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上述尝试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具体机制进行确切分解的思路，还有一部分文献着眼于识别不同类的中间变量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这些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简单的一元回归中放入相应的子代人力资本，通过此“条件代际收入弹性”相较于普通代际收入弹性的下降程度，得出此人力资本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性，例如，Eriksson等（2005）就发现，在放入子代的健康程度之后，代际收入弹性下降了25%（女性）—28%（男性），从而表明健康对于代际收入相关的重要影响。
第二类则通过更为复杂的方法来计算某一个或一组人力资本可解释的代际收入弹性在总弹性中所占的比例。例如，Bowles and Ginits （2002）首次提出可以运用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把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分为直接与间接的不同部分，后者又可以通过多个中间变量进行解释；Blanden等（2007）证明代际收入弹性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其一可以由子代的教育、健康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所解释；其二则是一个随机量，作者运用英国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这三个因素解释了英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50%以上；Osterbacka（2001）也采用了类似方法对芬兰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分解，发现职业与教育有较大的解释力。
由于这些人力资本都同时受到父代收入和基因遗传、文化教养等多种途径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能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得到解释。但是，由于这些不同种类的人力资本往往是公共政策的直接供给品或针对者，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受到了现有公共政策的大量关注，所以，这些探讨虽然不能直接揭示不同代际传递途径的清晰途径，但是代际收入相关性这一黑匣子的重要内容，并从政策制定角度看具有更为直接的参考价值，而这也正是下文将主要采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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