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社会责任在西方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53]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新闻界并延续至今的一种新闻思潮，是美国新闻界应对社会批评和自身危机而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新闻改革运动。对于什么是“公共新闻”，尽管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大家都认同以下观念：为了民主与公众的福祉，新闻界要承担起“发动公众参与，共同探讨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责任。换句话说，不管人们给出什么样的“公共新闻”定义，它主要是指媒体应成为帮助公众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与工具，应担当起公共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公共新闻”可视为对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传承，是社会责任理论在20世纪末衍生出的一种新形式。

2.3.2.1　公共新闻的兴起

关于“公共新闻”的起源，有人追溯其最初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扒粪运动”，有人认为其源头应为20世纪20年代杜威的思想……回顾新闻传播的发展历史，可说“公众”服务的理念一直都是新闻传播的理想与追求，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这一思想体现为不同的形式而已。正如古谚所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任何所谓的“新东西”，都会在历史上找到其影子。寻根固然重要，同样有意义的是探寻其直接原因。“公共新闻”的兴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直接原因：

首先是新闻业界的反思。在西方提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之后，20世纪后半叶，新闻传播业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行业反思和规则制订，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闻专业主义”时代。专业主义的表现之一是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的流行。但是，这种报道方式很快被政治利用，成为党派之间互相倾轧的手段。《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记者戴维·布鲁德（David Broder）就指出：“记者们已经不仅仅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在为这个体系写作—为政客、顾问、职业党棍、分析家和记者自己写作—为除了选民以外的所有人写作。”^[54]专业主义的表现之二是对报道“客观性”的强调。结果是新闻与公共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公众与公共生活越来越分离，这也带来了公众对于政府和媒体信任度的降低”。^[55] 传媒并没有像社会责任论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公众和政府充分沟通的桥梁，相反，传媒的可信度遭遇质疑且独立性日益丧失。1988年的美国传媒对总统竞选的报道，成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导火线。当年大选中传媒的乱象^[56]，让美国公众普遍产生了对政治及媒介的嫌恶，竞选活动退化为一些口号和粗野的广告，投票率再创新低。竞选报道只关心竞选活动本身，热衷于候选人的言行以及私生活，对事关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缺乏深入、持续的报道。这些危机引发了新闻界的反思。一些从业者希望报道贴近公民生活、关乎公民切身利益的新闻来重新唤起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维护自己利益的热情。正是由于业界的这种觉悟，有识之士开始了重新赢得公众自我救赎。最早的实践探索者来自于美国堪萨斯州中部的《威奇塔雄鹰报》（Wichita Eagle）。1990年当地州长竞选活动中，在编辑大卫·迈瑞特（David Merritt）领导下，该报进行了与以往报道完全不同的尝试，“报道的重点不再是竞选活动本身，而是把候选人的施政主张也即与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紧密关联的内容作为报道主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调查，提供全面的背景，同时在公众中进行民意测验，再以民意调查的数据分析为依据来讨论那些得到公众最多关注的问题。通过报道促进候选人与民众的对话，给读者以机会在最大程度上了解竞选者在与堪萨斯人利益相关的每一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57]随后，《夏洛特观察者报》（Charlotte Observer）、《威斯康星日报》（the Wisconsin State Journal）等多种媒体参与进来，报道的主题也由竞选报道拓展到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众人拾柴火焰高，新闻界的反思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公共新闻”运动。

其次是学界的推动。“公共新闻”的崛起还在于学术界的研究与提倡。从最直接的思想起源来看，“公共新闻”源于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它是在与自由主义思想的颉颃批判中生长并最终成为与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思想流派。社群主义认为：“个人过分自主、社会责任丧失的趋势正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完整。道德领域的危机与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宣传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积极倡导由社会本位代替个人本位，用社群利益代替个人自由的中心位置，用共同的善取代个人权利的优先。”^[58]由此可见，与自由主义相异，社群主义重视群体的价值，强调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在新闻理论中，“这种社群主义方法部分地复兴了哈钦斯的精神，声称新闻业的责任是在重建与重构被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打碎的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59]基于这一理论，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是来自纽约大学的杰伊·罗森（Jay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60]罗森教授呼吁新闻媒介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并且积极推动与跟踪“公共新闻”运动。除了罗森教授外，北卡莱罗那大学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斯坦福大学的西奥多·L·格拉色（Theodore L.Glasser）、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建人之一麦库姆斯（McCombs）等教授都对“公共新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极与业界合作，共同推动“公共新闻”的开展。

2.3.2.2　公共新闻的转向

“公共新闻”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后遭遇了“新闻客观性原则”与网络传播技术的挑战，正是这两大原因，促使“公共新闻” 向“公民新闻” 转向。

“公共新闻”的理论与实践不乏一批拥趸，据统计“1994—2001年，美国有超过两成的报社执行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新闻；各种形式的做法累计达800多件；近四成的报道获得了读者正面回应；近四成的报道对公共政策发挥了直接影响力。‘公共新闻运动’已被誉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61]但同时，也有众多的反对声音。正如北卡莱罗那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菲利普·迈耶指出的那样：“公共新闻最大的困惑是认为这个理论是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相矛盾。”支持者认为新闻传媒在所谓的“公正”、“客观”等职业准则下的所作所为缺乏公众责任感，导致了公共氛围的恶化。因此，他们提倡“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62]这一主张与美国新闻界长期所标榜的信条与职业规范的“客观性原则”（Journalistic objectivity）发生了龃龉。客观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介只是信息的忠实记录者与报道者，而不是鼓吹者与组织者。如果新闻界放弃这种立场，直接参与甚至组织新闻事件，新闻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正是基于此，大多数媒介反对它，尤其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介。华盛顿邮报主编李奥纳德·道利（Leonard Downie）质疑到“这个被称作‘公共新闻’的东西，更多的像是我们报社发展推广部门要做的事”。他认为：“记者唯一应该担负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为人们提供与他们生活相关的信息。”^[63]这样，在经历了10多年的热闹以后，21世纪初，公共新闻学逐渐衰退，有人甚至认为公共新闻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据蔡雯教授的研究，“公共新闻”运动现在并没有结束，包括麦考姆斯等知名教授在内的学者认为，“公共新闻”是新闻研究中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领域，还有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远未澄清。因此，“公共新闻”并没有画上句号，只是发生了转向。

公共新闻的这一转向可称为“参与式新闻”，或者说是“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范东升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公民新闻”定义：“公民新闻又称参与式新闻，它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整个过程中发生积极作用的行为。”^[64]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公民”开始在信息的传播中扮演着积极、主要的角色。这一转向除了众多媒体对“公共新闻”的抵制与批评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传播的出现。网络传播的诸多特性特别是互动性与便捷性，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出了崭新天地，重构了“公民”的定义。个人网站、博客自媒体、网络论坛等新的传播方式赋权予“民”，模糊了信息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线，一个公共领域的雏形在网络传播的氛围中长成。美国学者史蒂夫·奥汀（Steve Outing）总结了网络传播中“公民新闻”的11种表现形式：“①受众利用网络对媒体报道加以评论；②公民提供新闻线索或添加新闻信息；③公开信源报道；④公民博客；⑤编辑部透明化的公民博客：受众在博客上对新闻机构的工作发表抱怨或者赞扬；⑥独立的公民新闻网站（经编辑的版本）；⑦独立的公民新闻网站（未编辑版）；⑧增加印刷版：印刷版登载网站上的优秀稿件；⑨专业新闻+公民新闻：记者由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组成，都向网站提供稿件；⑩专业新闻与公民新闻整合为一体：页面上专业记者的作品和公民的作品混合在一起；维基新闻：允许任何人撰写、张贴、编辑新闻报道”。^[65]可以预计，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公民新闻将表现和采取更加多样的形式。在这众多的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新闻”向“公民新闻”转向的实质是：公共话题由媒介自上而下发动、公众被动参与转变为公共话题自下而上发起、公众主动参与的转变。由此可见，“公共新闻”发展到“公民新闻”阶段，不仅是“公共新闻”面对“客观性”质疑寻求变化的结果，更是技术推动的必然。我们可以预言，不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新闻实践，它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向前发展，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2.3.2.3　公共新闻视野下的传媒社会责任

蔡雯教授在研究美国“公共新闻”时总结说：“回顾西方近一个多世纪来新闻传播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初步判断：在上个世纪末出现的‘公共新闻’理论及其新闻实践仍然是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种表现。”^[66]尽管二者在理论诉求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都是探讨国家、传媒、公共三者的关系，都注重传媒在社会中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新闻”可视为社会责任理论的传承与继续。

“公共新闻”理论中的传媒应当担负怎样的社会责任？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西奥多·L·格拉瑟（Theodore L.Glasser）对此作了总结。他概括了“公共新闻”运动的4大目标：“①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②帮助解决社会问题；③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④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67]纵观这4大目标，实质上也是“公共新闻”追求的社会责任。具体而言，“公共新闻”的社会责任是：

（1）塑造合格的公民。美国“公共新闻”发端于政治选举报道绝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个社会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国民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主要表现之一是在政治选举中民众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不高，选民在减少，人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关心政治，关心公共事务，国民的公民意识越来越淡薄，社会中出现了民主荒废的忧虑。先知先觉的媒体敏锐地看到了“公民意识的退化，看到了这种社会危机，他们所做的是利用手中的媒介工具，让公民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在美国社会公民参政热情普遍下降、道德准则被搁置一边、人情淡漠的形势下，媒体领导的这一运动是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的回归，是维护美国民主的必然选择”。^[68]于是，一些新闻从业者与研究者不惜“牺牲新闻传播的客观性原则”，要将媒体由“守望者”和“消息提供者”转变为公共事务的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其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塑造成“公民”。因此，塑造合格的“公民”，不仅是“公共新闻”倡导者的追求，更体现为“公共新闻”承担的社会责任。

（2）提供公共论坛。“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是要让传媒“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美国学者亚瑟·夏洛蒂（Arthur Charity）认为：“公共新闻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对‘人’—报纸的读者或电波媒体的受众—的关注。将他们作为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的决定性来源。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共领域应建立在公民自己达成协议的基础之上。所以公共新闻记者已探索出让美国人自己塑造‘人民论坛’之道。”^[69]这里的“人民论坛”也即是传媒通过提供“公共新闻”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从而让广大的人民有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因为“新闻自由不能变为大众媒介的特许权，政府、公众、大众媒介都能要求新闻自由”。^[70]因此，“公共新闻”要求传媒要担负起哈钦斯委员会报告所说的“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的批评的工具、论坛与途径”的责任。在“公共新闻”发展到“公民新闻”阶段后，媒体在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有下降趋势，“博客（blog）”、“维客（wikis）”、“播客（podcasting）”等成为了现实中的准“公共论坛”，但这些信息的通道要真正成为“公共领域”，还需要大众传媒的声援与参与。

（3）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社会。由于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力与渗透力，其可以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公共新闻”在促进社会问题解决方面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1993年《夏洛特观察者》（the Charlotte Observer）报在报道一场当地居民间与种族分裂相关的冲突时就采用了“公共新闻”报道手法。面对这场冲突，记者没像往常一样描写冲突的场景，而是对该区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包括对冲突双方当事人、目击者、白人家庭、少数民族居民，还有与地区相邻地带的居民们进行访问，请他们就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报社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题报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在报纸上得到了客观的反映。在报社的努力下，居民们开始选派代表组成代理机构，专门讨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拿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最终使这场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社会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71]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新闻”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个案。它遵循着这样两种模式：媒体通过报道“公共新闻”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问题得到解决；或者公众通过“公民新闻”发表观点—形成社会舆论—设置媒体议程—影响公共事务决策—问题得到解决。由此可见，“公共新闻” 担负着通过传播公共信息来引发或促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