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报刊“左”转

二、中间报刊“左”转

“二战”胜利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力量上的消长趋势，民营报纸的政治倾向也再次出现了分化。

一部分民营报纸坚持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继续进行爱国宣传，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得力助手。如《新民报》系列报纸、张友鸾创办的《南京人报》、上海的《文汇报》、武汉的《大刚报》等等，这些报纸不满意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主张民主革命，其中一些报纸因此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封禁。

一部分民营报纸对中国革命进程视而不见，奉国民党政府为“正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如天津的《益世报》、《新星报》、《自由晚报》、《天津夜报》，北京的《世界日报》，上海被国民党劫夺的《申报》和《新闻报》，以及国民党CC派的喉舌《新夜报》等。

还有一部分由“第三方面”人主办的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既不满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愿实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希望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方面的代表性的报刊有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刘不同在南京创办的《大学评论》周刊和著名的民营大报《大公报》。

1.储安平和《观察》:“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办了《观察》周刊，该刊经常登载一些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同时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也时有微词，成了“第三条道路”政治倾向的代表。

(1)储安平生平简介

储安平出生于宜兴望族，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17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储安平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遭受“文革”残酷迫害。

(2)储安平与《客观》周刊

1945年11月11日，《客观》周刊在重庆创刊，发行人张稚琴，主编储安平，编辑有吴世昌、钱清廉、聂绀弩等人。储安平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后来，他在主持《观察》周刊时期所持的不少思想，在这些政论中都有所体现。

储安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已使它失去了革命的活力，尤其以一党专政抗拒国家民主化进程。他也批评共产党，承认共产党有刻苦精神，但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认为在一个讲究“一致”的政党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因为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一个国家有无民主的前提。他比较笃信英国的民主制度，要求走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宪政的和平道路，指出用武力相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他还希望大量培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中产阶级，“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6]。

总之，储安平的政论表现了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方的评价。

《客观》共出17期，储安平主编了12期，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主编。

(3)储安平与《观察》周刊

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杂志封面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无派)、THE OBSERVER(观察)——这是《观察》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该刊物的“基本原则和主张”。解放前共出版5卷113期。

该周刊继承了《客观》的自由主义作风，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要求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自由评说，希望依靠言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并以此唤起社会的良知。

《观察》云集了当时一大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如曹禺、胡适、卞之琳、周子亚、宗白华、吴晗、季羡林、柳无忌、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他们放言论事，以坦率、犀利、公允和智慧的笔调，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做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读者，销量从400份迅速飙升到10万份，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在国统区的影响很大。

储安平在《观察》上所作政论时评，主要内容包括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给学生运动以同情与支持，维护言论自由权利和价值，以及讨论美国对华的有关政策等。《观察》每出满24期，储安平就要写一篇总结性的报告书。多次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批评，引起国民党的不满。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政府查封《观察》，并逮捕了《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观察》事件”。

2.王芸生与《大公报》的“左”转

自由主义的政治趋向最初只是表现在以《观察》为代表的少数时事政治性刊物上，随着国民党的政权日渐崩溃，有些著名的大报也开始了这样的宣传。包括一直极力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大公报》。

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邀请，王芸生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王芸生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1931年至1932年，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这本书。该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对投降后的日本进行考察，他为战后日本人民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为帝国主义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状况而担忧。回国后，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写成《日本半月》等12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10月23日，王芸生在天津南开大学作了题为《我对国事的看法》的讲演，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阴谋。国民党对王芸生和《大公报》很是不满。1948年7月8日，国民党勒令南京《新民报》停刊，《大公报》对此发表言论，主张废除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出版法》。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评，指责《大公报》，并说《大公报》的总编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9日，《中央日报》再发社论《王芸生之第三查》，表示要“三查王芸生”。对此王芸生感到苦闷和彷徨，他开始思考个人和《大公报》的前途问题。

1948年10月30日，王芸生收到了由《大公报》地下党转给他的毛泽东的口头邀请，希望他尽快离开上海，到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几天的考虑，王芸生终于做出重大决定:投奔共产党。11月5日，王芸生只身到了台湾，三天后又飞到香港，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论，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领导了《大公报》香港版的起义，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大公报》为人民所有:“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大公报全体职工同人，业已郑重确定了工作方向与目标: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并郑重确定了工作态度:向人民负责。”至此，《大公报》和王芸生都获得了新生。

随着《大公报》宣告新生，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民营报刊都做出了“留下来”的选择，只有成舍我和他的《世界日报》等极少数的报人报纸跟随国民党撤离大陆到台湾去了。

《观察》和《大公报》的事实说明，在国共两党对决的时刻，自由知识分子主张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也是不识时务的。伴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全面崩溃，中间报纸的“左”转无疑是历史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