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财富发展观

一、批判财富发展观

主流经济学家和众多国家政府普遍关心物质繁荣，尤其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当作最显著的发展指示器，这也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最可欲的目标。与此相反，在森富有创见性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他不懈地论证着：“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²⁾为了扭转财富发展观带来的窄化现象，森对其核心经济指标GNP展开了尖锐批判。

首先，GNP的确是一个容易数量化和方便计算的经济量度，但它没有全面衡量人们的生活状况，也不可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综貌，更不用说进行国别比较。依据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GNP指标，中国的发展要快于印度，中国经济1960年到1982年人均GNP的年增长率是5.0%，同期印度为1.3%。然而，从没有被GNP反映的丰富细节来考察，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在寿命预期值、识字率等方面，中国好于印度（中国67岁，印度55岁；超过2/3的中国人识字，印度大约仅为1/3）；按另一些数据，中国又要差于印度，没有充分重视公民自由成为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原因之一，而印度自独立后就再没有饥荒发生。⁽³⁾宏观经济指标确实精确，但“隐藏”了发展所需考察的其他方面。中国和印度发展成就的实际情况超过了宏观指标GNP的古怪精确性，生活水平方面的成败本质上反映在实际生活条件中，而非体现于GNP数字描绘的粗略画面中。

其次，GNP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的反映，不能断言其真实表达了所有人的愿望。不同群体的利益会发生冲突，这是评价发展目标必需直面的问题。表述发展趋势的抽象国民收入统计公式，模糊了社会评价背后的利益冲突。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或许反映了政府意图实现什么，可不意味着体现了所有人的意愿。人均GNP的增长率也许与某些人的利益相吻合（尤其迎合统治集团的利益），但不必然保证对所有人都一致，甚至不保证与大部分人一致。GNP最大化追求甚至会造成一个穷国更重视空调产量，超过对人均一年粮食消费的关切，因为正是前者表现出“工业化”、“自力更生”、“技术独立性”等指标。

再者，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增长有条件地发挥作用，并且绝不是唯一手段。森承认财富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从来不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国民生产总值越大，消除种种不利现象的物质基础也越雄厚。例如，要避免经济增长不利于寿命预期的谬论，寿命预期增加常与经济增长是正关系，贫困和经济剥夺往往导致死亡率上升。

然而，经济量增长并非是达到好生活的一个充分有效手段，“钱不可能回答所有的事情”，即便回答了也许是缓慢的。其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第一，GNP只体现经济体的总财富，其转换为个人生活水平还依赖于它在人们之间的分配。不管分配的财富最大化会严重忽视个人困境和可能遭受的剥夺，或许产生伴有失业、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增加、社会保障供给贫乏、健康和营养指标恶化等现象的GNP增长。这表明，仅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准确反映某个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因为人民能够过上什么生活，还依赖于资源如何被运用，以及社会机会和社会保障的供给。

第二，在认可经济增长作为人类发展手段重要性的同时，还须充分考虑两点：（1）经济增长作为人类发展手段的有条件性，经济成就转化为人类发展需要利用相关条件；（2）经济增长不是促进人类发展的唯一手段，还有其他手段，包括各种社会制度性安排。财富的有用性主要表现为它帮助人们实现了某种实质自由，可影响程度会随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各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社会服务状况，如医疗保健、医疗保险、基本教育和治安秩序等。收入只是影响人们享受生活的许多变量因素中的一个，那些没有包括在收入计算中的各种社会安排肯定也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拿GNP增长和寿命预期值关系来说，如果没有提供良好的社会机会和社会服务，两者完全可能成反比例变化；相反，有更好的社会服务，就算GNP没有很大增长，也会有较高的预期寿命值。非洲裔美国人拥有比中国或印度克拉拉邦高得多的人均收入，活到高龄的机会却比后两者要低，其缘由在于医疗服务、公共保健、学校教育、社会治安等在内的非经济因素。

最后，财富决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人们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手段。在这里，传统发展观走了偏路，把落脚点置于经济增长及其实现手段，却没有足够认识到经济增长和财富恰是实现生活目标的工具之一。“关键不是说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当然非常重要，可如果它确实重要，那也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了一些相关好处”。⁽⁴⁾因此，需要从传统发展观过分聚焦于手段中摆脱出来，转向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目的本身，即人们能或不能做什么，是否他们能寿命长、避免可防御疾病、营养良好、能读写和交流等等。

其实，森之前已涌现出大量对经济增长单一目标的批评。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有识之士逐步试图克服经济指标的窄小性，开始区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不同，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运用“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基本需要方法”等新尺度来衡量生活质量和发展水平。不过，这些批评要么把发展问题局限于贫穷社会中的穷人，要么缺乏哲学上的论证。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为超越财富观推荐了有利的路向，他“既强有力批评了作为目标的收入最大化，也为被选择的目标提供了哲学证明”。⁽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