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变量的选取

中间变量即影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具体因素，我们可以从近期的社会舆论和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找到思路。近年来，“贫、富、官、垄”等各个方面的“二代”现象已是网络的热议话题，社会大众对收入代际传承的关注和不满随处可见。《人民日报》在2010年9月和2011年3月连续两次就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发表专门社评，分别以“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为题，直指中国的社会结构正趋于固化。这些讨论，引起社会各界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下降，为何“寒门难再出贵子”？

1．1　首当其冲受到质疑的是公共教育体制

从婴幼儿的入托难、中小学的择校费，到高等教育招生的地域歧视，优质教育的供给不足和配置失衡几乎存在于我国各级的教育体制中。巨大的城乡差距和流动人口受教育权利的缺失，使得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远远落后于普通城镇家庭的子女。而学区房的高房价和海外留学热，及其对巨额支付能力的依赖，又使得城镇内部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面临完全不同的教育投资约束。作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受教育权利受到父代收入的显著影响，自然会导致代际流动性的下降7。郭从斌和闵维方（2009）就指出，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进一步得出教育对中国代际收入相关性的解释力为4．9%。

1．2　其次受到质疑的，是社会资本和权利寻租所体现出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在不少民众看来，能改变命运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拼爹”，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问及“您觉得哪些因素对现实就业影响较大”时，被提及频率最高的是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所占比例分别高达67%和52%），远高于学历、能力和经历等其他选项。

公众的印象和现实情况相差无几。麦可思数据针对2009届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较管理阶层的子代，农民和农民工子女虽然高考分数上高于前者（分别为576和5618），但是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显著低于前者（分别为2 223元和2 704元），而且在问及初次求职成功的渠道时，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更多地选择了“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管理阶层的子代则更多选择了“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和该调查一致的，杨瑞龙（2010）发现父亲的党员身份在其离职前对子代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证明政治资源对子代收入的重要性，而在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的研究中，子代职业对于中国代际收入相关性的解释力达到了12．8%，远高于教育。

1．3　同时，下文的研究将证明，在我国当前特殊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财富资本也成了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居民的家庭财产情况有了巨大变化。分配状况上，近乎完全的公平分配（都是零财产）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财产差距；具体构成上，耐用消费品的比例不断下降，而金融资产和房屋不动产的比例不断上升。

事实上，根据已有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财产差距已经超过了收入差距，且其中的房屋财产尤其具有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李实等，2000）；而农村居民家庭总资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虽然低于收入差距，但这主要来源于土地分配的均等化，金融资产仍有高度的不均等性（赵人伟等，1999）。不同财产构成所体现的支付能力和未来预期差异、所附着的福利和软环境不同（尤其是住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财产的特有重视（“有恒产者有恒心”）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家庭财产差距的扩大及其构成的变化，必然会对家庭的消费、人力资本投资等家庭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子代的经济成就（收入）。

确实，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和分布不均，加之家庭财富与背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影响力，“读书无用论”重新兴起。这就使得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代中国，是否“授之以渔”真的不如“授之以鱼”9？下文对不同种类资产在中国代际收入流动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也是对这一问题的尝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