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泛舟迎甲子桃李芬芳庆还历

问：徐老师，首先想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日语学习和研究之路的。

徐：我就从开始学日语讲起吧。我今年正好是本命年六十岁，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日语，正好是1965年9月份。人生六十载，六分之五的时间都在学习日语、接触日语。当时地处白堆子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在北京招生，父母帮我报了名。按照当时学校的计划，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这样的一贯制培养计划。主要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但是这个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复课以后，学校恢复上课，当时是中等专科学校。

我们在中学一共上了四年，一直到1974年毕业。毕业之后就去当了中学的日语老师。当时白堆子外国语学校开设了多语种教学，除了英语、日语以外，还有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毕业的学生，都被分配到北京市各个中学当老师。当时日语学习者主要集中在西城和海淀。我当时是在北师大旁边的明光中学教日语。我毕业的时候大概十七岁不到，教的学生大概十四五岁。实际上那时候我不是很愿意当中学老师，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太甘心于做中学日语老师，这是因为也没想到将来还能够上大学（当时的大学没有招考）。

恢复高考后，我马上报名参加了考试，考上了77级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77级那年考试特别晚，是在秋天进行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是1978年2月了。当时北外师资不足，刚好有我们这批白堆子外校毕业的学生来报考，后来学校领导就考虑将我们留下来，增强年轻教师的师资力量。当时北外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各个语种都搞了一批提前毕业的学生。我们是1978年2月份上的大学，1979年5月就全都提前毕业了，大学只上了一年三个月，然后就留下来当老师。但是从心里来讲还是想继续学习，当时系里面也想继续培养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正好赶上1979年北外日语系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留下来的六名年轻日语教师就跟着研究生一起学习。那时的研究生只是研究生班，还不具备硕士学位的审批条件。研究生两年毕业，毕业之后正好赶上大平班开始招生，又去大平班学习一年，之后又被推荐去神户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博士，1989年从神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问：徐老师，您一路被推荐，有什么心得吗?

徐：其实我们刚被留校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愿意。因为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家最不愿意当老师。学了外语好不容易考上外国语大学，都想当外交官。当然后来能够被推荐去学习，跟着北外日语系研究生班一起学习，之后在大平班继续学习都是很好的经历，再后来被推荐去日本留学也是自己向往的事情。

问：您学生时代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您喜欢日语吗?

徐：我学了日语以后，确实是很喜欢，当时看见日语的文章就有阅读的欲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读的东西。我记得刚开始去明光中学，图书馆的老师说图书馆有点经费让我们这些年轻老师去买点书。到了外文书店，里面什么书也没有，只能买到《人民中国》，还有一些小人书翻成的日语版本，比如说《小兵张嘎》的日语版。我买了之后放在图书馆，再把《人民中国》借出来阅览。那时候看《人民中国》每一段都会遇到需要查的新单词，当时那本《人民中国》杂志被我标注成满满的红色。有些内容比如句型和助词，光靠词典上那些解释也不管用，自己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然后一个月跑一次白堆子外国语学校请教自己原来的老师，老师解释完之后，回去再查词典。

那个时候正好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几位老师一起编写了一部词典——《详解日汉辞典》。几位老师觉得我挺好学的，就让我参加了编写工作。刚开始我是帮老师们抄卡片，后来出公函把我从明光中学借调到白堆子外语学校正式参加词典编写工作。这本词典收录词条大概三万多个，因为参加了这部词典的编写工作，等于是把三万多词条过了一遍，为自己的学习打下了一个基础。

问：机会总垂青于像老师您这样好学的人。老师，您是怎样走向日语研究之路的呢?

徐：1979年北外招收第一批日语研究生，当时研究生班只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觉得文学还是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感觉语言相对比较客观，所以在研究生班的时候就选择了语言专业。上研究生班虽然没有硕士学位，但也要写论文。我研究生班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日本語の擬音語·擬態語の総合研究」（《日语拟声拟态词综合研究》）。论文当时还要经过正规答辩，因为是北外日语系第一批研究生班的毕业论文，所以办得很正规。当时北外和大东文化大学也有交流，所以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是由大东文化大学的专家参与主持的。参加我们论文答辩的有香坂顺一先生，他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后来这篇论文被选在日本的汉语研究杂志『中国語研究』上发表了。这应该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研究生毕业以后上了大平班，大平班就是研究生班的一个延续，当时大平班有很多日方的教授。除了培训我们这些教师，还导入了如何将学习与研究相结合的内容。老师们在课余办研究グループ（研究小组）。当时的大平班主任教授是佐治圭三先生，他研究的是「類義表現」，他就办了类义词研究小组，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就参加了。当时也写了一些关于「類義表現」的小论文，比如《“必ず”“きっと”“ぜひ”“けっして”的区別》。这篇论文后来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发表了。因为上研究生班的时候研究拟声拟态词，所以还写了一篇「擬態語類義表現研究の一つの試み—“しっかり”などを例にとって」。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国际交流基金出版的论文集上。后来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还写过一些关于「類義表現」的小论文。比如「“ときどき”“ときおり”“おりおり”“ときたま”“たまたま”“たまに”“まれに”“めったに”の区別」，这一组也是「類義表現」，经佐治圭三先生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日本語学』杂志上了。

大平班的这一段学习给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日研中心做过“大平班的前世今生”这样一个回顾，采访了很多大平班的学生。包括现在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教授，还有大阪府立大学张麟声教授。大平班这一年的学习除了为我们打下了一个继续研究的基础以外，作为一个研究学者基本的「姿勢」也受到了来华教书的这些老师的影响，这一点让大家印象深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平班对很多人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后来在1983年2月作为大平班第二批被推荐的学员，我去了神户大学留学。那个时候留学没有学校可供选择，被推荐了以后，可以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获得日本文部省批准就被通知留学的学校是神户大学。当时中国人对神户大学也不是很了解，我们都知道东京大学或者京都大学。大平班当时是第三期，正好有一位神户大学的老师中川正之先生，他也是日本中国语研究的泰斗。我就问中川先生神户大学的情况，先生当时说：“神户大学这样的学校好啊，它现在正进行教学改革，将来你要是能继续读下去，攻读博士课程，从教学改革角度来看，可能比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还要顺利一些。”听了先生的介绍我就接受了推荐去神户大学留学了。

去了以后遇到了后来硕士阶段的老师尾上圭介先生。尾上圭介先生主要研究的是现代日语，所以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現代日本語の疑問表現についての研究』，后来这篇论文的相关内容分成几次分别在《日语学习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论文集》《中国日语教学研究论文集》上发表。读完了硕士以后，正赶上可以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那时候想趁着年轻还是接着读吧，就申请延长留学。那时候申请延长留学时间需要单位同意，北外同意继续学习，于是我就参加考试，考上了语言学博士。

博士课程时的导师是山崎馨老师。山崎老师是研究《万叶集》、古典上代日语的老师，所以当时论文题目的转换也挺艰难。因为自己没有学习过古典日语，只是在大平班的时候上过古典日语的基础语法，知道那么一点点皮毛。但现在回头看，这一段从上代日语到现代日语跨越是很好的一段经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研究课题逐渐从现代转到了上代，最终完成的博士学位的论文是『上代日本語の否定辞に関する研究』。上代日语的否定辞有两个系列，一个是「ザ行否定辞」「ず」「じ」等，另一个是「ナ行否定辞」「ぬ」「なくに」「に」「ね」「ねば」等。博士论文的所有资料都是通过查找上代的《万叶集》《古事记》来完成的。博士论文的相关内容，后来先后发表在《日本学研究》《日本学研究论丛》『井手至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 国語国文学藻』等相关刊物和我自己的第一本专著《日本语研究》中。1989年博士毕业以后就回到北外日语系继续当老师。1994年跟着严安生老师到了日研中心。

问：我一直有个问题，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国没有留在日本?

徐：这是当时一大批公派留学生的理念，觉得学成回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在北外日语系工作，学校公派留学，回国是一件不容犹豫的事情。我正好是1989年3月毕业，然后到了4月自然而然就回来了。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当时回来的这些人，会给年轻老师很多机会。其中对我锻炼比较大的就是1992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标准日本语（中级）》讲座的录制。

问：您当时是怎样的机缘去参加这个讲座录制的呢?

徐：实际上最开始的广播讲座是从北二外开始的。《标准日本语（初级）》的讲座就是北二外做的。可能中央电视台也想换一下面孔，就想请北外的老师也来做一个讲座。中央电视台做中级的时候就跟日语系打招呼，问能不能推荐一个做电视讲座的人。当时北外日语系里我是刚回来的博士，系里就说：“徐一平，你去吧。”到了中央电视台就要试镜头，导演也姓徐，叫徐义鸣，试了以后觉得还行。讲座还需要找一个日本人做搭档。当时正好在日语系，有一个外教，叫斉藤ひとみ，现在是学艺大学的教授。她当时是日本的青年协力队员，在北外的日语系教授会话课。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好，就跟她商量，她也同意，然后就去试镜。导演一看说：“挺好，你俩配合挺好。”之后就参加了1992年节目的录制。

那一年的时间，除了在日语系承担一点基础课程以外，基本上都扑在这个节目上了。讲座的备课教案都是我写的，需要讲什么，练习什么，全都是我来起稿。起稿完了以后，导演说为了使主讲人更熟悉这些内容，在日本拍外景的时候我也要去，所以我也跟着一起去了日本。外景拍摄历时三个月，这期间我就跟着导演、摄像一起活动，我主要负责场记。当时是录播，全录完了才开始放。电视讲座是一个非课堂的教室，你面前没有学生，刚开始对着镜头不是很习惯。大概录到第三、四课时就比较自然了。不过课堂教学和非课堂教学，有学生的教学和没有学生的教学还是不一样。

我跟着他们拍了现场的一些镜头后，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做任何事情都要一步步脚踏实地去干。年轻人做什么事儿都很着急。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急性子，好像做什么事儿都恨不得一下子把它完成。但当你到现场就发现每一个片段都是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点一点拍下来的，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日方请的都是小演员，都是有表演基础的，但她们表演这些情景剧时也会出错，而且因为这是教材，一定要跟教材上的内容完全一样，一错就要重拍。有时候演员演好了，摄像一看说不行，这里面有杂物不应该进去；有时摄像也拍好了，演员演得也挺好，导演也说行，但监听声音的人又说不行，说有杂音，最多的就是乌鸦的叫声。东京有很多乌鸦，但是他们觉得教材背景音里不应该有乌鸦叫。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个镜头录了20多遍，而且那只是一个镜头。这些镜头最后要一个一个拼起来，一个15分钟的片段，得要多少镜头拼起来啊。所以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什么事情一定是一步步做出来的，不是一下就完成的。

第二个体会就是各行各业都太不容易了。演员也真的很辛苦。我们当时有一个内容是两个留学生利用暑假去仙台的东北大学参观鲁迅博物馆。当时选的时间是五月初，也是日本的「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黄金周）。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日本的天气都比较暖和了，但是那一年日本仙台突然来了寒流，我们跟着去拍摄的工作人员都要穿着毛衣，外面还要披一件羽绒服。但是这个故事的情景设计是在「夏休み」（暑假）。这些小演员就得穿短袖拍，而且还不能开口说话，一说话就有哈气。摄像说哈气一看就不是暑假。但因教材已经付印，无法修改。后来有个管道具的人员拿了一桶冰，让演员们含了冰以后再说话。含冰以后嘴里就凉了再说话就没有哈气了。我们穿着羽绒服，看着演员们穿着短袖还要含冰说话，我真心体会到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后来这个讲座播出之后看得人很多，可能因为那时候讲座也比较少。当时播出的时间是在下午6点到6点半的黄金时段，重播大概是晚上9点。这个讲座徐导演做得也很认真，后来获得了“第四届全国教育节目评奖大会教育类二等奖”“中央电视台CCTV杯一等奖”等各类奖项。这也是我在教学上的一个“特殊”经历。

在研究上比较大的一个经历，就是后来我们日研中心申请到的“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这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科项目现在应该说在日语学界都是指挥棒，在座的赵蓉（清华大学副教授）也拿到了。但是在当时，在日语学界做国家社科项目的还真罕见，所以这个项目应该是咱们日语专业的第一个社科项目。

问：徐老师，听说您是咱们日语方面的第一个评审专家呀?

徐：对，我是社科基金项目日语评审之一。这些年我们日语项目的增加也跟我们日语学界研究的发展有关系。当时做“中日对译语料库”这个项目，得益于日研中心团队，大家愿意做一些能够对中国日语研究和学术研究有所推动的项目。

无论做什么研究都需要数据。我记得在神户大学时，无论是写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当时老师总是会问“你有多少张卡片了”，没有足够的卡片就说明你没有足够的数据。找这些数据是最花费时间的。所以当时痛苦的就是自己做一篇论文，不知道要比我的那些日本同学（母语为日语）多花费多少时间。他们当然也要找数据，但是实在不行，通过母语他们可以内省。但是作为外国人，这个绝对不行。很多学者要做中日对比，不光要有日语的数据，还要有中文的数据，当时我们就想如果能够利用计算机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做一个中日平行语料库，填补国内日语学界的空白，那将对中国的日语研究乃至中日对比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北外的校长是王福祥教授，还有日研中心前主任严安生教授，他们都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这个项目是团队项目，我是主持人。当时除了日研中心以外，国内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十几个院校都参与进来；日方的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还有日立公司中央研究院提供技术做搜索引擎，等等。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至今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以外，日研中心还做了一些项目，比如为了全国日语专业的硕士编写了一套“日本学基础精选丛书”，共8卷。此外我们得到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和中国社科院一起在1997年做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这样一个大型数据库。因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基本是两个队伍，一个是社科院系统，一个是大学系统，所以我们需要和社科院一起合作完成。1997年的调查是我带着谯燕老师，和社科院一起完成的。后来2012年又做了一次，由南开大学做的。我们还组织了“全国硕士论文优秀论文大赛”，这是日研中心和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一起举办的，今年（2015年）是第八届。应该说对全国的硕士论文研究、硕士论文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在孙平化家属的支持下，和宋庆龄基金会启动了“中国日本学研究孙平化学术奖励基金”，两年一届，去年评的是第六届，这也是对青年教师的日本学研究的唯一一个奖励，起到的作用也很大。

2012年起我担任了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的会长，参与全国活动的次数就逐渐增多了。可喜的是，这一届到现在为止，各地纷纷成立分会，已经有16个分会。这些大部分都是地方分会，比如山东分会；也有跨地区的，比如说华南分会。另外有两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是日语教育分会，另一个是民族院校分会。在日研中心的带动下，联合全国师范大学，像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将从事日语教育专业的教师和研究所联合起来成立了日语教育分会，我们现在做的全国日语教师研修班一般都是通过这个分会举行的。民族院校分会是由中央民族大学牵头，全国共有11所民族院校参与，比如大连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等。民族学院都有民族的一些特点。比如贵州民族学院他们招收的日语专业就有两个班，一个是汉族班，一个是藏族班。藏族班的教学可能就要通过藏语教日语。这些地方各有各的特色，教学对象也不一样，另外研究起来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的研究，就是日汉对比，他们的研究可能就是日本文化和藏族文化、日本文化和朝鲜族文化的差异，所以他们的研究焦点也不一样。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另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日语学科）的修订。2017年中国高考将要全面改革，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指向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如何考，我们目前正在测试。如果完成，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日语）修订版》，明年就要编写符合新课标的教材。任何教育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立德树人”。教书只是一个手段，教授的知识只是一个内容。我们过去可能更多的是注重内容的灌输和积累。而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你只是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只有你作为一个“人”能够立起来，你才能够成为对社会真正有用的、德才兼备的人。

（策划及采访：赵　蓉　录音文字整理、编辑：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