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的出现动因

1　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的出现动因

借助法国社会学家达尼埃尔·达扬(Daniel Dayan)的见解，本文先对“公众”一词作出界定。达扬在区分“公众”与“受众”时指出:(1)公众是一种社会群体，它具有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y)，并显示一定的稳定性。公众永远是复数的publics中的一个“小公众”，公民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公众组成的。(2)公众认真对待内部讨论，并由这种讨论而形成。(3)公众具有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每个具体的公众都在这种公开的“自我表现”的过程中确立与其他公众的关系和自己的特殊性。(4)公众在公开的自我表现中表明对某些价值的认同，对某种共好理念或世界观有所追求。特定公众的成员因这些共同性的认同、理念或价值观形成公众群体。(5)公众有将个人性质的审美“趣味”转化为公共性质的社会“要求”的能力。(6)公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公众的自我表现、自我形象设计和自行设立群体价值标准，都是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的表现。⁽³⁾“公众”一词在中国虽久而有之，但它的含义只是最近才正在远离“人民”和“群众”，而靠近“国民”和“公民”。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公共事务讨论，需要一定的发表意见的场所和讨论问题的平台。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恰恰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大众传媒诞生以前，人们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消息，讨论问题的范围局限于小规模的群体内。报刊尤其是广电媒介的出现，使更多的人可以关注更多的公共事件。互联网的诞生，不但使公众的视野进一步扩大，而且更易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当这种讨论积聚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舆论压力，能够迫使权力机构修正原有决策或制定新的政策。通过大众传媒关注问题、表达意愿、影响决策，可以说是当前最常见的公众参与方式，亦是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

一般而言，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决定该社会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⁴⁾;政治民主化是新闻事业发达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超越东西方，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主导经济模式，对于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助力巨大，并影响着媒体的内容生产。此外，“不同的民主形式都有它特定的技术基础”⁽⁵⁾，其中包括传媒的科技基础。鉴于上述缘故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呈现“媒体驱动”的特点，究其动因，大致可从以下方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