导占据主流，但我们依然看到媒体在减少宣传性报导，提高服务性、建议性报导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比如 《人民日报》在时期1中注重 “政策规划会议”类报导，“建言献策理论”类报导较少，“前沿服务信息”类则根本就没有被涉及。而到了时期3，“政策规划会议”类报导比重大大下降，由14．1％下降至4．7％。“建言献策理论”类报导比重则又10．6％增加至14．7％，并且出现了3．6％的 “前沿服务信息”类报导。《经济日报》的变化趋势则正好相反，“政策规划会议”和 “政府投入管理”类报导有所增加，“建言献策理论”和 “前沿服务信息”类则有所减少。甚至在 “负面问题揭露”类报导中，也有建树：《人民日报》由时期1的0．7％上升至时期2的4．6％，又回落至时期3的2．2％，《经济日报》的此类报导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

可见，媒体宣传国家 “涉农”政策的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单纯转发通知文件和会议精神，而是将这些 “涉农”政策融入 “政经社科文卫”类报导中，在报导地方执行 “涉农”政策并取得巨大成果的典型报导中，宣传国家的 “涉农”政策和规划。此外，通过 “建言献策理论”来间接宣传也是 《人民日报》选择的方法之一，通过专家学者或官员对于国家 “涉农”政策的解读、评价和预期，来宣传这些政策。

但并不是说，媒体的记者在报导中毫无主动性可言。长期担任 《人民日报》农村报导组编辑的姚力文先生，回顾 《人民日报》农村报导历史时坦言，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记者的积极性很高，也常常下基层进行采访，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用不违反政策的词汇，将农民的心声表达出来。这种真正反映农民心声的做法，为当时的 《人民日报》赢得了每年七八百万份的巨大发行量。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农村经济面临破产，而当时 “承包”“单干”等都是中央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姚力文等一批具有责任心的勇敢记者，主动到率先改革的安徽省进行采访，[9]写下鼓励性报导，并配合 “安徽省定远县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大增产”的新闻，撰写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文章 （1978年2月15日 《人民日报》一版）。5月，通过对广东农村调查，再次撰写了 《调动农民积极的一项有措施——广东农村实行 “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回忆说，当时既然有些提法和中央相违背，就不能用，可以换个词，这里他用了 “五定一奖”，表达当时还不能提单干和承包等实际内容；报导中也不能提的 “家庭”“个人”，那就用 “生产队”为单位，只要能鼓励积极性，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即可，实际上当时的农村已经很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生产，分田到户了，只是囿于政策规定，还有个 “集体”的名义，偷换概念。这种情况在新华社记者的报导中也有存在。

五、涉农报道中 “农民”的缺失

（一）农民的声音从少到多，但整体不足

在文本的分析中，涉农报导里直接来自农民的声音却很少。主要的声音都是谁发出的呢？谁是涉农问题报导的主角？这个问题可以从披露消息源来检测。

消息源的披露可以大大增强报导的真实性，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借此审视涉农报导中谁是主角。如表2所示，早期两家媒体都较少引用消息源，即使有也多为中央和省市级官方，村干部、农民等基层消息源不多。统计显示，时期1《人民日报》未准确引用农民消息源，《经济日报》也仅引用了1个。当出现农民消息源时，大多是以匿名身份出现，在报导中处于配角地位。如 《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的报导 《人心向农放手大干——记江苏省太仓县农业大上振奋人心的大好形势》中，记者采访了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但未曾提及他的姓名或其他信息。除此之外，农民消息源还经常以集体的身份出现，如 “社员们”“他们”等，如人民日报1979年6月7日的报导 《半农半读 大有前途——山西祁县北谷丰农校调查》。

表2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涉农”报导的采访源

数据显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两家媒体引用的消息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都大大丰富起来。在时期3中，《人民日报》“涉农”报导的消息源集中在中央、省市级官方以及农民，均在130个左右，不仅数量增多，是时期1的10倍多；更可喜的是，农民和上层官方一样，成为记者采访消息的重要源泉，显示了该报深入基层的努力。《经济日报》也呈现类似特点，但在深入基层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此外，农民消息源的呈现，不再匿名或以集体身份出现，而是作为明确的个人，并成为报导的主角。如 《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2日的报导 《江苏南通市 “新农保”参保总人数达109．03万人，参保覆盖率达到95．78％，实现 “基本全覆盖”—— “新农保”养老乐陶陶》中，记者采访了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徐庄村62岁的村民吴锦乐、海门市三厂镇青龙岗村村民张忠方、海门市三厂镇厂西村52岁的村民黄兴、通州区兴仁镇徐庄村村民徐水凤、海门市三厂镇青龙岗村村民刘菊华等，消息源的信息都十分明确、完整，甚至精确到年龄。

虽然农民消息源的数量和类型渐趋丰富，但在具体报导中，“涉农”报导传播的还是多为中央官方的声音，基层官方的声音从绝对数量到相对数量均显弱势。如 《人民日报》2006年4月4日的报导 《保护农民权益推进征地改革》中，仅采访了2位农民，其中之一为匿名消息源；同时获得访问的还有3位省级官员、2位基层官员和1位专家。征地是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但农民的声音却远远不及官员和专家的声音，并且这位农民的引语是支持国家征地政策的，报导中没有反映受征地影响而利益受损的农民的观点和态度，仅有一方的声音，宣传意味过浓。

专家和研究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公众也越来越多地作为消息源出现在 “涉农”报导中，从各个领域和侧面，增强 “涉农”报导的厚度和宽度，多角度提出意见或建议，丰富了报导的视角和维度。

（二）涉农报道的发生地一多半都在城市，真正来自农村的报道缺乏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涉农”报导的发生地点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真正来自农村报导的缺乏。如图5，两报 “涉农”报导一半以上来自城市，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央或省级城市，而这些报导多为国家 “涉农”政策发布、国家级会议召开、全国农业发展状况、省级政府农业发展状况或管理农业、农村事务等。发生在地市级城市的则多为该市农业发展状况、在该市召开的农交会和农博会等。发生地为基层和农村，也就是 “涉农”问题发生的根本之处，这些报导则多为基层农业和农村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生活状况。

图5 《人民日报》和 《经济日报》“涉农”报导的发生地

这种状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采写来自城市的新闻成本低，出稿快；而真正下农村进行新闻采写的，不仅周期长，出稿慢，而且还十分辛苦。整个 “涉农”报导都倾向于以抽象的政策文件和资料为主，而反映真实的农业状况、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报导虽然有，但并不普遍。

（三）农民的读者少

农民对大众媒体的接触情况，近年来调查很多，2011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0]农民接触最多的媒体是电视，报纸位居第二，但每天看报道人仅占调查人数的9．5％；其中 《人民日报》在所有报纸类中读者最多，占到33％；其次为本地晚报和本地都市报，大约在7．8％到7．9％。虽然《人民日报》成为农民最多接触的媒体，但实际上党报整体上的读者很少，在农村的读者就更少，中国记协2000～2001年对全国31家省级党报的调查显示，1999年，“我国千人拥有报纸60多份，而绝大多数省份，每千人省级党报平均不足10份，其中有6个省份每千人党报拥有量还不到4份。北京、上海每千人拥有报纸260份以上，而党报人均拥有量即使在1999年，北京也仅25．5份，上海为32．2份，天津为43．6份”。[11]王晓雯也对淮安市的调查显示，仅仅淮安市淮阴区西宋集镇，就有14个村 （居民委员会）、146个村民小组、10231户农民，共5．12万人口。全镇每年订阅 《人民日报》7份、《新华日报》55份、《淮安日报》106份，《人民日报》只在乡镇一级传阅；《新华日报》《淮安日报》送到村一级。[12]即使如此少的党报，村民也并不一定有机会读到。根据 《人民日报》2006年的报导，在农村，党报躺在村干部家 “睡大觉”是常见现象，或者在乡镇一级就被送到废品站。

农民读者少，并不代表农民不需要知道和了解党的农村政策。在2007年底召开的 “报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中国县域经济报》社长许宝健说了个事：“上个星期，我老家（鲁西南）一个亲戚给我打电话，说中央出了很多养猪的政策，想了解一下信息，我说你看报纸，他说没报纸，我说你上网，他说没网，他说我问村长，村长不告诉我。”[13]

农民读者少可以说既是农村报导不生动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农民少读报，主要是因为农民认为报纸在反应农村真实面貌、反应农民真正关心的问题，改变农村现状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

姚力文先生透露，在农村改革刚刚兴起的年代，由于报纸关注的是农民关心的生计问题，抓住农村发展的关键所在——即生产数据和生产自主权问题，而且也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积极向中央反映问题，替农民说话，甚至不惜被部分上级和领导批评。因此，《人民日报》发行量高达七八百万份之多。而现在发行数字却十分堪忧。虽然发行数字的下降不能完全归因于农村报导，但农村报导远离农民，也是众多原因之一。

（四）制度的变迁导致农民声音的减少

报社以前有一个部门，叫群工部，专门负责和群众联系，接受群众的来信，并从中获得报导线索。《农民日报》群工部在90年代的时候，每天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三大麻袋。笔者在访问 《农民日报》资深记者宋逊风老师时，他谈到1998年第七届中国新闻奖 《如何为 “厚养薄葬”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如何出炉时，提到了这个部门：

我在群工部当主任的时候，（群工部是专门写批评性报导、揭露阴暗面的，给中央写内参的），农民日报的来信，一天有三大麻袋，群工部专门有两个编辑，就从这里面挑来稿。但是编辑的水平跟主任不一样，他们淘汰的稿子可能有金矿，他挑出的有可能是沙砾。我下了班没事就翻他们淘汰下来的稿子，就发现了一个江苏农村妇女的稿子，她叫史修云。她说我这封信写完你们不能帮我解决，我就没有活路了，说到这个份上。她说自己平时很孝顺父母，但是父亲过世了，她不主张铺张浪费、大操大办。但是她的这个观念受到传统思想的坚决反对，亲属攻击她，包括村长都给她压力，她觉得没有活路了。我看了这个稿子很兴奋，因为这个现象很有普遍性，而且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我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短评：《何为孝敬，何应谴责》。我很愤懑，稿子能不能写好啊，得有感情，有了感情，遣词造句就能一挥而就。于是我把稿子交上去，第二天就见报了。讨论了半年，整版整版的登，全国妇联、共青团、民政部门，引起轰动了。我们找民政部长、妇联主席在我们报纸上发表言论，还包括社科院的专家等等。当时我有一个副主任和一个年轻编辑，搞讨论报导是整版整版的，工作量很大，而且注重时效性，一周一期，所以经常晚上得加班，他们就不太高兴。我说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咱们如果把这个讨论坚持搞下去、搞大，明年的新闻奖就是它。他们说不可能啊，一个农民来信，我说农民来信代表着方向。后来第二年报新闻奖，我就说报这个，结果非常顺利的，最高票通过。

群工部还管理通讯员，负责对通讯员进行培训。在90年代的时候，《农民日报》在全国还有八九百人的通讯员队伍，但后来这个部门去掉了。在提到为什么去掉这个部门时，有这样一段对话：宋：后来逐渐连这个部门都没有了。……

王：这个应该不是你们报社一家的现象吧？

宋：都这样，共性。

王：为什么呢？

宋：我们群工部主任到中南海去开过会，就那时候 （95年前后，笔者注），中央很重视这个舆论监督，中央办公厅专门找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主任，《人民日报》的，新华社的，还有我们。在那个怀仁堂吧，在那开的会。就说那时候重视。

王：那是什么时候没有的？

宋：2000年还有的，我创种子周刊的时候，我还兼这个群工部主任的，然后办了一年以后，我主动提出辞去群工部主任，我创办这个 《种业周刊》编辑部。我就担任这个编辑部主任了。单独成立一个部门。

王：他是不是因为后来这个专职记者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有发稿的任务，所以通讯员……

宋：也不是，还是不被重视。跟大环境有关。现在要求稳定、和谐，那还需要下面反映那么多问题干啥？反映了问题，你也不能曝光，曝了光影响和谐。

王：原来这个通讯员，他会把基层的问题反映上来。

宋：那每天报社都有来信，但是你总来信，你总不登，通讯员也不愿意来了，这不白来吗？

六、报道的观念与记者的作风

涉农报导产生的变化，从中国媒体功能价值观的层面考查，有进步，也有退步。农村报导面的狭窄，报导内容的肤浅，究其愿意，如果与中国媒体政策挂钩，批评政府新闻不自由的政策，则有些牵强，至少不是最重要和直接的原因。实际上 “涉农”问题报导的不足，更与报导观念陈旧与记者作风有关。

中国农村地区广大，信息相对不通畅，各级媒体在乡村地区设立记者站的并不多，很难及时把握农村地区变化和新闻报导线索。即使通过各种管道了解到合适的线索，但采访的高成本和较长周期也让记者望而却步。而报社以稿件篇数单纯作为工作量的评价标准，也是让高质量的涉农报导难产的原因。

《贵州日报》在黔东南自治州设有地方记者站，一共两名记者，但是全州共有16个县、市，每年记者到县里采访又能有几次？更别提下乡调查了。[14]难怪一位村支书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村里从没见过记者，到北京来开会才见到记者……记者很少有到基层来，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听听老百姓意见的。”[15]

记者报导观念陈旧，除了与中央政策一致的新闻报导外，其余很有报导价值的鲜活的题材却视而不见。曾任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樊永生深有感触：“每年开记者会，西部十多个省的记者都喊他们那里不出新闻。他们像讲故事一样讲起那里的贫困，那里观念的陈旧，但没把这一切报导出来。”[16]

另外记者的工作作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记者一听说下乡，就想到条件艰苦，有为难情绪。潘忠党教授在他的田野调查 《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中纪录了某报社的一次会议 （时间应为1997年）：

部主任：“第二，必须关注农村……”

记者A：（惨痛表情）“我要下乡了……”

部主任：“农村是很大的市场，要脚踏八荒……”

记者B：“听清楚了，要迈开双脚，叭嗒叭嗒……”（双手作双脚走路状）

部主任：“走下农村，记者一定要下乡。”

众记者：“有农村的约稿……读书读不上，还听戏……农村文化生活落后，写给谁看……我明天就下乡，去T县，行不行？”

《农民日报》资深农村记者宋逊风接受笔者访问时，坦言是越来越浓的 “浮躁风气”，让年轻记者不愿意再深入基层和农村，进行采访。

宋：跟社会有关，跟价值取向有关系。现在，包括报社，人们对这个新闻奖啊，评这个名记者什么的不大感兴趣，另外什么业务进修啊、钻研业务啊，没有这种风气。现在呢，什么风气呢：讨好领导。不，两条路，一条是仕途，讨好领导，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我只要让领导满意，领导看中我就行，工作干多干少，我感到领导眼前，就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抓钱。什么弄红包什么的。

王：就新闻奖那个奖和工资那边的奖励刺激那都是小意思？

宋：那都是微乎其微的

王：微乎其微了。哦，是这样。

由于媒体分工以行业作为标准，因此农村作为一个 “口”，一般有对应的记者，分到此口的记者，其未来的工作就意味着条件艰苦、油水少、上头版难、读者也比较少，因此对记者来说，吸引力也比较小。因此记者很难深入农村，去调查采访农民们真正关心和忧虑的问题，真正发现值得报导的新闻。

总之，从样本分析可以看出，媒体 “涉农”报导虽然在专业性上有一定的提升，整体上看，涉农报导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从表像上看是重视程度的下降，报导内容和题材的单一性，即以中央文件、会议为重；实际上是媒体从业者工作作风的浮躁和报导观念的陈旧在起作用。

（王润泽：王洁）

[1] 参考新华社报导 《陈锡文解读10个中央一号档与农村改革》，http：／／news．sina．com．cn／c／2008－10－07／231216411471． shtml，2012年3月26日访问。

[2] 本文选取了 《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以及 《经济日报》自1983年1月1日创刊至2011年12月31日以来关于 “涉农”问题的报导作为总体样本。通过关键词搜索 “人民数据库”和 “经济日报数据库”，得到标题中带有“农”字的报导，《人民日报》共5970篇，《经济日报》共3678篇。排除与 “农村”“农业”和 “农民”无关的报导，如标题的人名、地名中出现 “农”字等的报导，并运用系统抽样方法，得到1200篇报导。为保持两份报纸的样本数量相差不大，在所有 《人民日报》报导中，每隔10篇报导抽取一篇，共得到596篇。在所有 《经济日报》报导中，每隔6篇报导抽取一篇，共得到604篇报导。这些样本将成为本次研究的主要文本对象。

[3] 百分比：刊登在头版的 “涉农”报导数除以这一时期所有的 “涉农”报导数。

[4] 参考人民网特别策划，《1994—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放》，http：／／news．sina．com．cn／o／2003－11－28／00481203012s． shtml，2012年4月5日访问。http：／／news．sina．com．cn／o／2003－11－28／00481203012s．shtml，2012－04－05．（in Chinese）

[5] 参考夏珺报道 《把农村报导推上新台阶——部分省 （市、区）报农村报导座谈会侧记》，发表于 《新闻战线》1994年第7期，第6页。

[6] 参考庞殿勋文章 《农业改革要有新突破农村报导也要有新突破——人民日报举行的农村报导座谈会侧记》，发表于 《传媒观察》1994年第7期，第17页。

[7] 参考人民论坛 “盘点2004年 ‘一号文件’期待2005年 ‘三农’新政”，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5／13699／1225511．html，2012年4月2日访问。

[8] 参考 《刘云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部署2004年宣传思想工作》，发表于 《党建》2004年1月。

[9] 安徽省时任书记万里在经过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在1977年12月制定通过包括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按劳分配要兑现、鼓励家庭副业等六条政策规定。随着省委六条政策规定的落实，安徽农村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但也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评和责难。

[10] 傅海：《中国农民对大众媒介接触、评价和期待》，《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06期。

[11] 杨磊、孙业：《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全国省级党报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下）》，《新闻记者》2001年第9期。

[12] 王晓雯：《对媒体缺位 “三农”报导的思考》，《传媒观察》2008年第4期。

[13] 新浪财经： 《报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27日实录》 ［2007－12－29］．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71229／19544352316．shtml

[14] 陈世科：《通讯员仍是我们办好报纸的重要力量》，《新闻窗》2001年第1期。

[15] 虞宝竹：《记者应多关注农民——一位村支书对媒体的期待》，《中华新闻报》2004年3月15日。

[16] 陆小华：《青春冲击波——访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樊永生》，《中国记者》198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