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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教育财政观的批判

时间:2022-03-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方近现代公共教育财政的理念在中国教育界已经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状态,抗美援朝的爆发,中美关系更为恶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财政观念在中国国内不断受到批判。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教育与革命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成为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

第四节 美国与中国教育财政观的批判

自清末开始,中外教育交流日渐频繁,西方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中国近代政府逐渐分担义务教育经费,肩负起普及义务教育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方近现代公共教育财政的理念在中国教育界已经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状态,抗美援朝的爆发,中美关系更为恶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财政观念在中国国内不断受到批判。

一、对于胡适教育财政思想的批判

留美回国的学者胡适虽然对于教育财政没有专门研究,但是,由于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其言论广泛传播,对民国的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胡适对于发展教育曾表达过一些基本观点,也曾在1946年参与国民宪法草案有关教育专章之修改。

胡适的思想有诸如:“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我们今日必须坚决信仰:五千万失学儿童的救济比五千架飞机的功效至少要大五万倍”。但怎样普及教育呢?胡适说:“这当然是绝大的财政负担,其经费数目的伟大可以骇死今日中央和地方天天叫穷的财政家。但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56]从胡适这些被国内教育界批评的语句中,可以发现,胡适认为即使在战争状态下文化教育有其独立的价值,政府应承担相应的教育经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教育与革命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成为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1954年12月,《人民教育》开始批判胡适的教育观念,文中指出:胡适并没有能够以教育来救济教育的失败,解决五千万儿童入学问题的,还是革命胜利后的人民政权。胡适并没有求出任何证据,也未提出任何可能的办法,就肯定“教育破产的救济办法还是教育”。胡适为什么不求证据就这样大胆地肯定呢?因为胡适既然反对革命,他唯恐青年倾向革命,极力向青年劝告:“我只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能可贵的任务。”(见枙爱国运动与求学枛)胡适既反对革命,那他诱惑青年诱惑知识分子的办法,只有强调求学和教育。他在介绍杜威教育哲学时,肯定地说:“教育乃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办法。”[57]批判文章指出:“历史已经证明,解决中国社会进化和普及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革命,是革命成功后着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胡适反动的立场,拒绝了解经济政治与教育的关系、革命与教育的关系,就必然会做出错误的肯定。胡适的唯心观点,也必然使他不求证据就大胆地肯定。”[58]批判者主张教育在革命之后才能进行,普及教育只有在社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才能实现。

陈友松在胡适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他以西方教育财政学学理为基础,研究中国教育财政,是中国教育财政学的开拓者。1955年1月,教育财政专家陈友松检讨,有了《检查胡适在教育方面的反动影响和胡适思想对我的影响》一文。他批评胡适:“他所建议的普及教育的办法,是希望蒋介石匪帮筹出一大笔教育经费来,像他们能抽出四亿元军费来一样,胡适认为那是可以办到的。”[59]陈友松作为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教育财政专家,在检讨中只是就事论事,避而不谈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也避而不谈教育发展与工业化、农业化之间的先后关系;他只是批判胡适对国民党政府过于信任。显然,他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是普及教育的出路”的论断保持沉默。反右运动中,陈友松自身受到批判。批评者认为:旧的一套筹措教育经费的办法,这些,难道不是一套反动统治阶级控制教育权的一种手段么?陈友松为谁要恢复这旧的一套呢?陈友松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教育财政学的,写过“中国教育财政改造”的论文。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的办法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涂脂抹粉。[60]批评者将陈友松的教育财政思想视为反动派的思想,这位经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教育财政学专家在当时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二、对欧美教育财政思想的批判

如何举办普及教育是教育财政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及教育方式因受条件限制并不是采取免费的义务教育方式推进,因而这一问题也是国内教育理论界较为敏感的问题,国内高层文教官员批判欧美教育财政思想的火力往往也聚集于这类问题。

表现之一,1958年3月,陆定一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提出:“普及教育,不搞义务教育,义务二个字讲起来好听,其实是强迫教育,人民内部用不着强迫,要宣传解释,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义务教育。免费教育也不搞,要适当收一些费,不要收得过高,也不要收得过低,这对发展教育事业有好处的。”[61]以今日的学理诠释“义务教育”,其实质是指政府需承担起办学的义务,但是在当时被中国高层的文教官员理解为“强迫”民众受教育,这种误解实际在某一程度上开脱政府在普及教育中应负的财政责任。

表现之二,1958年8月,陆定一将群众办学视为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教育的不同特点,他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一)只许国家办学,(二)只许办一种学校——全日制的普通学校。经验证明:对于这种主张,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是很感兴趣的,因为这可以束缚住群众的手,不许他们办学。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明白:按照这样的主张来办教育,我国要想普及中小学教育就很困难,要想普及高等教育就毫无希望,因为国家无法负担这笔庞大的经费,而且生产也会大受损失。我们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教育学者不同。[62]同样,以今日对于欧美国家教育财政体制知识的判断,欧美主张国家有义务办公立学校,但是不排斥私立学校;只是不管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都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当时文教官员的说辞是为了论证当时中国办学模式的合理性。

表现之三,1960年4月,陆定一在全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批判资产阶级的“义务教育”。他指出:资产阶级教育的目标,是所谓“义务教育”。什么叫“义务教育”呢?这就是:一方面,用强迫命令的方法要劳动人民去受教育,但是只让他们受到低级教育,不让他们受到高等的教育,只让他们有足够的知识不把资本家的机器弄环,不让他们有可能在学问上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平等。我们要实现全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实现全国人民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提高,达到消灭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比之“义务教育”,当然高明得多,伟大得多。[63]从今日的学术视野看来,世界各国发展义务教育通常从基础教育起步,这是因为在一国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基础教育是为每一公民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让民众接受义务教育,并不必然排斥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相反民众接受义务教育是其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础,资产阶级国家固然存在教育不平等,但并不是由“义务教育”引起的。可见当时文教官员对于义务教育的曲解意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使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模式合理化。

以上种种预示着,“欧风美雨驰而东”的中国已天翻地覆,进入了“红旗漫卷西风”的年代。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后,有时是“文化翻身”的观念,有时是马列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有时是苏联教育普及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经验,有时是先革命后教育的观念,有时是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刻意批判;上述种种,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逐渐建立以西方教育财政学为主的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理论等等成为论证新中国教育财政制度的义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学者指出我国“传统”教育投资体制存在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免费教育”,即国家包办、免费的教育体系;实施“免费教育”主要原因在于迅速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使教育制度体现政权性质和出自巩固政权的需要。[64]也有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计和逻辑,生产资料国有化之后,国家必须提供福利性支出,教育是其中的一项国家义务。[65]有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契约原理,提出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以政府为中心的隐含社会契约的关系的形成。“每个人在被剥夺个人经济上、政治上的个人选择权利,交由政府实施这些权利的同时,取得了天然的就业权、医疗保险、受教育权,包括可以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66]学者在理论上的剖析步步深入,然而,正是这些宏观理论或者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设想在当时历史环境中难以实施,障碍重重,才有上述的种种具体争论。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支配教育实践的语境分析,文教领域中“文化翻身”话语的流行,教育国有化和教育民办的论争,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论争,劳动教育和“两条腿走路”办学的论争等,这些论争实质上是在寻找和论证新中国教育财政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财政制度的观念变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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