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医术精湛半世桃李芬芳——记中国眼科之父郭秉宽

一生医术精湛　半世桃李芬芳——记中国眼科之父郭秉宽

褚仁远

福建龙岩，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1904年11月20日，我国著名眼科专家郭秉宽就诞生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郭秉宽原名奎中，父亲郭汉澄体弱多病，常用无锡丁福保的“家庭药库”为家人和自己治病，对传入我国不久的西医有所认识，从郭秉宽懂事之日起就决心将他培养成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14岁那年，郭秉宽读完中学一年级之后，父母就把他送往厦门鼓浪屿一所教会办的寻源书院，以便打好将来学医的英语基础，一年后转学至上海复旦中学部。20岁毕业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私立协和医学院，实现了父亲要他学医的夙愿。

大学期间，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当时参加五卅惨案示威游行的华侨同学黄千驹出于满腔义愤，自动离校，参加北伐军，后来为国捐躯。消息传来，年轻的郭秉宽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他参加了当时燕京大学的地下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开始接触一些革命理论，认清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随后，他在协和医学院眼科皮乐德（Pillat）教授援助之下，于1928年自费留学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934年秋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紧接着就在从北京任满回国的皮乐德教授直接指导下，在维也纳市立总医院眼科室充当了为期两年的眼科住院医师，奠定了终身致力于眼科专业的基础。

1936年秋，郭秉宽拒绝了皮乐德教授的殷切挽留，毅然踏上回国的征途。同年9月，郭秉宽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1937年8月13日上海遭到日寇的狂轰滥炸，不愿做亡国奴的他和同济医学院的爱国人士一起，创办红十字会战时重伤医院，积极投入到抢救伤员的行列中。随着上海沦陷，他带领81名自愿参加救护的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几经波折到达杭州笕桥，重建重伤医院，把抢救工作继续下去。

1938年秋，郭秉宽应贵阳医学院之聘，来到了所谓“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阳市，投入到眼科医疗教学工作。这所依照旧协和模式建起来的医学院，无论在医疗或教学上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制度，并拥有充实的师资阵容；同时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贵阳也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此时，他才同患难与共的同事孙月衔成婚，建立起一个温暖的家庭。此后，作为眼科主任和教授，他积极开展眼科医疗与教学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年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发表的《弹伤性眼底病变》一文，是这一时期总结出来的成果之一。1938—1941年是他眼科生涯中的一个小黄金时代，在这短暂的三年时间内他培养了不少后来有作为的眼科专家。

1943年4月初，郭秉宽历尽千辛万苦，携带眷属，经贵阳来到重庆担任重庆江北陆军医院眼科主任，同时兼任迁往宜宾的同济医学院和迁至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眼科学特约教授。他不断钻研眼科教学法，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以连续4小时讲课的进度，授完一个学期的眼科全部课程，得到同学们的好评。同时，他还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在对大量沙眼病人进行普查的基础上，首先倡议以早期血管翳作为诊断早期沙眼的依据并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眼科杂志上，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郭秉宽随赴美考察的军医队伍，由上海驶向太平洋彼岸，先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眼科学院和纽约市曼哈顿眼库进修角膜移植的技术操作，并在学习结束之前发表了有关角膜移植的动物实验论文并展出动物实验的照片。

1946年秋，随着军医考察团任务的结束，郭秉宽回到国内立即展开眼科医疗教学工作，他致力于青年医师的培养，将角膜移植应用于临床。尽管他对这段时间在眼科医疗、教学、科研各方面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但看到国民党反共内战的嚣张气焰、政府的腐败及国家的贫穷，内心十分烦闷。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江之前，他设法躲开特务的追踪，迁入上海市区，同全市人民一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随后，他接受上海医学院的邀请，担任医学院教授和附属中山医院眼科主任。

1949年10月中旬，郭秉宽与心脏病专家邱锦淇等赴京，执行对任弼时同志心脏病的紧急会诊和对中央首长的体格检查任务。他们下榻北京饭店，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亲自接待，受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的招待与多次接见。周总理亲切地说，“你们既可为旧中国服务，同样也可为解放后的新中国服务”，“你们的技术应当是无阶级性的”，“傅连璋同志就是你们现成的榜样”。临行前，周总理还和他们三人合影留念。

郭秉宽决心把周总理的谆谆教导作为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认识到要为新中国服务，首先必须从搞好眼科教学、培养眼科专业人才的本职工作着手。当时国内尚未有一本适用的中文眼科教科书，他废寝忘食，在自编的眼科教学讲义基础上参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并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终于在1950年出版了一本较系统的《眼科学》。此书后来经过3次修订与增补，于1964年又完成第四版，成为国内每位中青年眼科医师的必读参考书，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医学院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将原来附属中山医院与华山医院中的眼科与耳鼻喉科划出成立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郭秉宽任眼科主任兼副院长。专科医院的建立实现了他的夙愿，从而摆脱了综合性医院中大科主宰一切的局面，给眼科医教研工作的开展建立了基地。从此，他常深入门诊和病房，不仅注重课堂教学，还带领青年医师与学生深入工厂和农村防治沙眼与眼外伤。为了培养更多人才，1952年他从上医当年招收的一批新生中，挑选出90名成绩优异的学生组成眼耳鼻喉科专修班，于1955年毕业。这批学生不论留校的，还是分配在全国各地的，如今都成了眼耳鼻喉科专业的骨干。1955年，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林文秉教授的帮助下，他成立了眼病理研究室，至今已成为国内重要的眼病理基地。

1957年反右斗争中，随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展开，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围绕郭秉宽在他所著《眼科学》中，有关进行性高度近视眼的遗传与优生学的论点，展开了一场震动我国眼科学界的争鸣。“科学的绊脚石”、“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的宣传者”，一顶顶帽子向他袭来，他并不惊慌也不气馁，而是理性地从科学性上叙述自己的见解。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显然是受到其师皮乐德教授的影响，也正是他为人的一个显著特点。郭秉宽不以胜利者自居，认为“我们在遗传学方面还懂得很少，需要作更大努力深入研究”。

在是非颠倒的“十年动乱”中，郭秉宽从一级教授沦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教学、医疗、科研的一切权利。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郭秉宽利用这一段清闲的时间，乘人民卫生出版社提出修订早已脱销的第四版《眼科学》的机会，把全部精力投到该书的修订工作中去。他从早到晚埋头写作，在100万字的稿件中每一行一字都渗透着他的汗水。“四人帮”粉碎后，郭秉宽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祖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他精神焕发，带领全科人员为夺回失去的时间忘我工作。1978年，经卫生部批准，上海第一医学院眼科研究所成立，郭秉宽兼任所长。

郭秉宽在眼科事业上成就卓著，美国眼科权威CharlesL，Schepens在《世界眼科临床》专辑的序言中称他是“中国的眼科之父”。198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他退居第二线，搞好传帮带工作。1987年1月他退休后，仍不时关怀青年医师的成长与眼科事业的发展；1991年9月28日与世长辞时，还表示一定要把眼球贡献出来，供角膜移植之用。

郭秉宽以赤诚的爱国之心，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法，严格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热心培养接班人的精神，受到了国内外眼科学界的赞誉。

（本文节录自《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出版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