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当地投资政府如何收益

企业对外投资需要的高级管理人员，既要熟悉当地法律政策，又要懂得财务等管理技能，还要通晓当地语言。企业内部目前的管理与技术人员的国际化视野、外语能力还不足以充分支持海外迅速扩张需要，在吸引、培养、留住国际化人才方面缺乏经验，在管理模式、文化兼容等方面也需要更多经验，需要管理创新。即使那些开展境外投资多年，跨国经营发展不错的企业，也很难找到既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又通晓国际法和国际商业惯例的人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才缺乏问题，恐怕只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自己慢慢解决。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反映，国际经营人才缺乏，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公司一开始就面临、长期持续存在、尚未找到解决途径的关键难题，也是制约浙商国际化的最突出问题。

东道国法律法规、投资环境、文化风俗、风土人情，是制约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多年前率先走出去的企业，在此方面教训深刻。康奈集团很早就在十多个国家开出200多家皮鞋专卖店，都由于在品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在这些国家申报自己的产品专利，当地同行企业利用机会，恶意注册了与康奈皮鞋鞋底花纹图样类似的专利，并据此对康奈集团提起侵权诉讼，招致康奈皮鞋店被查封，损失惨重。在“走出去”发展两三年之后又被迫撤回。奥康集团曾经在2008年就率先进入印度市场开设皮鞋专卖店，被当地职业经理人利用了法律上的漏洞，被迫忍气吞声损失几千万元，并退出印度市场。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反映，有会员企业在境外，被当地不法企业利用当地法律漏洞骗取货物，提取货物后迅速撤销原有公司，导致中方企业无法追诉，损失惨重。类似情况在多个国家出现，因对当地繁杂法律体系不熟悉造成的盲目投资血本无归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企业座谈、走访中，资金缺乏仍然是“走出去”企业反映的常态性的话题。如湖州大港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反映，公司虽然在非洲尼日利亚发展了16年，而且已经获得投资当地金矿项目，项目前景潜力很大，但由于受到资金制约，企业不能很快做大。台州的西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座谈中反映，企业在非洲投资购买了当地的铜矿、森林等之后需要继续投资，但是资金后继乏力，迫切希望国家能够在金融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确保项目的持续开发有可靠的资金保障。虽然“走出去”企业也提到缺乏资金的问题，但其重要程度远远低于国内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发展跨国经营需要的支持条件、国内环境，还有待提高。相关服务体系，如“走出去”相关的法律、会计、投资、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严重不健全。 目前，只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专业从事境外投资相关信息咨询、风险评估等服务，其他中介机构普遍缺乏境外调查、法律审查、资产评估等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所提供的信息咨询、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等服务，在信息完整性、方案可行性上都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境外同类机构如美国、香港等地专业服务机构收费高昂，沟通联系不便，服务效果不可控，往往超出中小企业承受能力。桐乡有企业反映近年曾经考察过泰国、菲律宾等地一些有兴趣的项目，都因此而搁置至今，难以做出投资决策。

金融服务滞后。浙江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业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四，在阿联酋的迪拜，德国，美国都设有办事处，企业目前希望能够在美国扩大投资开展并购项目，但是难以解决融资问题，希望能享受国有企业一样的融资便利。有企业提出，国内大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海外业务网点少，对境外投资贷款业务生疏，建议成立类似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日本国际协办银行等类似机构，承担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融资担保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中资金融机构应当通过扩大业务范围和业务领域，逐步开展针对中资企业的“内保外贷”“外保内贷”或“外保外贷”。

东道国的外汇管制问题。多家企业反映，对外投资所赚取的外汇，汇入国内时遭遇麻烦，甚至根本无法汇入国内。浙江永达实业公司反映，安哥拉外汇管制严格，赚到的利润难以回到国内。浙江苏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反映，埃塞俄比亚缺乏美元，企业想埃方投资500万元的机器设备，需要占用1000万元资金，其中500万元是换成美元再从埃方支付给自己。有企业反映，目前没有自然人直接对外投资这一方式，试图通过联合各地浙商“聚少成多”开辟对外投资新渠道的设想，难以落实。嘉兴舒福德电动床有限公司反映，国内外汇管制存在不合理环节，影响利润回流国内。

使（领）馆服务民营企业的意识仍有待提升。许多“走出去”企业反映，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使（领）馆对东道国的企业服务及时到位，国家外交人员经常性地走访领区内的企业，这些国家驻上海领馆人员一年要去企业看望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帮助协调和解决有关困难、问题，日本领馆人员还对企业财税问题提供专业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反映，除“走出去”初始必须向所在地领馆报备、办理有关认证外，此后10多年间从未有中国使（领）馆人员来企业走访过。还有在欧洲投资的企业反映，曾经连续两次到大使馆报到都找不到经办人，大使馆也不会主动联系他们。平湖市工商联反映，部分会员企业找大使馆寻求帮助，但是往往要排队好几天才能轮到。有企业反映，大使馆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根据商务部、银监会、保监会等颁布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管理办法》规定，在对外工程投标中，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需要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开具批准函，民营企业反映在获得这类函件时往往遭遇阻力和困难。部分“走出去”项目也需驻外使（领）馆确认才能享受政策补贴，正泰集团在欧洲一个太阳能电站项目，当地团队两次拜访使馆介绍项目情况，但使馆却迟迟没有确认浙江省商务厅的询证函件，影响投资补贴无法兑现。

有企业反映，境外机构注册涉及企业资料的公证与使（领）馆认证，国内公证及使（领）馆认证代办采取“属地管理”原则，便捷性受到影响。以温州、上海为例，温州公证文件需送杭州代办使（领）馆认证，上海外事中心虽然可代办使（领）馆公证文件认证，但是仅接收上海公证机构文件，而上海公证机构无法办理温州企业的公证事务。另外，内地公证机构也无法办理香港公司公证事务，等等。

许多企业仍希望得到政府支持和财政补贴。华友钴业反映，钴作为90%依赖进口的战略性资源未被列入商务部资源回运补助目录，商务部给予的项目贷款贴息额只占其利息支出的5%。台州黄岩海耀工艺品有限公司反映，公司在欧洲、北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积极申报境外专利，希望政府能够给予申报费用方面的鼓励支持。嘉兴市财政局反映，目前国家对境外直接融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还没有财政支持政策。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反映，该行业5%的出口退税率太低。有企业反映境外产品回销国内的所得税率过高，也有企业反映在境外投资存在双重征税情况。华友钴业反映，境外投资项目产品钴精矿，如果运回国内深加工就会被重复征税。嘉兴舒福德电动床有限公司提出疑问，他们2014年收购美国企业投资5000万美金，第一年就获得利润3000万美金，不知道利润能否合法地回到国内且避免双重交税。湖州一生产拉杆箱的企业反映，在朝鲜投资经营20多年赚外汇很多，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国内企业时如何处理税收问题。

东道国汇率波动风险。正泰集团反映，企业投资印度电站收取电费，由于卢比大幅汇率贬值（自2011年以来累计贬值40%左右），致使正泰集团输配电产品在印度丧失竞争优势。浙江美科斯叉车有限公司认为，人民币汇率提高使中国机械产品价格优势逐步降低甚至消失，即使“一带一路”在“五通”方面取得再进步，汇率变化带来的比较优势丧失，也会抵消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吸引力。

国际地缘政策与冲突严峻。不少企业反映，如也门、刚果（金）、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叙利亚、越南等国家政局动荡，会给海外投资带来巨大损失。在2014年越南的骚乱中，不少浙商投资的厂房设备遭打砸抢，甚至中方员工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企业停业、召回员工带来的损失巨大。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反映，俄罗斯遭受欧美制裁后，不少紧固件企业原有订单无法履行合同，专用性的紧固件产品大量压库，使不少会员企业陷入困境。前些年刚果（金）战乱中曾经有4家紧固件企业的货物不知所终。近几年，伊拉克、叙利亚战乱，都给许多企业带来结算困难。美国制裁伊朗以及关联国家制裁对伊朗的贸易，也对浙商造成巨大损失。

涉及部分东道国腐败问题。许多企业反映，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俄罗斯，存在政府工作人员索贿的情况。美通公司反映，越南某些部门如海关，往往会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管理中很多合理的情况根据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加重惩罚。比如进口原材料没有在进口时规定时限内使用完毕。这些企业往往预留了所谓“腐败”成本，起初控制在销售收入的1%左右，后来逐步增加到3%、5%甚至超过10%，超出企业承受范围。如果将企业“反腐”反映给更高级机构，往往会招致当事人更重的处罚。此类情况，使（领）馆也爱莫能助。投资者政策突变也是一个风险。正泰集团反映，在保加利亚投资一个电站项目，并网发电之后，当地征收“特殊并网费”，对太阳能项目追溯性征收39%并网费。这种变动对企业投资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盾安集团反映，拟议与巴基斯坦企业进行新能源项目合作，经多次考察、交流和谈判，最终还是顾虑巴国政治状况和法律法规而放弃。

东道国劳工政策、安全生产等管制严格。企业反映，不仅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有比较严苛的劳工保护和就业规定，如果企业仍然根据在国内的经验和思维定式来实行管理，往往会遭遇法律障碍和风险。盾安集团反映，依照泰国的劳动法，不允许对工人实行计件制，这直接影响到泰国配件工厂生产效率提升，生产率水平落后于国内。正泰集团反映，在意大利设立公司需要当地人担任董事，沙特、巴西都对招收本地人有严格的比例要求，欧洲国家普遍实行严格的解雇赔偿。根据美国加州劳工法，员工一个月可以有累计3天的休假，这三天时间可以按1小时分解使用，也就是说员工每天都可以随时休假1小时或者2小时，老板讲话声音重了都有可能被员工起诉。

有企业反映，澳大利亚不存在投资办企业的注册资本金，但在安全生产、劳动监察、环境保护这三方面存在极其严格的监管，严重违法者要负刑事责任。如果雇员发现工作场所或生产条件不符合安全要求，他们有权拒绝上工；员工还有权对领导或同事不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向煤矿安全部门告发。发现煤矿险情应主动依法汇报，发现潜在险情没有汇报是触犯法律的。安全生产方面如有问题一经州政府查处，业主往往倾家荡产。煤矿主和经理人员违反制度会被注销专业执照，还有可能要坐牢。出现死亡事故，业主可能被处以100万澳元罚款。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正泰集团反映，在澳大利亚遭遇输配电设备的反倾销案，尽管最终胜诉，也花费了不小精力。又如南非要求投资电站采用一定比例的当地产品组件，当地又难以找到合格供应商。

不少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生态严重落后于浙江，不能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和配套产业缺失。投资于非洲尼日利亚的湖州大港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反映，曾经投资几百万美金在当地办印染厂，因当地供电能力没有保证，缺乏印染配料和印染技工，最终放弃。浙江苏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反映，在埃塞俄比亚用投资收益再投资，必然涉及用地，中国人既没有土地又不能办工厂，只好依附在当地人名义下办企业，财产安全完全没有保障。非洲许多国家医疗卫生条件差，经常遭受各类疾病、病毒困扰。这些都是企业“走出去”难以回避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