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社会责任在中国

民生新闻是21世纪初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新的新闻范式。^[72]这一范式既是一种新闻报道体裁，也是一种新闻栏目（版面），更是一种新闻思想与理论。对于什么是民生新闻，学术界与实业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大都共同认可的内涵是：“民生新闻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点、以平民视角和人文叙事手法关注和表现普通百姓的生命、生存、生活、生计等内容的一种新闻表现形式。平民视角、民生内容、人文叙事是其根本和核心。民生新闻可概括为三句话：平民视角，民生内容，人文叙事。”^[73]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民生新闻是新闻报道上的视角转换、内容拓展与表达方式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民生新闻在中国的出现可视为中国传媒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为寻求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主流观念与受众需求之间动态平衡的努力，是传媒业突破全权性政治社会与传媒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定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与表征。

2.3.3.1　民生新闻的兴起

关于民生新闻的兴起，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2002年1月1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开播的《南京零距离》被认为是民生新闻的肇始。^[74]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人众多。因此，民生新闻在中国也被称为“电视民生新闻”。其实，任何媒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新闻报道也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中受到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当我们持这种历史的观点来审视民生新闻，就会发现，不论是从兴起的历程上还是兴起的原因上，《南京零距离》并不是中国民生新闻的开端。当然，其作为中国民生新闻名声大噪的推动者的地位却是不可漠视的。下面，我们分别从民生新闻的兴起历程与原因两个层面来简要回顾民生新闻的兴起。

从兴起历程看，民生新闻的勃兴尽管是21世纪初的事，但追根溯源，平面媒体中相关专栏专版、特别是新型晚报、都市报早已孕育了民生新闻的胚胎。晚报在我国有上百年的历史，所谓新型晚报，是指与传统晚报不同的、改革开放后在晚报热中所诞生的城市报纸。如南京的《扬子晚报》、天津《今晚报》、杭州的《钱江晚报》。新型晚报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大量报道同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强的新闻和信息，以老百姓生活的需要作为选稿取舍的标准”。^[75]从中我们依稀可见今天民生新闻的影子。都市报是脱胎于新型晚报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出现的一个新报种。中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的首任总编辑席文举正是在考察学习并嫁接多家新型晚报的基础上提出了“市民生活报”的概念。报纸定位于市民生活，“以市民层面为读者对象，将市民关注的话题作为报道内容，既是党的喉舌，更有市民声音”。要“让党和人民都满意”。^[76]从都市报的本质“市民生活”可以看出，都市报以“市民”为读者对象，以“生活”为报道内容，要关注、报道并服务于市民生活，大量报道与市民生活休戚相关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新闻。这里，尽管没有使用“民生”二字，我们从都市报的命名及定位中已可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民生”气息。新型晚报与都市报都是时代的成功者。它们的成功必然要给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参考与启示，这才有了《南京零距离》及相关的电视栏目。由此可见，民生新闻走过了一条新型晚报—都市报—电视民生新闻的道路。

从兴起原因看，民生新闻之所以在新世纪蓬勃发展，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首先，民生新闻的兴起是政治理念在传媒实践中的反映。当代中国的整体政治理念体现出浓厚的“以人为本”的色彩。在国家政治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等一系列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让民意、民情以及人民的利益和权利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以人为本”政治思想反映在新闻理论上，即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指导原则，在实践上即表现为民生新闻的实践。其次，民生新闻的兴起是地方媒介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媒体格局的一大特色是媒体同行政机构一样，享有不同的行政级别，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级别的区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电视媒体上。1983年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施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广播电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内耗严重等问题，特别是广播电视传播领域的“条块分割”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同一座城市里，省市之间，市县之间，不同隶属的几座电视台呈对峙局面，互相争取观众”。^[77]由于处于市县级的城市电视台不论是办台历史，还是规模实力，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如何在中央与省级电视媒体竞争的罅缝中求生存就成为城市电视媒体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电视媒体借鉴都市报的经验，做中国的“电视晚报与电视都市报”，擎起了民生新闻的大旗，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第三，民生新闻的兴起是中国传媒受众本位观念确立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播观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历经了从宣传品到产品、单一传播到交互传播、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本位的转换。其中受众的重新发现从而确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是最具基本的传播观念。尽管我国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历来都有群众观的优良传统，但在实践中，以传者为中心的思想长期主导着传媒，把传播视同于宣传，传播者从自己的意志出发从事信息生产，受众被漠视与边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入与中国传播实践的深化，受众的地位与作用被重视、认识，今天所强调的受众本位也可视为是对新闻传播的群众观的回归。正是这种传播理念上的认识，民生新闻水到渠成地成为了当下传播实践的必然结果。

2.3.3.2　民生新闻的演变

从上述民生新闻的兴起可见，民生新闻是时代与历史共同的产物。作为一种新闻现象，尽管民生新闻只有10年来的时间，理论建构还不完善，但也经历了多重理念的演化与转换。

首先，民生新闻经历了“社会新闻—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的转化。从新闻分类上看，与民生新闻最为相近的是社会新闻。在内容上，二者关注的领域相似度极高，都是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在表达方式上，二者都采用平民视角，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来报道日常生活，有点类似于新闻类别上的软新闻。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社会新闻是民生新闻的渊薮。当然，民生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新闻，它是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主导下，媒体对平民百姓的生活现状与生存状态的一种深层关怀，可视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当代传媒的现代转换，体现了平民百姓的知情权与语语权。但是，在民生新闻的几年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民生新闻的同质化现象，为迎合受众而出现的低俗化、庸俗化现象，在舆论监督中的越俎代庖现象等等。恰在此时，上述西方公共新闻理论传入了我国，其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与民生新闻的实践者们志趣相合。于是，众多民生新闻纷纷引入公共新闻理念，并认为这是民生新闻自我提升的方向。有人更是明确指出，“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转变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78]当然，民生新闻最终走向何方还有待实践给出答案。

其次，民生新闻经历了“城市民生—农村民生—社会民生”的扩展。从民生所包含的内容看，民生新闻正在经历从“小民生”向“大民生”的转化。“小”向“大”的演进，不仅体现在量上，更表现在质上。从量上说，不论是最初的新型晚报，还是继起的都市报及后来的城市电视台，由于传媒的地域属性及民生新闻本身的地方性，民生新闻实质上都是指都市民生，其所关注的主角是市民。在民生新闻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式样后，省级乃至国家级的媒体也开始试水民生新闻，由于受众的定位与覆盖面，这类媒体的民生新闻关注的主角也在始由市民延伸至农民，如“三农报道”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农村。从质上说，民生新闻也突破了“油米柴盐酱醋茶”的初级阶段，开始体现出平民百姓的“话语权”，这主要表现为民生新闻开始向时政新闻延伸，向深度报道拓展，向公共新闻转向。这样，才真正实现了民生新闻的初衷：关注和表现普通百姓的生命、生存、生活、生计，从而实现囊括整个社会民生的目标。

第三，民生新闻构建了“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政府、传媒、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新闻传播关注的焦点问题。新闻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总是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换句话说，新闻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的掌控；正因为此，新闻媒介也一直孜孜以求自身的独立；同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大的受众才是媒体真正的衣食父母。由此，处于政治与公众之间的媒体如何处理与此二者的关系，对自身的生存就极端重要。民生新闻的兴起正是中国新闻界在寻求政府与社会公众认可时权衡取舍的产物，它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民主的桥梁。一方面上情下达，做政府的喉舌；一方面下情上报，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正因为此，民生新闻得到了公众与政治的一致认可，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

2.3.3.3　民生新闻视野下传媒的社会责任

传媒社会责任是个多层面多范畴的概念。在当代中国，传媒除了传统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外，民生新闻兴起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更值得倡导与践行。那么，民生新闻究竟担负着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从当前一些热门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口号中得出答案。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提出了“我们就在你身边，我们与南京没有距离”；南京电视台《直播南京》提出“替政府分忧，为人民服务”；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提出“心疼老百姓，为老百姓说话”；苏州电视台的《社会传真》提出“关注民生、民情、民意，聚焦热点、重点、难点”；安徽卫视的《第一时间》提出“为劳苦大众服务”……^[79]具体来说，民生新闻应担负起以下的社会责任：

首先是担负起为普通百姓的生存守望环境的责任。守望环境是媒介经典理论所揭示的传媒的重要功能与责任。但一般在谈及这一术语时，一个缺省的语境是传媒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为人类的发展指航导向。民生新闻把传媒守望环境的责任具体化，关注普通百姓生存、生活、生计，为普通百姓守望生存环境。提出这一观点并不是画蛇添足，正如喻国民教授所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市报现象’兴起的深刻缘由恰在于都市报提供了一种传统机关报长期以来漠视和缺少的价值功能—环境守望。”^[80]结合这一观点来观照民生新闻在中国的实践，可以认为，民生新闻是对中国传媒长期缺失的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这一责任的回归。

其次是要担负起平民百姓话语的表达渠道责任。民生新闻兴起的背景是“以人为本”政治思想，这里所说的“人”，毫无疑问是指人的总和。但“以人为本”指导下的人本思想、人文关怀，更应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民生新闻以老百姓为报道的主角，特别是处于艰难困苦中的弱势群体，替他们代言张目，更体现出中国文人传统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责任意识。这是因为“媒体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削弱了民主的根基，这是一个美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问题”。^[81]尽管我国在宪法层面保障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但权利的享有与表达并不完全合拍，特别是弱势群体往往难以享用媒体，而民生新闻的出现，无疑是给普通百姓话语权表达提供平台的落实与实践。

第三是担负起政府与民众对话平台的责任。作为利益表达机制的媒介话语，在一个社会内部，不论利益表达的机制与渠道是通畅还是阻塞，媒介作为社会公器，都是重要的观点集散地和利益表达机制。作为公共话语平台，一方面，权力掌控下的媒介话语制造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特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阶层，也通过媒介话语表达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只有在这种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话语互动中，社会才能良性运转。民生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底层民声、民心、民意，化解民怨，沟通民意，解决民情，担负着作为公共话语平台，沟通政府与民众桥梁的重任。

【注释】

[1]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44页。

[2]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3]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4页。

[4]（罗马）昆体良《雄辩术原理（选）》，任钟印译，华中师范学院出版社，1982年，第59—60页。

[5]张隆栋、付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6]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09页。

[7]（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展江、殷文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8]（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前引书，第247页。

[9]徐新平《新闻伦理学新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10]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75页。

[11]徐新平《新闻伦理学新论》，前引书，第68—72页。

[12]徐新平《新闻伦理学新论》，前引书，第86页。

[13]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14]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前引书，第32页。

[15]Jim A.Kuypers，Press bias and politics: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Westport Conn:Praeger，2002.p.14.

[16]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前引书，第87页。

[17]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前引书，第109页。

[18]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前引书，第61页。

[19]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前引书，第3页。

[20]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前引书，第65—66页。

[21]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前引书，第2页。

[22]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前引书，第70页。

[23]金乐琴《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对策》，载《绿色中国（理论版）》，2004年第1期，第50—52页。

[24]侯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载《当代传播》2003年第4期。

[25]（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黄煜、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

[26]（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前引书，第66—67页。

[27]（美）玛格丽特·A·布兰查德《哈钦斯委员会、新闻界与责任概念》，载《新闻学文献》1977年总第49期。转引自《传媒的四种理论》。

[28]樊昌志、夏赞君《重新审视和厘清媒介“社会责任”》，载《新闻记者》2006年第12期。

[29]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前引书，第21—29页。

[30]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前引书，第63—64页。

[31]郭镇之《对“四种理论”的反思与批》，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1期。

[32]许纪霖《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189页。

[34]喻国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关键与“问题单”》，载《新闻记者》2003年3月。

[35]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前引书，第22页。

[36]袁援《中国传媒体制转型与传媒公共政策的重新定位》，载《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年第2期。

[37]刘宏《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38]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39]夏文蓉《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载于《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0]张立伟《中国发展新闻学建设的五块基石》，载《新闻记者》2009年第9期。

[41]张立伟《中国发展新闻学建设的五块基石》，前引文。

[42]（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43]（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前引书，第121页。

[4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

[45]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46]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刊。

[47]（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前引书，第133—152页。

[48]（美）格德温·C·丘《2000年的发展传播学》，蒋俊新编译，载《现代传播》1989年第2期。

[49]曹沛《大众媒介与中国三十年现代化》，载传媒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923.

[50]王亮《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变》，载《新闻知识》2010年第11期。

[51]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52]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前引文。

[53]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或公众新闻（civic journalism/public journalism），这三个汉语名词分别对应于两个英语名词，它们在含义上大同小异。但“civic journalism”与“Citizen Journalism”都翻译为“公民新闻”，二者的含义却大相径庭。为便于区别，本文的“公共新闻”对应于英语“public journalism”与“civic journalism”，“公民新闻”对应于“Citizen Journalism”。

[54]吴惠连、翟峥《美国新闻业纵论》，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55]马蕴《美国“公众新闻”思潮的历史探源》，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2026。

[56]如在当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的杜凯吉斯对垒。起初，杜凯吉斯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但《华盛顿时报》全力支持老布什，造谣说后者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由此将他彻底抹黑，造成美国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U型大逆转”，老布什最终获胜，而美国也因此有了“负面竞选术”（Negative Campaign）一说。参见邵培仁、李一峰《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载《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57]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上）—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与分析》，载《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1期。

[58]白雪苹《社群主义研究》，载《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9]弗雷德里克·R·布莱文斯《哈钦斯委员会走过50年：再现今日公共与公民新闻事业的主题》，载《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前引书，第139页。

[60]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61]邵培仁、李一峰《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载《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62]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与争论》，载《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63]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前引文。

[64]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期。

[65]余建清《公民新闻：新技术条件下的草根写作》，载《东南传播》2008年第2期。

[66]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前引文。

[67]Theodore L.Glasser，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York:Guilford，1999.pp.3—18.

[68]郭平《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兴起的背景》，载《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

[69]Arthur Charity，“Public Journalism for People”，NationalCivic Review，1996，Vo.l 85.

[70]徐光耀《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前引书，第247页。

[71]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前引文。

[72]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6期。

[73]赖浩锋《解析电视民生新闻三内核》，载《山东视听》2005年第1期。

[74]那长春《城市民生电视新闻浮出水面：兼论〈南京零距离〉等栏目的题材意义和传播价值》，载《当代传播》2006年第6期。

[75]席文举《新型晚报的新思维》，载《新闻界》1995年第5期。

[76]唐学深《黑马雄风 席文举和他麾下的〈华西都市报〉》，载《中国西部》2000年第2期。

[77]欧阳宏生《广播电视学导论》（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4—176页。

[78]项国雄、胡莹《从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转变的传播学思考》，载《中国电视》2005年第4期。

[79]项国雄、胡莹《从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转变的传播学思考》，前引文。

[80]喻国明《第一天职与新闻立台》，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

[81]（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序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