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责任

发展传播学是20世纪50年代发端于美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传播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之一。发展传播学可以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39]换句话说，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让大众传媒承担起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责任。

2.3.1.1　理想化的出发点：发展传播学的生成

发展传播学之所以在二战后的美国兴起，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发展成为时代的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大批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走向民族独立之后，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社会现实：人口众多、资金短缺、资源贫乏、科技文化落后。因此，如何振兴经济，消除贫困，走上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世界体系中重新确立一席之地等问题，就成为了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与任务。与此同时，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必须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认识自己，与新兴民族国家建立新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新领域：发展研究。该研究从不同学科已有的知识中吸取营养，纷纷为新形势下的国家社会发展构建理论、建言献策，由此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新的分支学科。

二是传播科技的巨大潜力。发展传播学是发展研究中的一个层面。在新兴独立国家寻找走上富强之路的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为这些国家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二战后，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以及卫星通讯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大众传播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用“地球村”来形容大众传媒所形成的全球性传播网络。面对大众传媒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与巨大潜力，人们希望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技术、信息系统与传播资源，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他们认为大众传媒是国家发展的催化剂和推进器，能够凝聚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力量，从而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变革，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目标。

三是美国政府的鼓励。“1949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就职演说，把‘发展’用于国际关系，其反面是‘不发达’。他认为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国际悬殊，将引发‘世界共产主义来临的威胁’，为此必须调动能源和舆论。于是，传播被呼唤去占据前台位置。”^[40]为了使新兴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长足的进步，不因贫穷与愚昧而陷入国际共产主义的漩涡，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在世界推销美国的价值观。50年代初期，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对中东六国分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弄清‘美国之音’和其直接竞争者—BBC和莫斯科电台之间的相对位置”。^[41]这次调查的一大结果是丹尼尔·勒纳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发展传播学的正式诞生。

从以上发展传播学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得知，发展中国家想通过利用传播科技来实现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想通过传播科技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而实现自己的国际战略。理论建构的不同追求与指向，必然会产生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

2.3.1.2　实践中的偏差：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

发展传播学诞生后，在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主题下，随着传播科技的突飞猛进与传播理论的更新发展，其自身也经历了现代化理论范式、依附理论范式、参与理论范式的转换。

（1）发展传播学的现代化理论范式

现代化范式是发展传播学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60年代。现代化理论认为，新兴国家之所以贫困落后，是由于自身内部原因。而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化，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而要实现这种转化，必须移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所谓现代化，概括起来，是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信息传播与扩散能力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主要手段。勒纳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发展中位居于“人”之后的第二大动力，他称其为“能动的倍增器”。^[42]施拉姆也认为：“传播事业的一个方面是新兴国家特别关心的，这就是有效的传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没有充分和有效的传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推迟，并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充分和有效的传播，变革的过程就会顺利一些，缩短一些。”^[43]罗杰斯也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其目的也是要通过传媒来促进社会发展。勒纳、施拉姆、罗杰斯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勾画了一幅用大众传播促进国家发展的美好蓝图，发展中国家也把用传播促发展视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剂良药。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依据现代理论制订的传播政策，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出现了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局面。更糟糕的是，这一药方非但未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反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事业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在传播制度、传播技术、所需资金、传播内容等诸多方面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化理论，由此带来发展传播学向依附理论转向。

（2）发展传播学的依附理论范式

依附理论范式是发展传播学的第二阶段，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依附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与修正。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前西方殖民国家）对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进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结果。所谓新殖民主义，是指发达国家采取与二战前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殖民相对应的、以隐蔽的、间接的方式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及社会所采取的一种经济与政治控制的手段。在传播领域，这种新殖民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 Imperialism）与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一方面，欠发达国家从具有强大的传播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印刷、广播、电视和通讯卫星等方面的技术、设备和器材，认为这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落后、资金短缺、人才不足，导致制作能力缺乏，从而不得不同时从西方进口比较便宜的传播内容产品，如纪录片、电影、文艺节目、广告等。这种“进口”带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传播技术的依赖，特别是渗透着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内容产品对输入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发生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输入国人民观念上的混乱与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这种在传播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就是媒介帝国主义。于是，在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会议上，人们开始关注国际信息传播失衡的问题，也就有了以肖恩·麦克布赖莱德为主席的国际交流问题委员会。委员会于1980年提交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44]从本质上说，发展传播的依附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出直接的建议，而是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发达的原因。

（3）发展传播学的多元理论范式

多元理论范式是发展传播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所谓多元理论范式，并非指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如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参与理论。其中，参与范式是当前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从本质上说，参与范式同依附理论范式一样，也是源于对现代化范式的反思。同时，依附理论范式作为一种批判思维，虽然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寻找了原因，但并没有提出多少建设性的意见，参与范式的兴起也是源于对依附理论的修正，但不同的是它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所谓参与，是指“在较高层面上对传播系统的公众介入，包括公众在制作过程以及传播系统的管理和计划中的介入。自我管理则是参与的最高级形式，此时，公众在传媒中行使决策权，并完全介入传播政策和计划的执行中。”^[45]参与范式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与现实情况，主张发展不是简单地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克隆与移植，而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利用传播工具参与、分享与交流信息，强调开放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社会成员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冲突，达成共识，从内部产生发展的动力。只有这样，才能带来长久的、持续的发展。这是参与范式的核心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平等民主的传播环境是参与的前提条件，但传播的民主化又必然以政治的民主化为前提，而政治民主正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努力改善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传播的参与理论范式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发动社会变革，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发展。

2.3.1.3　发展传播学视野下的传媒社会责任

支庭荣认为20世纪末“发展传播学”走到了尽头^[46]。与此相反，笔者认为理论总是在历史长河的转换中不断与时俱进的。换一个角度看，发展传播学不论是在其诞生之初，还是在今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张立伟等学者正在尝试建立的发展新闻学一样，发展传播学其实揭示了大众传媒在发展中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它正值当年。下面，我们简要来看看发展传播学所揭示的传媒担当—社会发展的责任。

（1）现代化理论范式下传媒的社会责任

现代化理论对传媒在社会与国家发展中的社会责任作了总体论述。它从宏观的视野出发，认为传媒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施拉姆1964年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将其概括为“看守人”、“决策者”、“教授者”三大基本任务。^[47]看守人即传媒应为人民提供关于国家发展的信息，通过议程设置来集中民众的注意力，并唤起他们对国家及事业的忠诚与抱负。决策者是事关国家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传媒应成为介于领导与民众之间对话的平台，要让变革方案经过充分的讨论。对此，美国学者格德温（Goldwyn）在20多年后作了更明确的表述。他以中国1950年学者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增长与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为例，认为“重要的往往不是传播作为执行决策工具的作用，而恰恰是决策过程本身。我们应当研究传播如何才能有效地使下层参与决策过程，或者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存障碍使下层参与决策过程变得如此困难，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减少这些障碍。这对发展问题而言，远比我们迄今认识到的重要。”^[48]教授者是指大众传媒应该成为知识的提供者与现代化的启蒙者。作为知识的提供者，传媒能够在农业、健康、计划生育、扫盲和营养等方面为人们提供必要的知识信息，作为现代化的启蒙者，传媒“通过构建一整套现代性的话语和现代化的信息环境，促使传统社会的人被吸纳或者是被强制去接受现代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去适应于现代化的制度及其设施，从而促使个体运用自己的理解力从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49]知识提供与现代化启蒙能够改变人们愚昧无知的状态与传统的束缚，这种认识上的改革进而会引发行动的跟进，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依附理论范式下传媒的社会责任

发展传播学的依附理论范式揭示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新闻传播领域实施垄断与控制，竭力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来施加影响，从而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这里有控制与反控制的两方。施加控制的一方是媒介帝国主义，反控制的一方可被称为“媒介殖民地”，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依附的一方，处于“媒介殖民地”下的国家与地区由于不能控制本国的传播主权、结构与内容，不得不受制于媒介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建设世界传播的新秩序，以减少世界信息的“单向流动”，但面对发达国家的传播强势，这种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任重道远。在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平衡状态很难彻底改变。因此，打破传播霸权，消除信息鸿沟，建立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传播体系，并在全球传播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历史重任。从这一目标诉求看，依附理论范式下的传媒社会责任，已经超越了大众传播领域的范畴，而变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全方位应对新的世界格局与“全球化”的挑战。当然，作为传媒本身，是当仁不让地迎接挑战的主体。作为责任主体，传媒要在向世界发出本国的声音、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安定团结、消解发达国家的歪曲报道、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担负起责任。

（3）参与理论范式下传媒的社会责任

在参与模式下，信息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也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移植，传播更多的是当地人民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与实际情况参与、分享与交流的过程。“这种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传播模式，才可能使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变革的动力，只有社会内部具有变革动力，才能带来长久的、持续的发展。”^[50]这种理论范式可视为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寻找动力来源，这种动力即是人民内部的“参与对话”。这种参与对话“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向理解的行动’。它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即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所关心的社区事务和行动办法的话，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51]由此可见，参与式传播强调了两层含义，一是人民群众是参与的主体，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不谋而合；二是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参与式传播下传媒所应承担的责任，即大众传媒对发展的责任在于提供一个公共论坛，能让利益相关方自由参与其中，平等对话。这也正是哈钦斯委员会对传媒五大要求的应有之意。需要注意的是，参与式传播更强调“适宜的传播技术”的重要性，所谓“适宜的传播技术”，是指：“大规模的全国性传播行动被放在一边，更重视各种乡土媒介和小众传播工具。……社区广播、电视、街头戏剧、民间媒介、参与式录像、社区信息中心、网络等构成了信息传播系统的一部分”。^[52]因此，社区传播媒介、地方性传播媒介，甚至博客等个人媒介在参与式传播中更应担负起意见表达的平台的功能。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参与式传播范式下的媒介应履行“公共领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