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深造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赴苏深造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结缘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

1955年9月，国家为了加快人才的培养，决定在各高校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由于刘大钧表现优秀，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进修。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是苏联一所著名的农学院，始建于1865年12月3日，原名彼特罗夫农学院，1923年更名为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联知名学者季米里亚捷夫、普列尼什尼科夫、瓦维诺夫等人为农学院的组建起了重要的作用，对苏联的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这所农学院最初的办学宗旨是普及农业和林业知识，培养具有农业文化知识的专业人才，结业者可获得农业技师的称号。1917年，学院扩大办学规模，制定新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拓展了为国家农业建设服务的范围。1936年，学院组织机构趋于完善，其教学和科研潜力开始充分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相继建立15个农业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经过多次调整，当时已成为苏联农业领域的教学、科研、生产实践的综合体，成为培养农业高等技术人才的摇篮。

刘大钧到达苏联后，按预定计划来到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学习，该院师资和实验设备条件很好，并且还可听到许多著名遗传育种家的亲自授课，这一切都符合他的愿望。

刘大钧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留学期间，他先是旁听了两门专业课程，在听课过程中，体会到苏联教师对于教学内容十分精通，个人学识渊博，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高度。例如，李森科院士（注：李森科（1898—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在一个育种站工作。因发现“春化处理”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而名声鹊起。他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认基因的存在性，用米丘林遗传学抵制摩尔根遗传学，并借助政治手段把学术批评者打倒。由于取得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支持，他长期担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从而失去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在讲课过程中有鲜明的思想性，对于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科学与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深刻；高林教授的《选种学》课程，对教学内容把握非常到位，把选种过程的细节以及实际操作内容讲得细致入微，刘大钧听后受益匪浅。(www.guayunfan.com)对于苏联高校的教学方法，刘大钧认为苏联教师对于教学方法的改进是非常重视的，以直观教材为例，苏联教师运用得非常纯熟，每堂课都备有直观教材，这样使学生知识消化程度大大提高。此外，苏联教学与科研结合很紧密，在教学中经常引用本教研组的最新科研材料或科研成果。这些，对刘大钧留学回国后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打下良好基础。

刘大钧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期间学习的遗传学课程主要是“米丘林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是由苏联园艺学家、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学说”的创始人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米丘林（1855—1935）创立。米丘林从20岁开始从事植物育种工作，在长达60年的实践基础上，提出动摇遗传性、定向培育、远缘杂交、无性杂交等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原则和方法，培育出300多个果树新品种。“米丘林遗传学说”的基本思想是：生物体与其生活条件是统一的，如果生活条件能满足其遗传性的要求时，遗传性保持不变；如果被迫同化非其遗传性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时，则导致遗传性发生变异，从而主张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遗传性。“米丘林遗传学说”中的无性杂交、春化法、气候驯化法、阶段发育理论等，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和获得植物新品种具有一定实际意义。其中的杂交理论经李森科发挥后，被苏联政府采纳为官方的遗传科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该理论曾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盛极一时。由于该理论片面强调了生活环境对动植物的影响，不承认生物具有先天遗传性，其学说后来逐渐被淘汰。

尽管刘大钧当年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学习过“米丘林遗传学”，回国后也曾开设过“米丘林遗传学”的课程，但他既没有盲目尊崇，也不任意贬低，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之所以没有盲从“米丘林遗传学”，从一方面讲是因为他原本毕业于美式教育的金陵大学，学习的是摩尔根遗传学，因此摩尔根遗传学思想早已深入其心；同时他的英语基础好，平时注意阅读美欧生物科学最前沿书刊，加之学校多数前辈老师来自原金大、中大，他们均信奉摩尔根遗传学，这也为他其后以摩尔根遗传学为指导，利用染色体工程及基因工程方法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奠定基础。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求真务实的学者。

图3-5　1957年刘大钧在苏联莫斯科留学期间

刘大钧远赴苏联留学的这段时间，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飞速发展时期。在国内，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种社会现象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自己的思想小结中这样写道：“我到苏联时间还不长，接触的方面还不多，因此可以说还应该深入地去认识苏联。但是，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是有些感想。首先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劳动人民在非常优越的劳动条件下劳动，在政治上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劳动积极性无比高涨，它是伟大创造性劳动的有力保证。其次是在学校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工作人员——教授、实验员、技工、普通工人，他们都以自己的工作为荣，他们热爱工作。例如，有一位管理花房的女工，她已经在学校里工作了25年，把自己的青春和劳动都贡献给自己所热爱的工作，她认真地对我说：一个人对工作一定要热爱，因为这是为自己的祖国劳动，人们应该尊重劳动。再次是苏联劳动人民都有休息的权利，过去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现在亲眼看到了这点，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给予了一定的假日……”。（注：来源于刘大钧人事档案（第122—125页）中的1956年1月刘大钧在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写的“思想小结”。存于南京农业大学人事处档案中心。）

刘大钧在苏联感受最深的是苏维埃制度下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在学校里可以看到各民族的学生和教员，工作人员之间毫无隔阂，互相友爱，这一点的确让我感觉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真正的民族平等。苏联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高度发展，尽管他们的物质财富在不断增长，但他们还是奉行节俭原则，例如，最近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建造过大的高楼大厦了……”。

“苏联人民有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是让你到处都能感觉到的，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公共场所，遇见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苏联同志，他们都以十分关切的神情来跟你聊天，了解中国的建设情况，并且人人强调中苏友谊的重要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同学之间关系也十分融洽，彼此间非常尊重，同时也很热情……最后还有一点重要体会，就是苏联同志在工作中的严肃认真态度，以及他们高度的批判精神，教研组会议中不同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但一切都是为了工作，没有个人感情用事，批评是没有顾虑的、直率的、彻底的，这一切对我有许多启发……”。

专攻小麦遗传育种

从1955年10月至1956年12月，刘大钧在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从事硬粒冬小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普通冬小麦和硬粒春小麦的种间杂交。1956年年底，经过他本人申请和组织及学校的批准，刘大钧由进修生转为正式研究生，师从苏联著名遗传育种学家“戈允”（根据刘先生口语音译），重点研究春小麦繁育生理，开始了新的学习历程。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大钧经常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及时找出不到之处，以便能够更快地进步。1957年，他在自己的年终鉴定（注：来源于刘大钧人事档案（档案编号：三类5号）中的1957年12月刘大钧在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写的“年终鉴定”。存于南京农业大学人事处档案中心。）中这样写到：“总的情况是按学习计划进行，原定本年度完成的学习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兹作几点检查：①研究工作，今年研究工作大体上按预定计划完成。对论文类文献初步阅读了一批，对所研究之问题有了基本概念，对苏联及国外进行的相关工作有了初步了解；对研究工作所必须掌握的研究方法，如组织化学、生物化学、放射性同位素的运用等，进行了学习和实习，由于在植物生理研究所实习一段时间，对上述方法有了初步掌握。②实验工作，今年除进行杂交实验外，还测定了花粉与柱头中酶的活动性，测定了不同品种花粉授粉后母体雌蕊中放射性32P流入量，测定观察了试验品种之开花过程中个别习性，固定了不同品种花粉在母体柱头上发芽之材料……”。

“研究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①文献查阅相对较少，还不够深入，尤其是有关研究方法的理论部分，如生物化学和放射性元素等方面的文献。②杂交工作的组织较乱，结实率不理想。③工作计划性还不够。④研究方法尚不够精密，数据之可靠性还有待证实。以上所述缺点均需在下一年的工作中加以克服……”。

“研究生必修考试：《遗传学》按期完成，《俄文》亦如期获得成绩，《哲学》延期考试，推迟5个月完成，《选种》及《良种繁育学》提前完成，成绩都是优等，……参观研究所试验场及访问有关学者，出差为期50天，参观了8个研究所或试验场，访问了12位学者，对苏联南方地区遗传选种工作有了概括性了解，访问学者给自己做了《遗传选种学》及论文题目方面的答疑，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通过2年多的刻苦钻研，刘大钧不论在理论水平、研究方法、政治素质，还是在专业实践能力方面都比出国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他特别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在不断总结学习经验的同时，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在留学“年终鉴定”中这样写到：“两年来学习质量尚有许多不够之处，特别是所述各项缺点，还待更好抓紧时间，以刻苦精神，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加以克服。要重视实际知识，加强工作计划性与精确性，进一步来提高学习质量。”（注：来源于刘大钧人事档案（档案编号：三类5号）中的1957年12月刘大钧在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写的“年终鉴定”。存于南京农业大学人事处档案中心。）

刘大钧在苏联留学期间，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花粉粒相互作用的显微镜观察》（俄文）（苏联《农业生物学》杂志1957年第2期）、《春小麦不同品种生殖器官的酶活性》（俄文）（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报告》1958年第39期）、《春小麦用不同品种花粉授粉时雌蕊中放射性磷的积累》（俄文）（苏联《农业科学通报》1959年第12期）等等。这一段时期，刘大钧还广泛接触东欧国家的留学生同学，与他们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和亲如兄弟般的个人感情，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小麦遗传育种学科带头人，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广泛合作，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图3-6　1958年刘大钧在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与导师讨论学术问题（右二：刘大钧）

难忘留学往事

刘大钧回忆起留学苏联的岁月，一直十分感慨，尤其是对三件事情还留有深刻印象。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留学生学生会的工作。由于刘大钧在文体方面的出色能力，组织上委托他先后担任了留学生学生会的文娱干事、宣传干事、俄文干事以及学生会主席等兼职工作。刘大钧经常组织同学们观看歌剧和中国电影，参观苏联工厂，欢送毕业生，以及参加革命节舞会和联欢节、国庆节演出等活动。有一次使馆组织同学们参加联欢节，并答应给每位同学发门票，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大使馆方面没有提供足够多的门票，导致一些同学没有票不能参加联欢节。同学们最后把怨气都发泄在刘大钧等人身上，责怪他和学生会干部分票不公平，这件事情让刘大钧感到很委屈，其他学生会干部的情绪也受到影响。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学校和使馆的形象，刘大钧还是努力地说服其他学生会干部，给同学们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取得了同学们的理解和使馆方面的高度认可。

第二件事情就是刘大钧在苏联留学期间被苏联同学所误解。本来刘大钧非常注重与苏联同学以及东欧兄弟国家同学保持团结友爱的良好关系，也非常注意与各阶层同志的广泛接触，这其中包括了教授、讲师、助教、实验员、技工、普通工人。他的群众关系处理很好，经常给外国友人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但也有意外事情的发生。当时刘大钧的一名苏联室友突然患了癌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同学公开指责他的患病是由于刘大钧的同位素实验所导致，后来经过检查委员会调查证明，这种指责毫无根据，是一场令人不愉快的误会。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刘大钧都保持了高度克制的态度，并认为既然那位同学身患重病，就应该原谅病人的多疑，并没有去计较争论，反而多次去看望生病的同学，这种宽广的胸襟让所有同学和老师都敬佩不已。

第三件事情就是留苏期间，刘大钧等留苏学生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中共中央对苏联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每位中央领导到访苏联或路过苏联时，都会接见留苏学生，或报告国内外形势，或对他们的学习做出具体指示。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苏联的工作行程非常紧张，但是毛泽东主席还是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中国留学生代表，这其中就包括刘大钧本人。那是一个令人永生难忘的时刻，1957年11月17日，刘大钧和同学们在莫斯科大学礼堂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主席在那天著名的演讲中，一开始就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教导同学们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在讲话中，毛主席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毛主席的讲话亲切和蔼，风趣幽默。台上台下，有问有答，其乐融融，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图3-7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访苏期间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代表（照片来源于《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20日第1版）

为了满足更多同学能亲睹领袖风采、聆听领袖教诲的愿望，毛主席又特地从大礼堂来到学生俱乐部，对早已聚集在那里等候的数百名留学生说：“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毛主席还到学生宿舍察看，询问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建设祖国，加强与苏联师生的友谊”。近一个半小时的接见和讲话，使大家沉浸在无比激动和幸福之中，“为党奋斗五十年”、“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声响彻礼堂。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李富春、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苏联访问，给同学们做报告或指示。

在留学期间，由于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不断教导，使刘大钧等中国留学生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保持正确的立场，对苏联和国内形势保持正确的认识，对中共中央和新中国的热爱与信任不断加强。

1956年11月19日，刘大钧在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转正，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能在异国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对于刘大钧来说终生难以忘怀，他的一生都对党有着特别亲切的感情。

1959年12月，刘大钧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他完成的副博士论文为：《春小麦受精选择性生理机制研究》。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一大愿望，这个学位来之不易！4年半的苏联留学生活，对于一个有家庭的人来说是十分漫长的，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国内的妻儿和年迈的父母，留学期间仅回国探亲一次，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和科研工作中去，留下的是自己对妻儿和父母的一丝愧疚之情。

图3-8　1959年刘大钧在苏联莫斯科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合影留念（右一：刘大钧）

副博士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学位，其设置标准包括入学条件、学制、学位课程及论文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修读副博士学位必须先完成四年的大学本科专业教育和两年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教育，通过专业、外语、哲学的资格考试，最终提交论文，并通过口头答辩，才能获得该学位。根据1990年10月《国家教委人事部关于获得苏联、东欧国家副博士学位人员回国后待遇的通知》、该学位等同于欧美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

1960年1月，刘大钧学成归国前夕，根据高教部和中国大使馆的安排，他又被要求在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国际原子能农业利用培训班集中学习两个月，这次学习主要是针对美苏等大国的核垄断。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安全形势异常严峻，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苏联坚持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力图控制中国服从其全球战略，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美苏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进行常规军事威胁的同时，还多次对中国进行过核威胁。美国希望通过核打击来遏制中国核力量的研发进程，保持对中国的绝对核优势；苏联则企图通过核袭击来打击中国的国防力量，以满足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争夺霸主地位的需要。甚至美苏还都有过相互拉拢采取共同行动对付中国的想法，不过由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斗争，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最大威胁和主要对手，都不希望对方形成对自己的压倒性优势。因此，无论是60年代前期美国试图联合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还是60年代后期苏联试图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都成为泡影。中国政府则通过宣传舆论、积极备战、转变外交战略、加快发展核武器与核能利用等多种努力，打破和遏制了美苏大国的核垄断。

图3-9　刘大钧在苏联留学期间带回小麦杂交纸带折叠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通过两个月的专题学习，刘大钧掌握不少核能及其利用方面知识，为其日后开展核辐射育种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