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报刊的由盛转衰

一、政治性报刊的由盛转衰

中华民国成立后，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以及屡遭扭曲，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对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局面。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上台后，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对自由新闻体制的扭曲以及对新闻事业的摧残，迫使由政党等各种政治势力主办的政治性报刊由盛转衰，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政党报刊时代。

民国成立甫始，随着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民族报业在顷刻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有人把武昌起义后的半年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记录，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总销数达到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报纸的急剧增加，反映了在社会大变动期间人们对新闻的渴求。有的报纸为了抢时间，多发稿，还增出午刊、晚刊，有的接电报后立即印发号外。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报纸发展的势头最猛，因而新创办的报纸也为数最多，达50家之多。除北京外，新创办报纸较多的城市或省份还有：上海（40多家）、天津（35家）、广州（30家）、浙江（20多家）、四川（20多家）、湖南（11家）、武汉（9家）。另据1912年北京政府内务部报告，自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到10月22日的8个月内，在内务部注册立案的北京报纸有89家。

这些报刊，绝大多数是政党等各种政治力量主办的政治性报刊。民国成立后，在“政党政治”潮流的影响下，短时间内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3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为了在国会中争取更多的席位，无不竞相创办报刊以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至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政党等各种政治力量主办的政治性报刊，经过分化整合，基本上形成了“同盟会—国民党”与“共和党—进步党”两大系统。“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为数最多，遍布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等大城市。在上海，除原有的《民立报》、《天铎报》、英文《大陆报》外，新创办的还有《太平洋报》、英文《民国西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国民》、《民强报》等。在北京，除原有的《国风日报》继续出版外，新创办的有《亚东新报》等。在天津，新创办的有《民意报》、《国风报》等。在武汉，除《大汉报》和《中华民国公报》（图6．1）外，武昌起义前被查封的《大江报》恢复出版，新创刊的报纸有《震旦日报》、《春秋报》、《民心报》和《民国日报》等。在长沙，有《长沙日报》和《国民日报》。在广州，有《中国日报》、《中原报》、《平民日报》、《民生报》等。《中国日报》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由香港迁至广州出版，受广东都督府的巨额津贴，为广州最有影响的报纸。“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除武昌起义前已出版的《国民公报》、《时报》和《时事新报》等原立宪派报纸外，大多数是民国成立以后创办的，如北京的《天民报》、《北京时报》、《新纪元》、《京津时报》和《少年中国》周刊等，天津的《庸言》杂志等，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和《东大陆报》等，武汉的《共和民报》、《强国报》、《国民新报》等，长沙的《湖南公报》等，成都的《共和日报》、《日日新闻》、《公论日报》、《四川正报》等。此外，一些较小的政党、政治团体以及个人也办起了不少报刊。例如，自由党在上海创办的《民权报》，由戴季陶、何海鸣主编，以言论激烈闻名于世，提出“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在改造”和“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等激进主义的口号。该报与《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一起，被人们誉为“横三民”报。

图6．1　《中华民国公报》

各政党主办的政治性报刊，无不站在自己政党的立场上讲话，常常引发论争。特别是“同盟会—国民党”与“共和党—进步党”两大政党系统的报刊，对国内外一切事务的主张，无不针锋相对、互相攻击。他们之所以不惜工本大量办报，无非是为了壮自己的声威，在议会和政府中争得更多的席位和更大的权力。除了对政治问题的争论外，两党报刊还互揭老底，我骂你是“贼党”、你骂我是“贼报”，甚至发展到殴打报人、捣毁报馆。在北京，《国民公报》因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同盟会方面的《国光新闻》等7家报纸的工作人员数十人便前去捣毁报馆，打伤了该报主笔徐佛苏和蓝公武。在长沙，国民党的《长沙日报》和共和党的《湖南公报》互相敌视，两报记者出入时均备有手枪一支以防不测。上海的国民党系统报纸派遣记者去北京采访时，也发给武器以作自卫乃至在必要时用来自杀。在同一政党报纸之间，也经常出现争论。例如，被视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就曾经公开反对过孙中山建都南京和举办汉冶萍抵押贷款的主张。即使在同一张报纸上，对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也常常前后不一致。《民立报》于1911年11月2日曾发表《驳议和论》一文，反对南北议和；既而又毁版重排，另发一篇《檄文中之檄文》，支持议和。两种版本的报纸都流入社会，暴露了报社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损害了同盟会的声誉。这些报刊还无不以“舆论之母”、“舆论的代表”、“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自居，认为“报馆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其性质与参议院均同为监督公仆之机关”，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共和国之最高势力在舆论”。

袁世凯上台后，在扭曲与破坏孙中山建立起来的自由新闻体制的同时，对一批民主革命立场坚定的政党报刊以及其他政治性报刊进行大肆迫害与摧残。1912年6月，袁世凯指使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出面，派出军警200余人，包围、打砸北京《中央新闻》，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工作人员11人。8月，袁世凯政府通过法国驻华公使，指令天津租界当局，将《民意报》逐出租界。上行下效，各地反动势力也开始对革命、进步报刊进行迫害与摧残。8月8日，黎元洪下令查封武汉《大江报》，罪名是“乱党秘密机关”，后又逮捕并以“言论专取无政府主义”为罪名亲自下令杀害该报编辑凌大同。之后，黎元洪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捏造罪名查封《民心报》、《民听报》、《帝民报》、《群报》、《民哭报》、《民言年报》等革命报纸。在湖南，长沙《大汉民报》因对军队有所批评，被旧军官派兵捣毁；《岳阳日报》因对当地筹饷局“不论贫富，值十抽一”的规定表示了一点异议而被当局查封，主笔被捕。在福建，福州《民心日报》、《群报》因消息中揭载了当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和发表同情民军的言论而被强行查封，《民心日报》发行人受通缉，《群报》总编辑被杖责后收押，两名记者遭暗杀。在四川，仅仅在1912年一年内，就有《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蜀报》、《蜀醒报》等拥护共和的报纸被当地军阀查封或被军人捣毁，《蜀报》记者朱山竟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斩首。北京的《国风日报》、天津的《新春秋报》和《民意报》、汉口的《震旦民报》等一大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遭封禁。

7月12日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更是借军事胜利之淫威，把国民党诬指为“乱党”，大规模地摧残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及其他异己报刊。凡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一律被扣上“乱党报纸”的罪名而遭查封。据此，仅广州一地，军阀龙济光一次就查封了《中国日报》、《平民报》、《中原报》、《民生报》、《讨袁报》、《觉魂报》6家反袁报纸。上海的《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等因在租界出版，袁世凯政府无权直接查封，但由内务部明令各地“禁止售卖”，使这些报纸的发行受到严重影响，印数骤然下降，因经济上难以维持而被迫停刊。《中华民报》则因总编辑邓家彦被袁世凯政府咨请租界当局逮捕、判刑而停刊。福州的《福建民报》、《群报》、《共和报》等被封，主笔被捕，也是北京国务院下的命令。一些本来拥袁的报纸也被殃及。广州一向“拥护中央”的《粤声报》、《民治报》、《公论报》等被查封，原因只是怀疑它们与国民党的粤军和民军有关联。北京《超然报》本系军阀江朝宗津贴的报纸，因刊登《顺天府中之黑幕》一则消息，被赵秉钧指为“诋毁军人名誉”而被查封。政治上相当保守的北京《正宗爱国报》，因一个编辑写的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若为个人，可谋生之处甚多，何必从军”等语，就被扣上“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而被查封，该报社长丁宝臣被枪杀。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史称“癸丑报灾”。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一度下令废止袁世凯统治时期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切禁令，如6月17日中央政府令各省取消报纸保证金、6月21日中央政府通饬停止函件检查、7月 6日和8日内务部先后两次通咨各省区“现在时局正宜宣达民意、提携舆论”等，并宣布被袁世凯政府查禁的报刊“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因此，上海一地有《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共和日报》、《民意报》等20多种曾被禁邮或查封的报刊恢复出版和邮发，北京等地被捕的报人纷纷获释，使政治性报刊出现了复苏的局面。但是，这一复苏局面为时甚短，未能挽回政治性报刊由盛转衰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