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宁间的少年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沪宁间的少年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战乱初期的启蒙教育

1926年7月2日（阴历5月23日），刘大钧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庙西巷20号，兄妹中排行第四，次子。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七人，按年龄顺序依次为：刘玉（女）、刘寿（女）、刘大鋆、刘大钧、刘淑华（女）、刘绮纹（女）、刘佩玲（女）（注：南京农业大学人事处档案馆（档案编号：五类2号），1954年6月20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北大街派出所相关调查材料。）。

由于家族中有读书的文化传统，刘大钧兄弟姐妹中除小妹身体不好，没有进入大学深造外，其余6人都毕业于高等院校。大姐刘玉，1939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系；二姐刘寿，1942年毕业于上海中法药学院；大哥刘大鋆，1946年毕业于南京临时大学政治经济系；大妹刘淑华和二妹刘绮纹，1949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

刘大钧的童年记忆中，家里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尽管兄弟姐妹有七人，但父母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童年时期，他对父亲非常崇拜。认为父亲很有本领，所采集的矿物标本和使用的测量仪器也是他心目中最向往的东西。父亲经常对刘大钧姐弟讲述如何在野外探测矿藏的经历，因此在刘大钧童年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刘大钧很小时就随祖父识字。1931年9月，年满5岁时，他被送到武进县织机坊小学（旧名女西校）和哥哥、姐姐一起读书，父母认为这样能彼此有个照应。没过几年，哥哥和姐姐们都毕业了，只有他一个人往返上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刘大钧认为这所小学是女子学校，而且还是私立的，没有童子军，男孩子在这个学校不太合适，所以就申请转学。1935年9月，刘大钧转入武进县立武阳小学继续学习，转学以后因为哥哥、姐姐相继升入中学和大学，无人时刻叮嘱，每日游玩时间较多，成绩快速下降。这所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刘大钧在期末考试时，由于一些课程成绩较低，1936年秋季被要求重读五年级，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开始用功读书。(www.guayunfan.com)图1-3　刘大钧青年时期全家福（前排左起：母亲吴英、小妹刘佩玲、父亲刘介堂；后排左起：刘大钧、二妹刘绮纹、二姐刘寿、大姐刘玉、大妹刘淑华、哥哥刘大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从南北两条战线发动军事进攻。9月，秋季开学后，学校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沪宁一带战争阴云笼罩，形势日趋紧张，学校不得已关闭，刘大钧被迫辍学。10月，父母经过慎重商议，做出重大决定，由母亲吴英带着刘大钧兄妹七人开始西迁避难，父亲刘介堂因打理投资的蚕丝生意，没有随同家人逃难。

当时，国难当头，全国一片混乱，公路和铁路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每个地方都拥挤不堪，母亲领着刘大钧兄弟姐妹先在镇江搭乘轮船到达汉口，在那里暂住了一个多月，以待时局好转。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军的疯狂入侵，以及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沪宁地区相继沦陷。此时，父亲刘介堂与全家失去联系，毫无音讯。母亲吴英根据局势判断武汉也难以确保，四川、云南等地又无任何亲友，最重要的是父亲尚在沦陷区内，因此她每天戚戚不安，最终决定绕道粤汉路线。1937年底，一家人由汉口到达广州，再由广州辗转前往香港，在九龙暂住了近两个月，忐忑不安地度过这一年春节后，搭乘海轮前往上海。

1938年春，吴英带着刘大钧兄弟姐妹七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上海，租居在上海法租界，随即托人四处打听父亲刘介堂的下落，幸运的是父亲安然无恙，很快从常州来到上海，全家人终于团聚了。遗憾的是，父亲所投资的蚕丝生意因战争血本无归，常州武进的祖宅被日军洗劫一空，家中剩余存款也耗费殆尽，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母亲只好变卖自己的全部饰物，父亲则外出寻找一些以前的熟人借债度日。

沦陷区内的中学时光

图1-4　刘大钧少年时代

在上海法租界的避难岁月中，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但受过教育的父母仍然咬紧牙关，克服一切困难，坚持让刘大钧兄弟姐妹读书。在全家的生活安排妥当之后，哥哥和姐姐就开始帮助刘大钧补习英文和数学，以便让他继续升学。辍学已经快一年了，很多课程变得生疏，但刘大钧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很快就把以前学过的知识复习巩固到位。1938年9月，刘大钧考入上海私立齐鲁小学，继续读六年级，一年之后按期毕业（注：上海私立齐鲁小学是山东会馆的一部分，当时在上海很有知名度，其建立时间可以追溯到清代顺治年间，20世纪20年代，会馆一楼房间由霍元甲的精武馆租用，二楼房间在1926年开办了齐鲁小学。山东会馆在上海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五四运动”时期，这所会馆表现出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成为运动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营救抗日将士的中转处；解放战争时期，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奉组织之命到齐鲁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39年9月，刘大钧进入上海晓光中学（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前身），开始了他的中学时光。该校创办时间不是很长，选择这所中学是因为学校是教育部特准立案的，即国民党在上海租界里不公开的“国立”学校。有了这种“官方”背景，学校老师会经常讲述一些抗日事迹，甚至还组织慰问“四行孤军”（注：四行孤军：1937年，中日军队在上海展开“淞沪会战”，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副团长谢晋元率领450余人，死守四行仓库，实施掩护任务，号称“八百壮士”。他们的抗日英雄壮举引起了国内、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尊敬，完成任务后奉命退入租界，被羁留在孤军营，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严格训练，准备随时报效祖国，孤军营成为上海抗战的精神堡垒。）活动。这时的刘大钧已经开始接受抗日思想教育。升入中学后，刘大钧始终对数学、英文、体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学习成绩也很好。两年半的初中时光转眼即逝，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租界区，学校被迫解散，还有半年就能初中毕业的刘大钧不得已再次辍学。

为了保护家人的生命安全，父亲和母亲再次作出决定，举家迁往南京定居。因为哥哥和两个妹妹均在南京和镇江读书或工作，为了家庭成员方便团聚，相互之间有个照应。1942年1月，刘大钧跟随父母来到南京，这时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母亲能够变卖的饰物也所剩无几，懂事的刘大钧深感不安与愧疚，开始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

刘大钧在南京就读南京模范中学，这所学校是汪伪政府的“国立”学校。但是，学校课程的难易程度要比上海低很多，刘大钧学习起来相当轻松，半年之后顺利初中毕业。毕业后，刘大钧顺利考入汪伪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开始了自己的高中学习，因为聪明和勤奋，他的学习成绩始终比较优秀。

处于青春期内的青少年都很顽皮好动，刘大钧也不例外，他在学校经常会“触犯”校规，诸如晚上熄灯后讲话、不请假私出校门、星期天回家后返校迟到，等等。但是，影响最深的“事件”还是“闹饭厅”。他没想到这个“事件”结束了自己的高中学习，带来了人生的转变。刘大钧回忆起当年往事无限感慨！那是在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食堂把米饭煮夹生了，同学们不满意就闹了起来，训导员也很不高兴，就让一些同学把饭桶抬到校门口，准备送给附近的居民。正巧校长赶来，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当晚就找了一批同学去办公室训话，刘大钧也在其中。校长责问同学们为什么这样做，刘大钧实话实说，告诉校长是训导员指使的，结果校长无言以对，便怀恨在心。虽然当时校长未做任何处罚，期末的时候教务处在成绩单上通知刘大钧下学期不必再来学校了，即所谓的“暗开除”。气愤的刘大钧去找校长“评理”，那个校长要他写悔过书，此时的刘大钧血气方刚，告诉校长无过可悔。校长劝他另考其他学校，但是南京市内的其他学校办学条件都不太好，刘大钧又直接拒绝了校长的劝告。最后校长劝他报考大学，并允诺出具一份高中二年级的肄业证明书，这样就能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刘大钧只好同意校长的意见，结束了自己的高中学习。